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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人生路七十二】第四节：二哥 [复制链接]

瘦骨寒梅

主楼

发表于 2010-9-17 19:17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淡淡一片云于 2010-9-18 07:26 编辑

第四节：二 哥

我的二哥走了，永远地走了，去了另一个世界，再也不会回来了。对于他的走，是我意料中的事，人生自古谁无死嘛！过去那些统治者，天天要他的臣民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到头来还不是一个个被闰王逮捕归案？何况他这个平头老百姓，又是古稀之人，身患高血压，两次病危住院抢救呢。然而，当他真正去了，却又有着无限的思念和悲哀，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失去了的才知道珍贵”。过去总爱责怪他无所成就，其实他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是为生活奔波的一生，也是苦难的一生。今天怀着悲痛之心，翻开尘封已久的点滴往事，以寄托对亡灵的哀思。
                  寒冷的冬天    乌沉沉的天空，飘洒着零星的小雪，街上的行人很少，几只癞皮狗也绻缩在靠街沿边存放的汤锅炉旁，虽然炉里早已没有余温。父母为了生计外出了，去那里我们也不知道。家中只有我们兄弟俩，我们不知是饥饿还是寒冷，也许两个方面都有，我们只好捂在被子里，但这仍然抵挡不住饥寒的袭击，总感到手脚冰凉。这时他找来烘笼，在灶边的乌炭罐里，寻了点残渣，我们俩便披着被子，四只小手捂着烘笼，两只嘴不停地吹着刚点燃的小小火星，火慢慢地大起来，总算有了热气。这时我们从冷谈到了其它，他说他将来长大了要买一辆自行车，啊哟！骑起跑的飞快，好神气呵。这是我们儿时聊的最长的一次，一直聊到中午大人回来。
                                    吃多了而被斥骂
   我们共同有个温暖的家。父亲是个小职员，大哥不是亲生的，是姑妈死后抱养过来的表兄，还有两个姐姐。我们没有房屋田产，全部生活就靠父亲供职维持，因此生活十分艰巨。两个姐姐初中尚未毕业就辍学了，而且还去小学教书，过早地承担家庭负担。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在艰苦抗日战争时期，加之政府腐败，中国经济基本走向崩溃的边沿。深受其害的当然要数最低层的平民和无稳定收入的阶层了。我最难忘记的是父亲整日愁苦的脸，把家中一件件能值钱的东西清来卖了，父亲唯一的一条毛线围巾也卖了。因买不起柴火，床也打来烧了。但几张活生生的口，每天总张着要饭吃，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气，人一天天憔悴，脾气越来越坏了。有一天吃中午饭时，本来就很饥饿的二哥，吃了一碗后又去剩第二碗，这时我见父亲铁着脸骂道：“还吃那么多？”，吓得二哥将伸出去的手赶快缩了回来。这时我也发现父亲背过脸在擦红润的眼睛。
               学徒生涯 后来的日子更加艰辛，一九四四年，刚刚十四岁的二哥只好辍学去当学徒。第一家是在成都开个成衣店的远房亲戚。那个成衣店很小很小，只有一间约十五平米的铺面，楼上是师傅和师娘的卧室，木楼梯下面是只能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铺面上的柜台，既是裁剪的案板又是晚上学徒的床铺。因此，学徒只能在店铺打烊后才能睡觉。笫二天一早还得起床收拾被盖开门营业。小作坊有一台脚踏缝纫机，铺面上也挂了些学生服、中山装的成品，既卖也量身定做。初去的学徒，按规定只能做点生活杂事和打点下手。虽然过去我们在家中也扫地洗碗，但到底是家中呀，做的是自已的事。现在不同了，是在为人屋檐下，听人使唤，心里又是另一种滋味。有一次，他卖掉了一件衣服，被师傅师娘狠狠地骂了一通，吓得他饭也不敢吃，一个人走了七十多里跑回了家。父母见了很心痛，只好暂时把他留下。送去当学徒，父母心中虽然不好受，但也无法呀，总不能白白呆在家呀！隔不久，又托人送他到县城一家纸货铺当学徒。纸货铺除卖点纸张笔墨之外，也用木刻板印点小学作业本，做点绣球等纸花。我记得他有次回家还教我在两个纸板上错位挖上条缝，然后用纸板压着彩纸，通过缝隙抹浆糊，粘上一张后又换另一纸板抹浆糊，再粘一张彩纸，就这样粘上几十次，剪成半园后翻开，就成了一个彩球了，哈真好玩。但不到一年，他又不知啥子原因回来了。
   一九四六年，经朋友介绍在成都东大街找了一份工作，东家是外省在成都开药房的，卖的全是参茸盘尼西林等高档货，因这个商店没有特殊技术，只是照价卖货，也就是个店员，但名义上还得称为学徒，那是老规矩。在那里一直干到一九四八年，我家经济好转才结束学徒生涯。
