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照西窗|苏叶 2016-06-09
文|苏叶
那是1968年,冬天,我十九岁,是艺术学校的学生。
晚饭已经过了好久,从操场那边,传来熄灯号声。我们宿舍,六个女生,按照惯例,肃穆起立,开始每晚的“晚汇报”。忽然门被推开,一个女工宣传队员站在门口,背着手,蹙着眉头,对我一摆头:“到连部来!”
我不知出了什么事,心中忐忑。走过长长的走廊,再一级一级走下楼梯。
这是南京郊外一所农学院,学院的师生都已不知去向,上面把这个城市文艺团体的几千号人集中在这儿,按照营、连、排、班编制。住进这几栋灰色的空楼,一边“清理阶级队伍”,一边“接受再教育”。冬天的日光,本来就稀薄,何况这是郊外,从紫金山吹来的北风,打着尖利的呼哨,将稀薄的日光吹得越发没有了热气。
每天,这集中营的俘虏们,像冻僵了的灰色蝼蚁,排成灰色的纵队,做操,跳“忠字舞”,去食堂,或是开会。不断地有人被揪出来。从一些紧闭的门窗中,常常传来威严的呵斥和诉苦的辩告。
越剧演员竺水招,在隔离室用小刀子捅自己的肚子,死了。二营文工团有个男中音自杀未遂。上星期中午休息,我们楼上京剧院有人跳楼,带下了一格窗子,发出怵人的惨叫和重物落地的钝响。当时我们六人猛丁从地铺上坐起,有两个趴到窗口朝下看,立刻捂着眼睛退回来,大口呕吐。大会,小会,一遍一遍地叫喊《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滑是滑不过去的!”
天气一日比一日冷,气氛一日比一日阴沉,似乎有一把锋利的刀刃,随时都可能割破稀薄的空气,叫人窒息。又似乎在水越抽越浅的池塘,胆怯的鱼们紧挤着,小口小口地吸吐,惶悚地等待未卜的命运。我们三十几个未曾毕业的学生,虽然不是“清队”对象,但是在工宣队一丝不苟的督管下,改造着。今晚,他们叫我去干什么呢?而且,是到连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