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秋风四起,我成了人间惆怅客。方遯翁老爷子在《围城》里恰当地指出,吾托词悲秋,实为怀春。所以方鸿渐跑到甲板上去找鲍小姐调情,我在十五岁时跑到小女友家楼下唱歌,方鸿渐调情结果很尴尬,而我也没等到和小女友的相拥而泣。所谓人世间不如意之事十之十一,大多痴情都不过是自作多情。
之所以跟在外地上学的小女友提出分手,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感在作祟:我觉得我在后门班堕落太厉害,已经不配拥有神圣的爱。给她发出分手信之后,我在床上躺了两天,柔肠百结,水深火热。几个月后依旧无法释怀,在月黑风高的周末,我来到她住的家属院外面,迎着秋风唱了一夜悲歌。为增加仪式感,天亮时分找墙根处洒下一泡小便以示纪念,这泡尿无疑是个绝妙隐喻,与被压在五指山下的猴子命运殊途同归。
退学后,在县城宾馆做党委书记的三舅给我找了份服务员工作,跟几位好看的姐姐们一起铺床叠被,我自然不乐意干这种伺候人的活,太没格调了。半个月后逃之夭夭。可怜的爸妈无比失望,我对他们也失望:为什么我就不能做歌星呢?不做歌星,当作家行不行?你们别再啰嗦,给我三个月时间,我给你们写一部伟大作品来。
因为种种原因,我的伟大作品并没有横空出世。李大钊同志说,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我想我的作品之所以不够伟大,正是因为我缺乏这份浓郁的牺牲情怀。
写作之外,我坚持听歌,至今我坚持认为,那是我打开世界的重要方式:埃及术士只须一滴墨水为镜,便能向路过的人展现万里之外的景象。那些唱歌的人便是这埃及术士,而为了深刻体会那些景象,我坚决不看磁带封面上的歌词,自己猜歌词,然后一一对照。这样无形中也增加了词汇储备量。日子很充实,很有趣。不过其时只有四大天王,张雨生齐秦王杰,还没周董的歌,不然打死我也听不出在唱什么。
在家待了几个月,完成一个中篇小说,两篇中篇童话,小说内容差不多忘了,童话我还记得,兴许还能找到残稿。明显是受郑渊洁的童话影响,我在方格稿纸上写的是关于猫和老鼠交朋友的故事,看上去挺厚实,我念给我妈听,我妈是感性的,结尾处听得满眼泪花花。这让我颇受鼓舞,兴冲冲投给了上海的故事大王杂志社,后来故事大王给我回信了,说我的作品不适合在他们的刊物发表,建议另作他投。我恼羞成怒,从此拒看故事大王,必须得长大了。
伟大理想并未实现,我决定再次逃亡,要去资本主义的南方打工。几个月之后我幡然醒悟,我是社会主义人民,资本主义并不适合我,遂再次仓皇出逃。岂料下火车刚走到一花园小路,便被一名小歹徒持刀威胁。我表现相当淡定,甚至还对持刀歹徒报之以同情,因为我的传统美德——贫穷,注定让他一无所获。最后他沮丧地扒下我的外套哭着走了。在秋风四起的十月,我穿着一件T恤,耳边隐约传来王杰的歌,微凉的风吹着我凌乱的头发,手中行囊折磨我沉重的步伐,无疑增加了几分悲凉感。
我再度回到宾馆上班,依旧做党委书记的三舅跟我进行了一番思想交流,认为经过这番挫折,我长大了。这次我没去做服务员,到宾馆商场部做售货员,工资在小县城也不算低,三百四十元。为立功赎罪,我每个月上缴二百五十元。我喜欢在商场部上班,以零售价卖掉一箱茅台之后,可以再偷偷到批发市场用批发价重新购买一箱酒放回原处,这样就可以赚到中间的差价。这种偷梁换柱的伎俩赢得了我的两位同事姐姐的热烈支持,我们坐地分赃,而同事之一的小李姑娘更加高瞻远瞩,认为我很有经济头脑,干脆做了我的女朋友。
跟小李姑娘谈恋爱很让我满意,她比我大两岁,可还是很愿意撒娇,这对男子汉的自尊建设起到了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我又有机会表现我的歌唱实力了。小李姑娘比我的初恋小女友认真得多,总是让我唱歌,听得又总是很认真,我很感动,终于遇上了知音。小李姑娘最喜欢听的是一首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罗大佑和张学友都唱过,她后来说,正是因为这首歌让她芳心暗动,她其实并不赞成姐弟恋,但是这首歌太沧桑了,她爱上了我十七岁的沧桑。她在黑暗中流下同情的眼泪,你受过太多苦了,真不容易。由此可见她的善良,要替我分担一些苦。那时的姑娘喜欢用这种方式表达善良。当然现在的姑娘也很善良,现在的姑娘表达方式是,因为我不愿意你为我受苦,所以我直接嫁给不让我受苦的人。那时候理想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因此让许多打着理想旗帜的无耻之徒乘机钻了空子。比如我曾经的朋友维卡,他骗女孩子说自己在北京曾经出生入死,骗取了芳心,而实际上他只是在部队养猪。