                           偷卖了母亲的玉镯 我家虽无田产房屋，父亲还未出身爷爷就去世了，不能不寄居外婆篱下，因此很小很小就到成都学织蜀锦，开始在成都闯荡。那时正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变革时期，他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见证了四川保路斗争，看见了清王朝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后宰门斩首，五色共和的诞生。因此，对西方文化特别追崇。在生活上效仿着“文明”的新潮，在穿着礼仪上十分讲究，按现代的语言，是很时尚的，父亲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起到了浓郁的熏陶和感染，当然也滋长了我们许多虚荣心。二哥在县上当学徒时，竟偷偷地把父亲买给母亲的唯一一只玉镯偷去很便宜地卖给了一个地摊，换回了一件在当时来说很时髦的汗衫。那次回来，他很神气地穿着汗衫坐在门口的小凳上听讲“圣喻”（一种教化人行善从孝的故事，故事均由皇上钦点，故名圣喻，说书人边讲边唱，很合大众口味）。后来父亲知道了，当然少不了一顿“竹笋烧肉”（也就是挨竹板打）。
不幸的婚姻    一九四七年，我那姑妈儿子抱养的大哥，在胡宗南部补给区任职。那可是肥差事，听说每次下去清查军饷发放，那些吃饱了虚额的军官，便会悄悄地把支票装入他挂在那里的校级军大衣里。这段时间，他们的确发了内战财，汇回了不少钱。也许由于前几年吃了无固定收入的苦头，父亲便开始买田置产业了，最终买了一顶小土地出租的帽子来戴上，差点成了地主。家里经济条件的好转，二哥也随之结束了悲惨的学徒生涯，回到家里上中学。一九四九年冬，成都解放了。许多人家看到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嫁女的嫁女，聚亲的聚亲，他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经亲友撮合，便与一刘氏女子成婚，这就是我的第一个二嫂。他们结婚我不在家，早随部队走了，但我过去还见过，人长得高高大大，也很有姿色，就是没文化。这时百废待兴，正是知识青年找工作的绝好时期，但他迷恋新婚，失去了这一机会。后来土改，家里分得了土地，生活全拴在那几亩地上了。他从小又没有下过田，种过庄稼，不但不会，而且也吃不了那那个苦，整天埋头睡大觉。生活的拮据，昔日恩爱的夫妻也成了双方发泄苦闷的靶子，他哪里是人高马大二嫂的对手，常常被打的不敢还手。拖到一九五三年，只好离婚，生下的儿子由爷爷奶奶抚养，女儿由“二嫂”带走，从此便结束了第一次不幸的婚史。
                                                   有才无为
   离婚后他从恶梦中醒了过来，如同在灭顶的洪水中爬上岸，获得了新生。那时正时朝鲜战争最关键激烈阶段，前方需要大量的兵源补充。这时我已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也许是我的道路吸引了他，还是没有其它就业选择？他报名参军了，也到了朝鲜。朝鲜战争停战后，我们先后回国，我们部队驻在南京，他们驻在大连。一九五六年是部队大提干的一次高潮，许多经过战争考验的、表现好的纷纷送军校培养，或直接提干。一九五三年入伍，在朝鲜染了一水的知识青年，也有部份迁升。当时部队整个文化素质低，他虽不是什么专业人才，也说不上什么好高的文化，但他活跃、热情、聪明，对手风琴等等乐器弄得了两下，在部队当个基层宣传干部还是可以胜任的。这时，我收到了他一封信，问我要二十元，其理由是“牙坏了，需镶，但不能报销”。显然这是扯谎，那时我也意识到他华而不实，没有踏实的工作作风，将影响他的前程。果不其然，不久他就复员回家了。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性格决定命运”吧！
                                          瞬间的辉煌 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军队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光辉的榜样，就是复员转业军人，也受到大家的尊重。回乡不久，他被安排到小学教书。在部队时，便与后来的二嫂书信不断，回到家更是花落蒂熟，很快就结了婚。俗话说，人生最大喜事不过“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一九五七年暑假，他们在县城学习时我见了他，当时他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整天乐呵呵，穿戴整齐，精神饱满，拉着手风琴，风度翩翩，潇洒宜人。然而历史的巨浪已经迎面扑来。大鸣大放开始了，一贯爱出风头的他，当然也成了发言中的积极份子。言多必失，这是一条不可颠破的古训，所幸者其言论中还未涉及更多根本国策，又加之复员军人这顶桂冠，没有戴上高贵的“右派”帽子。但受批判是少不了的，转为正式老师则就免了。从此他也就走上艰难而漫长的为一日三餐而奔波的道路
