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指尖弹出盛夏 于 2024-6-22 21:02 编辑
人生来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所生的国度、种姓、所处的时代,人的一生(好多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在进行第二次选择,选择自己的父母、国度和时代。
太虚大师1890年生在宁波,没多久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把儿子丢给自己母亲,太虚幼失怙恃,由外婆养大,外婆信佛,太虚从小深受其影响,少年时就做了和尚,并研读佛经,可以说很早太虚就选择了自己的种姓——天竺。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时期,太虚都关心时事,阅读了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的理论著作,大为折服,深受维新思想的熏陶,后来南下广东,与革命志士有许多接触交流,现在一般看来,太虚是个不安分的和尚,其实不然,人的一生无法选择父母,但他终究会在伟大的著作中找寻到自己精神上的父母,这好像是斯迈尔斯讲的。
接下来革命成功了,太虚推行他的佛教改革,革命失败了,他就闭关,埋头著述,后来去了台湾、日本旅游考察,大开眼界,后来归国,又北上北京等地考察,接触当时名流,推广他的佛教革新思想和一套僧侣制度构想,反正多半不济,再后来,去欧美英法等国考察,我想当时恐怕没有一个和尚像他这么风光。
最后他的许多得意弟子都是早夭,他与欧阳竟无等佛门同道中人也多有矛盾,他的梦想一直无法实现,1947年圆寂,享年59岁。我想从他青年时经营的金山佛学院,到后来投注很多精力的武昌佛学院,他一生也都是在选择他的第二种选择——佛教的理想国。
最近看了一本中国佛教史,感觉总体上讲过于骨感,几乎可称之为教义史,只讲佛教教义和宗派的流变,我觉得还远远不足,我坚信一个篱笆三个桩,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方面都应要有交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非游离于时空之外,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始终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力场之中,真把佛教当成白莲出淤泥而不染了?
盛世时国家统一,修生养息,是皇帝抱佛脚,兴建寺庙,弘扬佛法;乱世时生灵涂炭,是草根抱佛脚,如此而已。国家府库充实时大兴土木,造石窟,铸金身,梵宫千万间,都是要money的。寺院僧众每日吃喝拉撒这些都是经济账,佛家体制,产权继承尽管世俗也要有所交代,出家为僧毕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儒道释三教的纠结史也应该大书特书,不把这些交代清楚,光写佛家教义,冠之以佛教史总觉得有点名不副实。
赵林教授写的《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一书,受黑格尔、汤因比历史哲学影响较大,他将人类文明分为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宗教时代和工业时代。中国学者推崇那种“板凳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态度,相比之下,赵林教授更倾心于西方思想家宏观的、高屋建瓴式的治学方法,通过比较、综合,从宏观高度进行整体的把握。当然,我以为这种方法纵横捭阖美则美矣,但让人诟病的是较多常识性错误,往往漏洞百出,落到严谨的学者手里能当故事会看待。
但将宗教传播演变放置到文明的大背景中,我以为很对,“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所谓老龟煮不烂,就是因为没有“移祸及枯桑”,这是必须的,就像粟裕说的,杀鸡就是要用牛刀,否则佛教史读来读去,不过是皇家和佛门的联姻史,严谨有余,却并不有趣。
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截止到隋代算起来有三百多年,这段时间里,西域里也有不少小国家,佛教传入西域几乎没什么阻力,落地开花,佛教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天竺帝国王朝如阿育王、迦腻色迦的佛教大力推动,一方面也是西域本来也没啥文化,可能乱世中人们更易接受佛家思想。反正在西域塔里木盆地的南部和北部等国如于阗、龟兹、高昌、疏勒,佛教文化一时绚烂,寺庙兴建、石窟、壁画、塑像、音乐等佛家艺术登峰造极,持续到唐朝依然盛极一时,只是在唐末才渐渐衰落,或许因为他们所操并非汉语,更多是吐火罗语,中国的佛教史似乎看重汉传佛教,历来对这些都一笔带过,似乎有意无意都忽略这一场盛极一时的文艺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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