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中国一面抗战，一面对日赔款？

失败的匈奴

该谣言流传甚广。笔者搜索到的最早的源头，是这篇2015年发表于今日头条的自媒体文章

大约从2015年开始，网络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正在与中国军队激战之时，蒋介石居然很守‘诚信’的忙着向日本归还满清庚子赔款。……不但当时到期的庚子赔款要如数支付给日本，以后即将到期的庚子赔款也要全部支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南京）屠杀中国军民的子弹和刺刀，是否有蒋介石向日本归还的庚子赔款？”①

当时的中国政府，真的是一面抗战，一面向日本赔偿庚款吗？

国民政府成立后，宣布承认并偿还庚款，是为了重建外债信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公开宣布继承并偿还晚清、北洋时代所欠下的一切外债，庚子赔款也包括在内。

1、战前，国民政府一面向各国偿还庚款，一面推动各国“庚款退还”

之所以承认并偿还这些外债，美国财政专家杨格（Arthur N.Young）说得很清楚：

“1928年中，中国全部外债，除去以关税作担保的之外，几乎都拖欠未还。……政府也感到，为了国内的复兴和发展，需要外国债款和投资的协助。当时看不到友邦政府给予贷款的前景，而私人贷款者在旧账长期未偿之前也心灰意懒。”“二十年代，中国财政的崩溃使外国债权人和他们的政府，特别关注债务的拖欠失信。……国民党人在1928年接管政权后，……（意识到）除去公平地偿还债务以外，恢复信用也是要紧的。……否则是没有办法借到外国资本的。”②

简言之，如果南京国民政府不承认、不偿还庚子赔款，就无法重建国家的财政信用，就无法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获得借款和投资；国家无力走出财政崩溃的困境，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也全都无从谈起。故此，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一面向各国偿还庚款，一面推动各国“庚款退还”。

日本当时也公开宣布参与“庚款退还”。但和美国宽松的退还政策不同，日本牢牢把控着庚款资金的使用权，将其作为“对华文化事业”的主要经费。资助对象主要是日本在华团体、在华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留日学生——尤其是在选拔“庚款补给留学生”时，日方抛开中方，制订了许多单独的政策，培养亲日知识分子的用意非常显著。所以，国民政府成立后，即认定日方此举，乃是“藉发扬文化之名，为文化侵略之实”“收买学生，为害兹深”，于1930年提出抗议，要求收回庚款的管理、分配大权，废除日方控制下的的留学生选拔制度。但未有结果。在中方以停止选送留日学生作强硬表态后，日方反变本加厉抛开中国政府，以庚款为经费，大量选拔、资助留日学生。③2、日本打着“庚款退还”的幌子，实则是在挪用庚款

美国财政专家Arthur N.Young，曾受聘帮助国民政府整理外债，恢复财政信用

失败的匈奴

七七事变后，继续对日偿还了两个月庚款，有特殊目的无可厚非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未曾停止偿还对日庚款，日本也未曾停止以“退还”名义挪用庚款。④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继续偿还了7月份和8月份的对日庚款。至9月份才改变既定政策。

1、7月份的偿还，与中方高层对战事的判断有很大关系

7月份，中方尚无意对日全面抗战。在蒋介石看来，卢沟桥事变并不意味着日本有意全面侵华，故中方若表现出强硬立场，有可能逼退其蚕食野心——7月20日，蒋在日记中判断日军“志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战争最多限于局部”；21日又判断，“如过今日（日方）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分之八”。蒋的判断不能说错，卢沟桥事变时，日方志在华北，确实没有对华全面战争的计划。然而，蒋寄望于用强硬立场逼退日方；日方也同样认为，只要足够强势，按以往惯例，国民政府必会屈服。⑤如此，迟至8月4日，蒋才下定决心全面抗战。7月份的庚子赔款，则已偿付给了日本。

2、8月份的偿还，只是一种避免更大损失的权宜之计

8月份的赔款，国民政府本拟停止偿付。但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F.W.Maze，英国人）在8月26日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请求允许照惯例继续偿付（包括庚款在内，大多数外债以中国的关税收入为偿还担保）；在另一份给财政部次长的电报中，梅乐和认为，在两国并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如果国民政府率先毁约，停止偿还庚款，日军很可能以此为借口出兵直接占领、掠夺津秦一带沦陷区的中国海关。所造成的损失，将远超过对日偿付的款项。27日，孔祥熙复电，指示“月款可照议暂付”。⑥