                                          下乡当农民 我们党的“三面红旗”终于在历史的劲风中，撕成了碎片布条，中国经济已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他先后派去参加修成汶（成都到汶川）铁路，也去了穷乡僻壤的青海，最终还是因工程下马而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整天无所事是，不知干啥，伟大的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失业”这个字，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呀！但生活的出路在那里？在那里？？？，傍惶后他终于下了“决心”，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毅然放弃居民户口，申请务农。然而他却不知道，那时种田的农民，已失去革命时期主力军地位，在经济上是最低阶层，自已生产的粮食，却无权享受居民们最低口粮的保证，而且每天还要承担繁重而原始的体力劳动。出了三天工他就来不起了，任凭生产队出工的口哨吹滥，就是不理，装病蒙头在家睡大觉。
                           衣不蔽体 一九五九年我休假回家，见他除了身上穿的一件衬衣和长裤外，再没有一件能换洗的衣服了，因此，身上的那件显得又脏又旧，与一九五七年风华正茂比起，形若二人。我也没带多的衣服，只好托在重庆工厂的朋友，给他寄了两套工人穿的劳动布工作服。
                        心中仍然装着父母    一九六零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年代，“天府之国”的成都，也难逃厄运，用“路有饿殍”这句成语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八月份我休假回客家，父亲已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为了不影响我，他们在信中一句也没有提过。我将所携带的钱粮，全部用来补贴家中也无济于事，最后决定将父母带到部队渡过难关。父亲是居民户口，每月还有十八斤粮的供应，就托他暂为代领。部队领导见我困难，主动给了我五十斤粮的补助，再加上我的口粮标准，三个人合伙吃也还过得去。对于父亲的那份口粮，我早已不抱希望，心想在这饥荒年代，许多夫妻、父子为一两饭还要成仇反目，饥馑已经使人失去良知，或许这早成了他填腹之用了。但没想到，他却一两不动，每月按时将粮票寄来。这是我一生中对他最为钦佩的地方。
                        唯一的选择 人要生存，就要有生存之路，在这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时代，虽然宪法上写着“人人有劳动的权利”，但真的找个工作也确不容易。仕、农、工、学、商五大行业，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望求。仕，是为官，那都是上面委派的，他做梦也不敢去想；农、那是军事化的公社组织，早已吃够苦头；工、全是国营厂矿，没有招工指标谁进得去？；商、小商小贩是改造对象，有减无增，办不到营业证；学、还可以有点门缝缝可钻，但要想挤进教师队伍也难，那是有定额有编制的，只有打擦边球，看那个学校的老师有生病的、生小孩的去打个后补，代替代替，也就是所谓的代课老师。这也成了他后几十年的唯一选择了。
                     悲惨的代课生涯
   在当地，人们都尊敬称他是“汪老师”，其真实姓名反而遗忘了，但又有谁知道，在这“高贵”的称呼背后，确有着辛酸的血泪。那时不像现在有职业介绍所，更没有什么招聘会，就是要把自已当成商品出卖，也没有公平的市场。守先要打听到那个学校缺老师，然后再找关系托人去疏通，必要时还得送点礼，然后才说去上课。在学校还得处处小心，对同事要笑脸，对上司要听从，工作要勤奋。当学校开什么校务会或研究有关学校的事情时，还得靠边站，没有资格参加。那是最招人白眼的，本来稍好点的心情，一下又降到零度，终于又提醒了自已：“你是另类，下等”。自尊心的伤害，慢慢地使人麻木，嘻嘻！反正我是老师，只有自已安慰自已。一个月下来，终于领到耐以生存的一十八元，也就说每天六角钱，也就是当时我们出差的补贴标准，比起农民二角钱十个工分（标准劳力一天为十分工）又要高的多，但比起正式教师的二嫂四十二元又少了许多。本想就这样糊口养家，过个太平日子，谁知惊天地，动鬼神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整个国家在疯狂中颠簸，本来就摇摇晃晃的代课位子也打翻了，有几个临时掌权的老师，以诸多理由，硬把他赶了回去。天呀！，那是十八元的活命钱！