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王谢堂前燕
今朝冷眼旁观人
自“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来,写过短篇小说的不计其数,其中卓越有成就的作家,粗略一数,就有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郁达夫、张天翼、赵树理、孙犁、汪曾琪等。白先勇究竟是从什么意义上,通过哪些方面的努力得以脱颖而出,自成一家,而终于与张爱玲合称“金风玉露”?白氏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是最现成的答案。
一
《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的开篇,故事既写实又充满象征。女主人公尹雪艳“总也不老”,“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还“八字带了重煞”,沾上的人(王贵生、洪处长、徐壮图)轻者家败,重者人亡。尹雪艳首先当然是一个迎来送往的红舞女,但她的既与人世不通又能左右众人的法力,她的俯瞰人生的特异功能,她对他人的蔑视和镇力,表示出她不单是个高级交际花,还是命运,尤其是死亡的象征。
第二篇《一把青》则基本写实:一个名叫朱青的女孩子,在南京时嫁给了空军飞行员郭轸,然而郭轸却在新婚不久的战争中阵亡了。朱青悲痛欲绝,被父母接回老家。几年后朱青在台湾成为歌女,又结识了一名飞行员小顾,不料小顾也在一次飞行中失事身亡。但这次朱青却坦然对待,毫不悲伤。主人公的前后反差使人震动:“南京的朱青”清纯、羞郝而又专情,“台北的朱青”言语粗俗,十分孟浪,并且无情。这不是在磨难中成熟,而是在坎坷中麻木了。
《游园惊梦》是诸篇中最为精致完美的杰作:窦夫人和钱夫人过去都是夫子庙清唱的歌女。钱夫人因为钱鹏志将军听了她的昆曲《游园惊梦》不能忘怀,把她娶了去以娱晚景。歌女于是成了将军夫人。但由于将军年老,钱夫人在男女性事上实同守寡。这难言的委屈使她出轨,唯一的一次出轨——对象是将军的参谋郑彦青。这次偷欢在带给她欢愉和激情的同时,也令她以后的日子更加难捱。现在将军已死,她也风光不再。而另一位姐妹却在遭受了被别人横刀夺爱、做偏房等一系列苦难后“熬出了头”,成为“窦夫人”了。小说便以台北窦夫人的家宴为凝定的时空,以钱夫人的心理意识为抛钩,拢串勾连起几十年前的痛楚往事,并在今昔对照中呈现人世的流动与命运的变迁。
《岁除》取中国传统的除夕夜为特写的时间,以刘营长家的团圆饭为空间,刻划了退伍军人赖鸣升的形象,显现了“过气”的窘迫和困顿。
《梁父吟》以翁朴园和雷委员的对话形式展开:王孟养和翁朴园是结拜兄弟,曾一起参加辛亥革命,后又共同投入北伐、抗日的洪流,最后均成为功高位显的勋臣,王孟养还做了总司令。但在翁朴园和雷委员对话的时候,王孟养已经去世,翁、雷二人正是刚从灵堂回来。这种对故人的娓娓谈论,流露出对“英雄”(创造历史而本身就是历史)没落的感慨和悲叹。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通过对“苦海”中浸泡了二十年的舞女金兆丽的“金盆洗手”前一夜的描绘,出色的写出了主人公带风尘气的精干和泼辣,市侩又善良,以及屈从于现实的无奈——她不得不走上了当年她所不屑的“饿嫁”之路。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先借“我”的眼睛见到了王雄惨不忍睹的尸体,接着由“我”倒叙王雄是一个湖南兵,随军来到台湾,退伍后到舅妈家做了男工。他外形粗壮,却对舅妈的女儿丽儿十分细腻:不但情愿匍匐在草坪上给丽儿“骑马嘟嘟”,而且“为了丽儿”,在花园里栽了成百株的杜鹃花。但丽儿长成少女后,逐渐疏远乃至厌恶王雄。王雄从不知所措到陪笑而笑不出来,到乞求、绝望,终至对女仆喜妹施暴,走上死路。
