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到后世有几个著名弟子,一个是贾谊,先开始谈仁义,后来遭冷落开始倾向道家,一个是董仲舒,费尽心机写就《春秋繁露》为孔子历史观做辩护,吹捧春秋笔法,一个便是刘勰,用一本《文学雕龙》为孔子文学观做注解。《文心雕龙》第五十篇是序言,谈到一个重要问题,人为甚要写作。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开首第一段落里,就有“心”“灵”“性”的字眼,在本章最后一段中,也说“逐物实难,凭性良易”,看来他很在乎文艺创作与心灵的关系。文人下笔,无非是倾吐心声,抒发情怀而已,文由心生这是肯定的。通常我们常问起人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总有许多答案,我以为最直接的是电影刘三姐中的歌词: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回答得干净利索,简洁明了。钟嵘《诗品》说的很明确:“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文艺创作来不得半点强求,在于一颗敏感的心去积极感受造化万物,并剖析内在精神世界,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
然而刘勰的创作观,倒很像是让文人背着炸药包去炸碉堡,一开始功用性就非常明显。一开头就明言,人处一世,应该树德建言,所谓留下著述,藏之名山,而他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继先圣之绝学,并附上一段青年时梦见孔子随之南行的经历,将之抹上一层神圣的色彩,所以说到自己的著述,则要“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故而以他孔儒的眼光看来,魏晋时期的文学都是不足取的,所以,在开篇序志说的就很清楚,曹丕兄弟、陆机等人的文学,只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就是可圈可点,但谈不上优秀,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是因为他们都不讲圣人之道了,即“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他们都偏离了孔孟之道,而他刘勰要做的就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古文观止》好歹还收录了陶渊明三篇文赋,而《文心雕龙》中刘勰则自始至终对这位陶靖节是只字不提。
按理说,依照刘勰孔儒的脾胃,是不应该漏下陶渊明的,尽管陶渊明身处三教合流的东晋,但从其文字上来看,可以得出结论,陶并没有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基本上还是可以算作儒家子弟,他诗文中就说过“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身上佛道的影子很少,佛教讲人生死后轮回业报,这些在陶渊明诗文中是没有的,并不谈彼岸世界。他的生死观很明确,死者长已矣,死亡是生命的终结,“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尽管他和当时的名僧慧远有一定的交往,但从诗文中看得出来,他对佛教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刘勰闭口不谈陶渊明,我想从陶潜文字上分析来看,主要还是在于其人生观上与刘勰的标准有较大出入。尽管陶潜写下“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但他在诗文中谈死比谈仁义实在太多了,人生观过于颓废衰飒。陶渊明弃官退隐,有几种内在根源,一者是感叹日月如梭,人生皆苦,二者是政治黑暗,祸福相倚,让他萌生退意,三者是其天性使然,酷爱田园生活,此三者促成其不为五斗米折腰,最终在中年挂冠而去,躬耕南亩。所以他诗文中谈人生苦短的诗句比比皆是,如“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亡”、“一生复能几,倏为流电惊”、“人生若寄,憔悴有时”。他念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但同时也念着“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念着“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他回到家乡,自食其力,貌似身心得到解脱,他写下“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尽管他这种愉悦是否出于真心我们不得而知,至少从字面上看出来他还是很高兴得偿素愿的。
同样是感叹人生苦短,“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但曹植仍然渴望着投笔从戎,立金石之功,故而他的文字为刘勰极力推崇,而陶渊明感叹“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的结果,不过是聊尽手中杯,到死只恨“饮酒不得足”,这样一种惫懒的人生态度,肯定不入刘勰的法眼。孔子不得意时赞成曾点风乎舞雩咏而归,那也是气话,其实是不当真的,陶渊明本质上几乎是漏巷的颜回、赤贫的原宪的翻版,虽自得其乐,但总感觉缺少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这恐怕就是刘勰《文心雕龙》中不尿陶渊明的主要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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