本来全家五口，就靠他和二嫂六十元紧巴巴过着日子，突然之间减少了十八元，他真不知怎么生活。后来听二嫂讲：“这时他完全绝望了，不只一次产生过轻生的念头，连自杀的刀也准备好了”。这我完全相信，因为我亲眼见了那至今想起仍让人心酸的生活。有一天我去看他，那时小春还未大面积收割，农民们已迫不急待地把刚成熟的大麦打成粉充饥。大儿子（与后来二嫂所生的老大）在灶下烧火，不干的麦秸，燃烧中的浓烟弥漫了整个空间，他端着一盆调好的面糊糊，往锅里挑面圪塔，另外两个娃儿，则贪婪地看着锅里。煮好后放了点盐，给每个人盛了一小碗。我什么也吃不下，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我没有心情和食欲。当即，我给了他五元钱和一点粮票。本来想打算斥责他不该卷入派系之中，但这时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他已经够苦了。为了使他有勇气生活下去，我每月在城里给他买了蜂窝煤，东凑西凑点钱粮给他。他也放下架子，丢掉面子，拉上平板车到城里去贩卖胡萝卜。这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件小事，但对死要面子的他，是何等的不易啊！不是真正到了山穷水尽，不是亲情（特别是二嫂）的鼓励，这种苟且偷生的日子他是熬不过来的。后经我找地区教育局朋友帮助，时隔一年后，才又重新回到学校。这是我对他所作的最满意的一件事了。
                                    教学终身老无所养 就这样教出了一茬又一茬的学生，由中年变成了老年，不变的是代课教师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其间也有两次转正的机会，一九八零年初，对所有代课教师，满多少年的，一律转为正式教师，这他完全够格，但有一条界线，必须是吃商品粮的。看来还是农民低人一等，不够资格。到他快六十岁时，又出现了大好机遇，凡是长期代课老师，无论居民或农民，只要考试合格，就转为正式教师。他自已很清楚，由于幼年辍学，基本功根本就不行，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知识，教点语文，也还可以敷衍一下，会讲得学生伸长耳朵听，教音乐更是拿手好戏，但算数可就不行了，也许连小数分数也弄不清楚。现在好坏还是大家尊敬的老师，不要考个不及格逗人笑话，败坏了一世英明，只好急流勇退。好在儿子已大，借机回家养老，当然是没有一分钱的养老金的。后来也做过乡文化站站长，虽然大小也是个“长”字号人物，但也全是临时工，做一天算一天，随时也可叫你滚蛋。
                                    无奈的谎言 回家后靠二嫂的几百元退休工资生活，为了找点贴补，他开了一个小而不太景气的照像摊，揽点学生毕业照，外出打工证件照，有时一月也可以弄上几百元，但许多时侯还是门可罗雀。有时也在姐弟侄子处得到一点帮助。二零零零年后，二嫂病了，经检查是口腔癌，钱花了不少，在大小医院医治均无效果。这时他已知道，再把卖房子的老本钱花完也是回天无力呀。万一二嫂走了，又少了她几百元的退休金，今后怎么生活呀。有一天他对二嫂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告诉我，在某地某时扯一种草熬水服，可治愈你的病”。第二天他真的按“梦”中指点，扯回了一些草根，虔诚地煎熬成汤，我二嫂服后顿感舒适。但精神作用维持不了几天，病情依旧。后来我问他“你真做过梦吗，你真相信梦？我不信，你在骗人”。他苦笑地回道：“是编的谎言，我也没法呀！”。当一个人在无奈中自欺欺人时，在心灵中是何等的残酷，一切为了生存呀。
                                    在悲痛中渡过风霜暮日 二嫂死后，他万分悲痛，也为自已的残年归宿思考。后来听说他想找个老伴相依为命，我问了他有无此事？他低沉而又十分慎重地对我说：“我最好的地点是蒋志贤（二嫂）的墓地，早走早解脱”。当时我没太在意，后来想起，这也许是他真心话。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12月4日。他知道我每年春节有爱吃家乡粽子的习俗，因此，特地从老家买上包粽子所需的竹叶和麻绳，赶早班车给我送来。那时正是二嫂去世三个多月，他的心情还处在悲痛之中。我给了他三百元钱，让他买点年货，他收到钱后，只说了一句：你又给钱了！然后呆木地把我看了又看，似有许多话要讲，但又什么也没讲。最后，他带看凄楚的眼神，怀着从未有过的依恋，默默地走了，想不到，这就成了永别。高血压本当严禁喝酒，然而他呢，就是因头晚喝酒而导置半夜脑溢血而死亡。酒，人在高兴时喝，但在悲痛中也会饮。他是借酒解忧愁呀！这也好，一了百了，所有忧愁烦恼，将化着一缕青烟，随风飘去、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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