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酱油哥写小时候,勾起了一些回忆,也跟着写写。
我一两岁时三天两头就要跑诊所,生疮,拉血便。用母亲的话说,队里劳作的工分就是为了照顾你扣没的。后来,一下乡知青给了一些黄芪党参,母亲煲水喂了我,居然慢慢丢了药包。
可能是药吃多了,我到两周岁还不会走路说话,且乖巧到木讷。奶奶没空时,经常把我放在门口的一块圆石上,我一坐能好半天。
父亲那时认为我是不正常的娃,一岁多时,母亲又怀上了,管计划生育的人来做思想工作,父亲以我据理力争,弟得以顺利出生。
两岁多时,隔壁大娘抱我出去玩,用一块糖引我走路,我居然跌跌撞撞嘻嘻哈哈跑回了家,糖也没要。很快,居然口齿伶俐一句接一句地说话了。后来,村里再有人逗我时,我总是骄傲地怼回去,哼,现在会走会说了。
这些事,母亲到现在还经常叨叨。
我对小时记忆是从上学前一两个月开始的。我六岁多,母亲想送我上学,那会学校入学要面试,于是母亲工闲时天天蹲在巷子,用树枝在泥地教我算数,我学的又快又好,但面对入学面试老师时,我只顾啰嗦,脸憋得通红就是一题也回答不了。学校认为还是再长一年上学比较好,但母亲坚持,后来是如何入的学倒也忘了。
那会儿上学,一、二年级需要自己带桌椅,我带的是长板櫈,同桌是邻村的,叫阿好,比我大两岁,高出大半截头,带了长桌子。我们俩坐倒数第二排,后座是一位有点智障的女孩,叫阿英,高高的个子,皮肤白白的。那时下课女孩子都是几人一圈踢毽子,跳大山。阿好规定我只能跟谁谁谁玩,不能跟谁谁谁玩,有时也会要求我帮她做作业,考试时不准捂着给她抄一些,不听话就吓唬我,要求老师调我跟阿英坐,要么不给桌子我写字。每次我都乖乖就范,也滋生摆脱的心,却没反抗的胆子。一直到我读了三年级才脱了身,她留级了。
我那时的成绩挺好的,当了副班长,一年级入了少先队员,集体唱歌戴红领巾的当天我请假了去了姑姑家喝喜酒。红领巾和奖励的作业本是班主任第二天课堂上给我的。那时戴上红领巾别提多神气,晩上回家脱下,会撒娇唤母亲叠整齐些,再小心翼翼放回书包。阿好有那么一两回拽我去无人的角落,迫我解下来让她戴一会,恋恋不舍还我时,不屑加一句,有舍了不起,我才不希罕。我待她走远会从鼻孔里轻轻“嗤"一下。
三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代课老师,课上的不太好,也治不了一班的淘娃,课堂经常热闹成一锅粥。班主任姓王,很多孩子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汪汪”。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王老师是以填空造句子的形式教我们填作文的。我不喜欢按他给的短文填字,经常另辟句子,也就经常拿到了王老师大大的红“X”。有回我拿着作文本,跟同桌低头小声嘀咕"汪汪"以示不满,被王老师抓了个现场,在教室后面画了两个圆圈,与同桌一起罚站一早上不能动,下课后有同学往我们身上丢纸球、粉笔头,我同桌满教室追着还击,我却不敢越圈半步。
四五年级,又换了另一班主任。我模模糊糊不知不觉竟成了同学口中的学霸。凭着成绩好,老师三天两头班上表扬,身边慢慢围了七八个同学,成了小小团伙的头儿,变得趾高气扬,一二年级被欺凌的余患变成了欺负别人取乐子,哪个看不顺眼,法子大多是孤立她,或走廊挡个道,也不太敢做太出格的事儿。邻村的珍成绩不好,独来独往,被我们欺负的最多。不是有句鸡汤文这样写么,人生是一场平衡,那段缺失的会在另一段补回来。以前我不信,但现在特别信。
那会小升初还是选拔,全班女同学只有我和邻村一位叫娟子的女孩子考上初中。
初中后的事再写就脱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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