十九岁那年我想在我们县城搞一个露天卡拉OK,这种娱乐形式我在南方见过,既能够自己玩,又能赚钱,这实在太幸福了。但全套音响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资金,我没有,希望爸妈提供资金支持,爸妈一向保守,认为做这种事不够脚踏实地,他们心里没底,让我征求二舅意见。在我的几个舅舅中,我认为二舅是最智慧的一个了,因为他一向瞧得起我,很愿意跟我交流,他对我说过,如果我有什么好的想法,他可以提供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于是果断找他寻求支援。但是智慧的二舅断然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说大家无非图个新鲜,过一阵就凉了,所以他绝不支持。我沮丧极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一家露天卡拉开张了,更焦虑,本来我才应该是第一。
危难时机方见英雄本色,小李姑娘挺身而出,拿出所有积蓄,说,亲爱的,不要忧伤,不要难过,我永远在你背后支持你!这个时候她不再是那个喜欢撒娇的傻丫头了,她显得很果断,很有大女人的风采,而我则成了小男人,这让我肃然起敬,果然是性情中人,这可是你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啊!她的表情娇憨可喜,点着我的鼻头说,都是自家人,你跟我客气啥啊。
小李姑娘的大胆之举让我一直犹犹豫豫的爸妈感到不好意思了,很快提供了剩余资金,爸妈苦口婆心警告我,一定要守好摊子,不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痛快答应了。露天卡拉OK终于要开张了,我们家终于走在了时代前端,有了现代化音响设备。那时候的VCD机可贵了,要两三千块。
但是很快,我和小李姑娘伤感起来,她已经习惯了我天天送她回家,我也习惯了她的小鸟依人。四五里地的路程,我们每天得走上一两个小时,而如今我要忙事业,不能让她做小鸟了,这如何是好?小李姑娘气哭了,她没办法忍受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回家。而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事业和爱情不能兼顾的苦恼。男人,真的很难。
灵机一动,我跟弟弟商量了一下,每天出摊前两个小时由他看管,后边时间由我看管。这下小李姑娘又笑了,又假装心疼地说,以后你白天要上班,晚上又要照顾生意,还要送我回家……真是太辛苦了。我大义凛然,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不怕!那个时候我真像个有为青年。
我们那道街从此热闹起来。许多人到我的场子唱歌。有个女孩子,连续一个月天天唱别问我是谁,唱一次哭一次,让人好奇,最后大家都知道了她是谁,她原本也是一名淑女,却不幸爱上了当地一位小流氓。还有一个家伙不会唱歌,但他喜欢念歌,因为他给我钱,我也同意他念,虽然常念错别字,但我并不打算纠正。
我的偶像黄家驹那两年在经济方面对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当时县城只有我的摊位有黄家驹的唱碟,所以许多年轻人大老远跑我地盘唱,这件事让我对自己的无知做了反思,我一向以为只有卓尔不群的我才会喜欢黄家驹,他们这些乱七八糟的混混怎么可能喜欢?当然值得安慰的是他们的粤语发音都不标准。最标准的是给我们宾馆搞装修的那伙广东佬,几乎天天要过来捧场。他们给钱很大方,有一天,他们队长要过生日包场,一下子塞给我两百块。我很高兴,是我平时收入的三四倍。
有时候没生意,我就自己唱,许多歌便是在那个时候学的,那时候我已经不喜欢刘德华了,他已经不符合我的审美。我的不少熟人晚上没事都愿意来捧场,没人的时候也会嚎几嗓子,营造热闹的气氛,为表感谢,每到午夜便请大家喝瓶啤酒,吃盘刀削面,皆大欢喜,尽兴而归。
两年后,据我妈的小本本记录,露天卡拉OK在收回成本之后,还赚了一万多块,真是令人开心,同时羞愧,因为这很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正确的投资……
后来我爸闲着没事就自己出摊,他俨然成了音响专家,因为修理费要价太高,他很心疼,就自己买工具书刻苦钻研,经常拆卸VCD机和功放机。我们家的两个自制大音箱也是他的杰作。其时我们兄弟俩早已丧失了出摊的兴趣,我有了另外的乐趣,已经玩物丧志了,而我弟弟则喜欢骑着摩托到处兜风,我们都不愿意傻乎乎地在街上卖唱了。
街头卡拉OK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卡拉OK,每个人躲在家里就可以做歌星。至此,关于青春,我想也许可以谦虚地做一番总结,它无非是一些骄傲而羞耻的想法,倔强而虚弱的姿态,自怜而无聊的废话,仅此而已。虽然我可能在精心布置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某种逼真感,但终究还是流于表面,甚至那个我只是另一个虚构的我。然而又因为它曾在我的躯体里蜿蜒流淌过,我又忍不住去相信那些真实荡漾的绮丽。
原作于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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