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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老树昏鸦 于 2010-8-30 08:52 编辑
打官司的女人
第一次见到她时,我正在网上津津有味地种菜偷菜。
“同志”,她在我的背后叫道,声音虽然很轻,却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不高兴地扭过头来,几分歧视立刻挂在了我的脸上。这应该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上身穿一件脏乎乎的花汗衫,下身是一件男人们穿的大裤衩子,脚上套一双满是污渍的塑料拖鞋,全身除了眼白和牙齿,全都是黑红色,我疑心自己到了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眼前分明站着一位“巴勒斯坦难民”。
“你找谁?”我不屑地问。她大概察觉了自己的唐突,勉强挤出几分不自然的笑容,拘谨中透出几分慌乱,“同,同志,院长在么?”
“不在。”
“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
“开会。”
“那,什么时候能回呢?”
“不知道。”
她看出了我的冷漠,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转身无奈地离开。什么人啊,动不动就找院长,都跟你似的,院长还活不活?一边忿忿地想,一边转过身去,继续玩我的电脑。
第二天她又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看上去五十来岁的男人。那男人柱着双拐,身上的衣服也是又脏又旧,头发和胡子乱蓬蓬的,让人看了起腻。男人进屋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直愣着眼呼呼地喘着粗气。他们还是要找院长。我问她有什么事?女人指指沙发上的男人,说,这是俺当家的,三年前给人打工干装修,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成了这个样子,光住院就花了四万多,老板只给了两万多,以后说什么也不给了,咱法院给判了六万多,可到现在也拿不到钱。“俺把法院的门槛都快踢破了,那一回都说不让俺着急,俺怎么能不急呢?婆婆八十多了,下头还有两个没有成家的孩子,他这里又干不了活,一屁股债也还不了,俺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说着,她竟“呜呜”地哭起来。
我被她哭得有些心酸,真想带她去隔壁见见院长,然而这次院长是真的不在。我心里清楚,类似这样的案子并不是个例,即便找到院长,也未必会有什么好的办法。我给她作了些冠冕的解释,安慰她不要着急,说等院长回来一定代为转告。我知道这些并没有什么意义,可她还是对我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大约十几天之后,她又来了,这次带来了一位老太太,我想那定是她的婆婆了。因为见过两次面,她不再那样拘谨,说话也自然了许多。她问我见没见到院长,跟院长说没说她的事情?这次我倒有些慌乱起来,因为自打她上次走后,我竟然把她的事情忘到了脑后,这样的事情于我已是司空见惯,心早已变得麻木了。我只好谎说这些天院长一直在外地开会,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显得很失望,又一次跟我说起家里的困难。我打断她的话,告诉她等院长回来一定把她的情况向院长反映,嘱咐她不要再跑了,来的话也别把男人和婆婆带来了,大热的天,受不了。她说没想让婆婆来,可婆婆非要跟来,说她有话要跟我们说说。果然,老太太说话了:
“小同志啊。” 她颤微微地想站起来,我站起身走到她跟前,扶她在沙发上坐好。
“俺们可没把你们当外人啊,说这个你就不知道啦,那些年多难啊,俺们拿命护着你们这些工作人,有俺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们一口吃的。那时侯,政府是真给俺老百姓做主啊。这时候,怎么找你们办点事就这么难呢?……”
女人拦住老太太的话,冲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搀起婆婆,怏怏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我傻傻地站在那里,好半天竟没有回过神来,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一摸,都有些烫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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