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苦的百合为谁开？

闲散之人

凄苦的百合为谁开？

                                                                                         杂说王实味

      大学毕业的毕业论文，最早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现代文学，其中选择了王实味的一些东西。我的指导老师坚决不允许我写，理由很简单，那时候的王实味还是“反动文人”。

       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会“造词”的民族，或许是方块汉字的表言达意的特殊功效，所以，仔细把玩“反动”这个词，越发感觉意味深长。

       后来我就把有关王实味的文字以及想写出有关他的文字，统统闲置了，这一闲置就闲置了近三十年，斗转星移，岁月过隙。如今的王实味尸骨上的那顶“反动文人”的帽子已经没有了，比“反动”更具有震撼力的两个字是“平反”。从“反动”到“平凡”，我不知道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掠过惊鸿一瞥的人是不是有在天之灵，抑或说，他冥冥之中感受到自己已寒的尸骨上的那些恶毒的诅咒已经悄然随风而去，他抑或感到自由和阳光的温暖。

      1947年7月1日，王实味被秘密的砍杀于暗夜之中，这个日子特别好记，因为它和党的生日同属一天，一个生日，一个忌日，相信所有的人都忘不掉。有关王实味之死，据说是被王震批准，秘密杀掉的，而杀掉之后埋尸于一眼枯井之中。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之中发生的，在红色的延安没有什么人会关注这样一个反动分子的去留，以及行踪。所以，那个暗夜不一定月黑风高，但是，一定是很适合刽子手举起屠刀，然后剁掉一个知识分子无辜的头颅。人生没有假如，假如王实味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奔赴的圣地最终成为他生命的不归路，他还会去吗？这真是一个充满着悖论的话题。

      思想者的悲哀在于，思考的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古往今来，中国外国，无不如此。在蛮横而铁血的政治家面前，当他们不喜欢你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你，就像很随意的摔破一个瓷碗一样简单。

     因言获罪，因文获罪都是一回事儿。王实味大概属于后者。1925年王实味在他的书信体小说《休息》之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这也正是他怀揣着革命的理想和热望，投奔圣地的动力之一。从1937年10月到延安，到1947年7月1日被杀害，王实味在延安生活了大概有十年。这一定是他人生最波澜壮阔的十年，也是他人生最大起大落的十年。其实，前半段，王实味就是一个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定等人著作翻译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

      王实味是一个文人，文人的思想有的时候简单不过于一个朴实狡黠的农夫，在延安生活的久了，他当然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而这个一员路见不平的时候，当然要“一声吼”。虽然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延安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泽东少半块。应当说，在当时的标准里，算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待遇了。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这件事王实味做的不太厚道，因为在这之前的1930年他已经成婚，居然再娶，就这一点也颇让人多点口水。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正是这两篇文章把他推入了不归路，惹下了“杀身之祸”。

      毛泽东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有了这样的定调子，王实味的悲剧人生注定要不可收拾。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野百合花》发表于1942年3月，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文章中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当时延安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王实味可能是偏激的， 他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举办的文艺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斥责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批评了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而这篇内容基本属实，却略显偏激的文章，也给了国民党文化阵营大肆利用的机会。很快王实味就遭到了批判，但是，在批判面前，王实味没有丢下文人的倔强和孤傲，他坚持不认错。

      很快王实味就成为“不折不扣”的托派分子，想一想中共党史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悲剧，一个王实味其实真不算什么。王实味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觉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而是诚实、率性地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

       后来很多回忆王实味的文字都这样说：

      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

      语境平和的《野百合花》最后成为王实味人生弥足的存留之一，如今读来，没感觉到作者有什么阴暗的心里，或者是在煽动什么，如果有，大概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面对理想的碰壁而愤然的呼声而已。

      没有谁知道，在1947年，7月1日的那个漆黑的夜晚到底是什么人斩杀了王实味，而且抛尸枯井，但是，枯井也无法掩埋历史迟早要还原的真相。他的北大同学、妻子刘莹一直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还在盼望一家团聚。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刘莹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地千古奇冤。1973年夏只身南下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1990年12月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子已经五十五岁，泪流满面。1982年2月，中组部作出决定，否定“五人反党集团”的存在。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如今，在我的案头就静静的躺着这样一本《王实味文存》，一路读去，几多感概，几多唏嘘。这本文集里面，依然能感受到王实味那颗革命者的心，是向往，是坦荡，也是勇敢和无畏。

     野百合花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它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无论是寒冷还是酷暑。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大概没有把自己比作“野百合”的意思，但是，他的遭际却也和野百合相差无几。


                                        2011年1月26日星期三

魔皇2011

所谓圣地其实往往藏污纳垢。

魔皇2011

才读到，好文章。

冷笑

闲散兄此文好。

看延安整风的文章，好人被整疯，读者也被整疯。

刘易斯

1973年夏只身南下来到北京申诉。
————————
这个时间是笔误？1983年？

刘易斯

在那样的特定场合，为了政治的需要，王实味的命运是注定的了。
而，王只不过是个缩影而已。
纵然后来平反了，可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肥田老鼠

闲散老师，再来一次运动，你这也有砍头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