《思旧赋》中罗伯娘、顺恩嫂皆为李长官的旧佣,但此二人已同李长官一样垂垂老去,与他们一同老去的还有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所有与李长官有联系的因素都处于颓败当中:房子破烂残缺,长官本人病得脱了形,长官夫人已去世三年,小姐“和一个有老婆的男人搞上了”,少爷是个白痴,佣人跑的跑、老的老。历史和现实在两个老佣人的絮絮叨叨中显映出它的重叠、交叉、沉厚和无情。一切的一切都散发着分崩离析、没落衰腐的气息。
《满天里亮晶晶的的星星》,主角是绰号“教主”的同性恋者朱焰。“默片时代,教主红了半边天”——他是演员。当年他不但在电影里是主角,在生活中也是,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人生与未来。好景不长,有声片子一来他就被淘汰了。因为他是南方人,不会国语。他从社会的宠儿一下子成了社会的弃儿。他遂用心培养了姜青,希望姜青替他“争这口气”。姜青红了,他也似乎在同命运的较量中“赢”了。然而姜青爱上了林萍,一同外出时发生了车祸。朱焰在意志上垮了,归入了“夜游神”的群落,还因风化案吃了不少苦头。
《孤恋花》中的娟娟是个任人摆布的酒女。她引起了“总司令”的同情,并因此把娟娟带回了自己的公寓。“总司令”是个有同性恋倾向的风尘女子,她从娟娟身上,看到了她呵护过的妓女五宝。娟娟、五宝命运相似,都有凄楚的过去,都遇上了魔头般的嫖客,不同是五宝死于华三之手;娟娟却将柯老雄送上了西天,自己疯了。从五宝、娟娟放弃自我保护的行为中,能感到一种人的堕落倾向和受虐潜能,这是白先勇对人性中的兽性遗留的大胆揭露。
《冬夜》又是一篇以对话串起全篇的作品,白先勇对这一方式似乎颇为迷恋。余钦磊和吴柱国分别几十年后在余家重逢。时光流逝,当年的青年变成了老年,境遇身世也诸多变化,昔日满腔的爱国激情、宏大的学术抱负也都被琐碎、难堪的现实磨平了。
《花桥荣记》:小学教师卢先生怀抱着与大陆未婚妻重逢的渴望,养鸡、卖鸡、攒钱。老板娘想撮合侄女与卢先生相亲,卢先生坚拒不从。当卢先生听说香港的表哥已和未婚妻联系上的消息,不禁心花怒放,倾其所有。但表哥骗去了卢先生的金条就没了影踪。卢先生固守的“意义”一丧失,顷刻与阿春沉缅于肉欲之中,变得粗暴而下作。后因阿春偷情,卢先生揭穿被打“心脏麻痹”而死。
《秋思》极短,且具寓言性质。华芸香,当年的将军夫人,当其年轻之时,正是他丈夫所在的军队打败日本、凯旋回朝的时候。人生的灿烂因着历史的辉煌而光彩夺目,甚至那年的菊花也分外茂盛。然而这一切都已逝去。华夫人不但有了白发,只能用美容来加以掩饰,以至有“摩登外婆”之讥,而且她的将军及凯旋而归的盛况也成了昨日黄花。现在是“日本人的模样儿也变得体面起来了”。即将去日本上任的大使夫人万吕如珠盖过了抗日大功臣的夫人华芸香。菊花也在表面的繁华下腐烂死去。“花——华夫人——民国”三位一体。
《国葬》是《台北人》系列的终结篇。小说主角虽是秦义方,一个老副官,小说的真正灵魂却是已故的李浩然将军。正是在对李将军的国葬中,生死的交叠折射出人世的兴衰和沧桑,历史也在这里完成了一个终结,并将进行新的开始。秦义方以外,章健、叶辉、刘行奇虽也致送挽联,却已能从与李将军的情感牵扯中超脱出来。尤其刘行奇的勘破世情而出家,象征意味极浓。他对李将军、秦义方乃至芸芸众生的悲悯,对中华民国的留恋而又超然,隐隐有大菩萨超度俗世的气量胸怀。与《永远的尹雪艳》中冰冷残忍而也很超脱的尹雪艳既相异又相同,遥相呼应,滋味无穷。
二
白先勇在《台北人》中显示的才气和对题材的筛选把握能力,实可惊人。欧阳子赞为“好像过滤出来锻炼出来一般,结构异常紧密;没有一个细节,甚至于没有一句话是可以随便删略的。”从中国传统小说中继承的白描与对话,从西方借来的心理分析、意识流,二者合流,方才使台北人达到欧阳子所说的那样杰出的艺术效果。不过有一点应当注意,即《台北人》虽是东西合璧,融铸古今,却是以“中”为本的,他是传统文化的当代传人。
虽然客居国外多年,白先勇绝不排斥对欧美诸大家的借鉴学习(如对珀西·卢伯克《小说技巧》一书,对福克纳、吴尔夫等人的学习),却又始终保有对国家民族的挚爱,对中国文化的信心,立足本土,将外来的经验有机化入。一个证明是《台北人》的扉页上有刘禹锡那首有名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台北人》的“背景意境”也就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沧桑流变。再一个证明是白先勇在回答别人的询问时道出了《台北人》的创造初衷:“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是这样的生命气质决定了《台北人》的艺术气质,而白先勇的生命气质又是如何养成的呢?这就不能不对他的生平做一个简略的回溯。