在国民政府的角度，8月份继续偿还庚款，只是一种避免更大损失的权宜之计。梅乐和从英国利益出发（英国政府当时判断：英日关系比英中关系重要），则迫切希望能够将这种继续偿还，变成一项长期的政策。所以在9月7日，他又给财政部关务署去了一份函电，希望以后的对日偿付，“仍照向例按月于到期时照拨，以全债信”。

3、从1937年9月起，对日庚款偿付，存入了伦敦的特别银行账户，日本人无法染指

开设这样一个专用账户，有三重目的。一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政府讲究外债信用，在中日两国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不会对日赖账；二是这个专门帐户，控制在财政部和汇丰银行手中，两国交战期间，日本人无法染指，足以回应国内舆论。三是国民政府当时还寄望于总税务司梅乐和能利用其英国人身份，继续维系沦陷区的海关，使其免遭日军控制和掠夺。故未直接停止偿付，以免给日军控制中国海关提供借口。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允许梅乐和仍留在沦陷区上海，也是因为尚有这层期望。鉴于8月份的偿付已引起了国内舆论的不满，国民政府拒绝了梅乐和的意见。9月28日，关务署指示梅乐和，从9月份起，应拨交给日本的庚子赔款，一律自动拨存至开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备付日本庚款”专用账户。⑦

开设这样一个专用账户，有三重目的。一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政府讲究外债信用，在中日两国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不会对日赖账；二是这个专门帐户，控制在财政部和汇丰银行手中，两国交战期间，日本人无法染指，足以回应国内舆论。三是国民政府当时还寄望于总税务司梅乐和能利用其英国人身份，继续维系沦陷区的海关，使其免遭日军控制和掠夺。故未直接停止偿付，以免给日军控制中国海关提供借口。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允许梅乐和仍留在沦陷区上海，也是因为尚有这层期望。

抗战爆发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F.W.Maze，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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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9年9月起，日本再未收到来自中国的任何一笔庚款偿付

自1937年9月起，国民政府共向汇丰银行的“备付日本庚款”专用账户拨付了16月的赔款，共计存入525196英镑2便士。

1、梅乐和未能阻止沦陷区关税被日军控制，1939年1月，中国停止向特别账户偿付庚款

这16个月期间，梅乐和作为中国政府的雇员与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梅氏认为这两种身份同时存在于自己的身上），更多地迁就后一身份，没有能够维护住沦陷区中国海关的主权。先是关税被迫存入了日本银行，且不允许被用来支付中国的内、外债；后又修改了海关税则，使其有利于日本的对华贸易；甚至抛开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有鉴于此，1939年1月21日，财政部致电梅乐和，命其停止向“备付日本庚款”专用账户拨款；同时宣布，因日军截流中国关税，所有以关税为担保的外债，中国政府将暂停偿付。⑧

2、特别账户中的50多万英镑，未流入日本人口袋，而是用作了海关的“特别养老金”

1941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两国之间的一切条约作废，包括庚款在内的各项未偿款，也一并取消。至于伦敦“备付日本庚款”专用账户中的50多万英镑存款，1943年10月，新任总税务司李度（L. K. Little，美国人）征得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同意，将其转用作裁减、遣返洋员的“强制退休”费用。1944年1月，这笔钱被正式存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特别养老金账户。⑨

综上，所谓“日军正在与中国军队激战之时，蒋介石居然很守‘诚信’的忙着向日本归还满清庚子赔款。……不但当时到期的庚子赔款要如数支付给日本，以后即将到期的庚子赔款也要全部支付”，实乃一知半解、谬之千里之辞。

海关最后一任总税务司（1943-1950）美国人李度（Lester Knox Little）。李个人非常廉洁，任职海关期间曾拒绝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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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脑洞大开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还忙着向日本归还满清庚子赔款》，今日头条号“勇哥读史”，2015年7月8日。②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 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P27；P128-129。③徐志民，《本政府的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④（台）王树槐，《庚子赔款》，中研院专刊，P512。⑤杨奎松，《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收录于《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⑥1937年8月26日梅乐和致孔祥熙电；1937年8月27日孔祥熙致梅乐和电；1937年（无日期）梅乐和致财政部次长函。⑦1937年9月7日梅乐和致关务署第11969号呈；1937年9月28日关务署致梅乐和关沪字第176号代电。⑧1939年1月21日财政部致梅乐和渝公字第6890号训令。⑨1943年10月5日总税务司李度（L. K. Little）致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郝乐（B.E.F.Hall）第13号密令；1944年1月19日郝乐致李度第116号密呈。以上各函电，均收录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 第10编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P19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