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冷不丁地陷入沉思。现代,既能带来文明,也能带来野蛮。比如,现在流行用手机刷抖音,你仔细想想,无论绅士,还是淑女,刷起抖音时的那个肆无忌惮的样子,是不是一点也不绅士,一点也不淑女。而我们小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我小时候,会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安安静静地看一本小人书,一页一页地慢慢翻看,看完画再看字,看完字又看画,真是爱不释手。有本小人书叫《鸡毛信》,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故事深深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里:小英雄海娃,年仅12岁,就当上了村儿童团长,他爹也不含糊,是游击队员。一天,他爹让海娃给八路军的张连长送一封信,海娃一看,信角上插着三根鸡毛,相当于现在的加急快递,于是,海娃把信揣在身上,赶着羊群就出发了。转过山崖,海娃看见西山顶上的消息树倒了,消息树相当于现在的突发事件预警,海娃知道小路不能走了,于是就走大路,可是,偏偏碰上一群抢粮的日本鬼子,海娃灵机一动,把鸡毛信绑在了那只带头的老绵羊的尾巴底下,日本鬼子说肚子饿了,用枪逼着海娃把羊群赶回山里,那意思要吃烤全羊。海娃急中生智,故意抱着几只小羊哇哇大哭,央求不要杀小羊。日本鬼子是逆反心理,小羊多嫩啊,于是,就抓了这几只小羊宰着吃了。日本鬼子明天还要吃羊,就不让海娃走,晚上,海娃趁着看哨的鬼子打瞌睡,偷偷把老绵羊尾巴底下的鸡毛信解下来,拼着命地跑上山送信去了,跑呀跑,跑呀跑,最后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海娃摔晕过去了,恰好,八路军的张连长看到消息树倒下后率队赶到,张连长把海娃抱在怀里,海娃醒过来第一句话是:“信……鸡毛信……”我特别爱看这本小人书,机智、勇敢、顽强的海娃,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我看得非常仔细,一个画面里有几个日本鬼子几只羊,我都数得清清楚楚,我看小人书时神色镇定,可内心却随着故事情节波澜起伏。
我爸和我妈也有他们的快乐,晚饭后,我爸捧着一本《民主与法制》杂志,我妈捧着一本杂志《大众电影》,各自读得津津有味。时间在阅读中消磨,换来的是精神世界的丰盈。
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机,只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是全家甚至整个院子里共享的好声音,李光曦的《祝酒歌》、关牧村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于淑珍的《泉水叮咚响》,每一首歌都令人陶醉;电台播讲的长篇小说《李自成》《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每一次播讲都扣人心弦;相声更是天津人的最爱,高英培、范振钰的《不正之风》,杨振华、金炳昶的《假大空》,魏文亮、孟祥光的《要条件》,每一段相声都把讽刺与幽默的艺术演绎得酣畅淋漓,人们笑得那么开心,那时得癌症的人、突发心梗脑溢血的人、失眠抑郁的人好像很少,除了食品远比现在安全外,人们精神的营养也比现在绿色和健康。
那时是电影的时代,看电影是群众最喜爱的集体娱乐活动。电影院里座无虚席,《庐山恋》《大桥下面》《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电影里有青春、有爱情、有事业、有家庭,那时的电影能让人从头看到尾,那时的电影能让人还想看第二遍,那时的电影能让人精神振奋,出了电影院走起路来脚步都变得轻快。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家里终于有了第一台电视机,是我妈和学校的十几位老师“打会”(民间集资的一种方式)后“抓阄”,花了四百块钱买的,那时电视机是紧俏商品,恰巧我爸的一位学生家长在电视机厂上班,就这样,我家很不容易地有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我看的第一部电视剧是《敌营十八年》,在电视机里看的电影印象最深的是于洋自编自导自演的《戴手铐的旅客》,现在刀郎在演唱会上含泪唱起的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传来驼铃声……”就是那部电影的插曲《驼铃》。那时的电视经常转播体育赛事,伴着宋世雄高亢嘹亮的解说,中国女排勇夺三连冠,让每一个中国人热泪盈眶,那时的中国男足也比较给力,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像现在,一有中国国足的比赛,赛前让人提心吊胆,赛后让人垂头丧气。
说句真心话,我还是怀念以前那个年代,那个表达爱情需要鸿雁传书的年代,那个给人拜年需要亲自登门的年代,那个每个人都有一张可爱笑脸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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