白先勇是国民党名将白崇禧的儿子,长于高宦巨族,生活条件自比一般人优越(他欣赏昆曲只怕与他的家世出身也不无关系)。肺病隔离几年,养成他封闭内省的习惯,悲剧意识也初步萌生。白崇禧被排挤下野,家道中落,甚至连藏在地板下的钱物也被撬开抄走,这一下突转使得白先勇“悲情”的一面越发浓重,对往昔风光的追忆,世事无常的慨叹更让他从精神深处走向了曹雪芹(也许还有张爱玲)。他对《红楼梦》遂有终生性的痴迷。传统说部有很多他都烂熟于心,譬如《薛仁贵征东》、《樊梨花征西》、《说唐》、《蜀山剑侠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除了人世变幻使他共鸣,“天下大势,群雄逐鹿”的热闹与气派,相信身为将门之子,他也没有理由不感兴趣,只不过不是从政治角度上喜欢罢了。打下了这一类的底子,他才去看《家》、《春》、《秋》等新文艺小说,进而又接触了国外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万丈高楼平地起,他的地基是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对白先勇无疑是沉重的一击,使他的情感世界从此出现了无法弥补的空缺。更重要的是,这使他“第一次真正接触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这种痛切而又深刻的感受,轰毁了一切关于“永恒”与“不灭”的神话。佛教的虚无主义和心灵超脱由此滋生。这一年白先勇赴美留学,1963年初,进入由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负责主持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创作研究至今。出国后眼界大开,一方面应对、学习着新大陆的文化与处事,一方面却是因去国而怀乡,像“患了文化饥饿症”一样在美国的图书馆里吞食着中国的典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正是这份深沉的情感使这位远离祖国的游子在作品中散发出淡淡怀旧的气息,多少年后还充满对母体文化的留恋——虽然在国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是日趋式微。凡此种种,皆使白先勇离国而不离心,在《台北人》的文字风格、思维方式上明显烙有旧文化传统的影响。
三
几乎在《台北人》的每一篇小说中,白先勇都是将人的命运形态、发展和结局灌注在对历史发展的同步思考之中。《台北人》中的“人”都是身处动乱之际的历史中人,一个个凄苦悲凉的人物均打上了“忧患重重”的烙印。“历史意识”和“命运意识”的互相交织融合成为白先勇在《台北人》中表露的思想主旨的一个主要核心。
在《国葬》末尾的“敬礼”声中,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十四篇以“历史——命运”为关注焦点的短篇小说也在这声声“敬礼”中划上了最后一个句点。然而《台北人》的意义不会逝去,它连同白氏的“纽约客”系列,以《寂寞的十七岁》、《玉卿嫂》为代表的早期小说,及之后的《骨灰》、《夜曲》等,共同将白先勇的短篇小说世界呈现得如此瑰丽深沉,绵密厚重,堪称典范。从这个角度上说,《台北人》古朴的青褐色封底,留给我们的不是终结,而是启示;不是句号,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省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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