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讲故事
——谈谈口语诗堪忧的前景
“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这是“朦胧诗”代表诗人北岛对今天叙述性口语诗歌的评价,看得出对“朦胧诗”以后形成的叙述性风气并不感冒。而在诗歌界,此种风气之出位所形成的常态的混乱,俨然推土机沿城市叶脉乱拱、乱窜了20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运动以后,诗歌界从质疑“朦胧诗”、质疑延续“朦胧诗”的知识分子写作开始,就转向了口语式的叙述性写作,就像美国“垮掉派”对长期笼罩诗坛的“学院精英派”的颠覆,“第三代”诗人就有这样的倾向,以后的“民间写作”也是这样,几乎改变了一代人的书写方式,似飓风横扫,以致于矫枉过正。笔者习诗多年,老实讲,曾非常推崇叙述性诗歌这种探索性、反叛式、超越时间性的诗写作方式,也一直是这么“习” 下来的,时至今日却是日复一日的失望,渐生舍弃之心,一如孙绍振所言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脚步是孩子气的”,倘于我又是一次阶段性转变,内心又会像情爱割舍一样痛苦。
我想真正好的诗歌是有一定神性、能够进入灵魂的,一首诗歌的好坏并不取决于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诗歌的本质在于有没有诗性,有没有内在诗质。我们以前总认为诗歌是抒情的,认为暗示、朦胧、象征、隐喻、通感等更有诗性,总是把意象作为诗歌基本的审美单位,而新的诗人却反意象;“朦胧诗”的崛起让诗歌摆脱了正统和虚妄,“第三代”诗又让崇高起来的诗歌有了人间烟火。风行20年的冷抒情诗写作,抛弃传统诗歌的抒情而采用比较舒缓、娓娓道来式的表达方式,不断自我提纯,把诗味隐进字里行间,隐进语言的琥珀,只是呈现而不参与评价。叙述性更多地体现在视域、路向、过程、内蕴、思想的特质上,诗味隐于书写的过程而非哲理诗一样附于末尾。对于这种口语化的叙述性写作,有人认为诗人杨黎写的是“废话诗”,有人认为诗人路也则是“把诗歌当小说写,把小说当诗歌写”。
中国的文人喜好运动和革命,叙述性口语诗的兴起俨然又是一场欢欣鼓舞的运动到来,但放在今天看,叙述性口语写作本身就有很大局限和明显的短板,口语诗倘自身没有异质性,入诗即为口水,太多的诗人把它写成取消难度和深度的口水或流水账就是明证,不仅降低了写诗的门槛和难度,也使许多诗人患上虚浮症而失去打磨诗意的耐心,真正能把叙述赋予诗意的诗人已不多见。西渡就认为:“所谓的叙事性诗歌普遍存在两个缺陷:想象力的退化和主体体验的贫乏。”事实上,叙述性诗写作在朦胧诗、第三代诗之后风行20年,时至今日如同耗尽了元气的政府苟延残喘,创作严重失衡,逐步走向无序失范的去难度化、钝化、庸常游戏化,好的作品、过目难忘的作品已不多了。
时间仿佛就是一个封闭的循环通路,无论新诗还是旧诗,都像一条左爬右爬的蚕,尾巴却被永恒的钉子固定在它出生的地方。今天的现代诗,回归诗歌本源的复位在所难免。
20年后的今天,此心境已非彼心境,我的诗歌藏书中很多书脊的烫金字在夕阳下闪光,而我不知道里面有无好诗。之所以这么认为,并非由于口语诗的叙述性作为表现手法并不足取,或者说感觉太过鸡零狗碎,而是因为蜂拥而去的诗人太多,几乎充斥了所有的诗歌选本,泛化到了需要变变方向的时候。我想热闹之后,每个人都只能面对自己的内心,回到一个人的写作状态中去,毕竟习文比的是艺术而非山头,就像习武比的是武艺而非武器一样。只有对社会窥得深些,具有不同于别人的洞察力和辨析力,才能写出真正沉潜的东西来。浮躁、心智被扭曲的诗人不可能有好作品。——诗歌需要建立在什么样的本质之上?相对于伟大永恒的诗歌,20年冒出的那么多小庙里的“神”、嘈嘈切切的诗坛“才俊”能算得个啥?有人甚至认为“口语写作对神圣的拒绝,对经典和文化的鄙弃,最终使诗歌堕落为一种极端的消费主义立场,葬送了诗歌本身也葬送了诗歌面向公众的前途(枕戈《80后之“神性写作”与“口语写作”》)。”
口语的诗化必须高于生活,反观今天的诗人已很少有这样的写作自觉,冒出的写手大多把诗写作当成一种游戏、消遣或极度的欲望宣泄,并不注重诗艺的打磨,以为“不学而能”。叙述性口语诗已经很难再有异质性的力量,能够驾驭语言表达出自己对社会认知的诗人屈指可数,曾经统摄一切的口语诗,作为诗写作必将又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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