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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六星网 六星文学 三味书屋 [文化杂谈] 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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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0 22:49 来自手机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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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
犹太人只有灵魂,中国人只有肉体;犹太人两千年没有祖国,中国人五千年没有天堂;犹太人全球诺贝尔奖居首,中国人奥运会金银铜最多;犹太人时刻用心灵尊崇上帝,中国人遇事用嘴皮忽悠偶像;犹太人凭敬虔忏悔自己的罪,中国人用食指戳向别人的错;犹太人喜欢沉默,中国人热衷喧闹……
——沙光
★要无耻到何种程度
清朝是中国最黑暗的朝代之一。最坏的三个皇帝就是康熙、雍正、乾隆,其中又以雍正最为暴虐。而在御用学者的历史记录里,那个时代竟然被称为“康乾盛世”。到了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干脆被塑造成了勤勉治国、一心为民的一代明君。
卑劣到什么程度的作家,能去歌颂满清、歌颂康熙雍正乾隆呢?
这还不算,还有更低劣的作品。出差在外,无意间打开久已不开的电视,发现在上映电视剧《大秦帝国》。看了一会,惊异地发现,居然在为暴秦唱赞歌。
《大秦帝国》,第一部分就完全颠倒黑白,说秦王和商鞅的所谓变法是要“强国富民”。实际上,万恶的秦朝一直是“强国弱民”。商鞅的“强国弱民”、“愚民”之术,为历代统治者所传承。至今不衰。
去看一看《商君书》,就知道商鞅之术多么卑劣,商鞅被车裂而死是活该,商鞅必然遗臭万年。
中国历史基本是暗淡无光。仅有两个时期有光明、有希望,一是春秋战国,一是民国。暴秦终结了灿烂的春秋战国,其统治时期只有短短15年,其统治模式则被后代帝王纷纷仿效,将中国带入了中央集权专制的漫漫2000年长夜。
作家、剧作家们,要无耻到何种程度,才能歌颂这样的朝代与帝王?
——王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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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5-11-20 22:58 |只看该作者
历史真的很难说。不过上学时歌颂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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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5-11-20 23:11 来自手机 |只看该作者
左手之方向 发表于 2015-11-20 23:03
这个话题很沉重~~重到我们每个人都搬不动~~

我们每个人当然搬不动。就是我们所有人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恐怕也需要一个时代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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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5-11-20 23:12 来自手机 |只看该作者
懒起画峨眉 发表于 2015-11-20 22:58
历史真的很难说。不过上学时歌颂的比较多!

上学时代都是滴。现在无形中还是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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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15-11-20 23:23 来自手机 |只看该作者
导读 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引者按: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逆向淘汰,这样的逆向淘汰,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出现4次,一次次的逆行,导致国民的奴性一次次的增强)
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
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远因,那便是——“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大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择其大者,介绍如下——
一、“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
二、“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
三、“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四、“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
五、“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六、“路引制”的恢复。汉唐时,人民如果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方申请通行证,叫做“过所”。宋人则拥有迁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过所”。但元朝又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会典中有一项立法,叫做“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
七、“籍没制”的泛滥。籍没,即官府将罪犯的家属、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秦汉时,籍没制颇盛,但至宋代时,籍没的刑罚已经很少适用,并严格控制适用,如宋孝宗的一项立法规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没财产人,并须具情犯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籍没。仍令本司常切觉察,如有违庆,按勃以闻,许人户越诉。”入元后,籍没制度又泛滥起来,如忽必烈的一道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这当然是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的体现。
八、肉刑与酷刑的制度化。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旧,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宫一直不敢恢复。元朝则将肉刑入律,如“盗牛马者劓”。陵迟等惨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极少应用,在元朝则正式编入法典,代替绞刑成为元代死刑的两种执行方式之一,陵迟开始泛滥化,致使中国法制出现野蛮化的趋势。
九、“人殉制”的死灰复燃。人殉作为一种远古的野蛮蒙昧风俗,在汉代以来的中原王朝已经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愿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还存在着人殉之俗,这应该是社会未完全开化的体现。元朝贵族是否保留人殉,史无记载,但元廷鼓励民间殉葬行为则是毫无疑义的,《元史》载:“大同李文实妻齐氏、河南阎遂妻杨氏、大都潘居敬妻陈氏、王成妻高氏以志节,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并旌其门。”在这一恶俗中成长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即恢复人殉之制。
十、“海禁”的设立。中国的“海禁”之设,也是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
十一、“宵禁”的重现。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时“宵禁”制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十二、治理体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层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元人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比如在法制领域,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体系的特点是税率超低,政府只能维持最简陋的形态,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貉道”;以现代的眼光审视,那种简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历史转型期组织社会与经济的革新。
可以看出来,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它们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
来源:http://www.360doc.co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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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15-11-20 23:27 来自手机 |只看该作者
转:和珅被重用的真实原因

和珅,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大的贪污者,人们的研究实在已经够多够细了。不过,人们往往过多渲染了和珅火箭般蹿升中体现出的钻营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事实上,和珅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时期,和珅绝无机会爬得这么高,当然,后来也不可能跌得这样重。
  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所困扰:一个是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一个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
  尽管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重臣。他深知这些重臣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一旦分享最高决策权,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为了保证大权独揽,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第一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俯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机敏果决,才华出众,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否则难入以挑剔闻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蔼地和身边一位骑马随行的新任侍卫聊起天来。先是问他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接着又问他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儿当过差。这位风度翩翩的侍卫回答说,他26岁了,钮祜禄氏,叫和珅,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年轻人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皇帝开始对他感兴趣了,便问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珅说自己18岁那年曾参加乡试,没能中举。乾隆问道:“当年的卷子,还能记得几句吗?”和珅说能,于是边走边背,一会儿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
皇帝大为惊异,那心情,恰似王熙凤之初见小红。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赏年轻人的干练和活力,皇帝试着派和珅办了几件事,和珅的机敏达练、善解人意表现得淋漓尽致,皇帝大喜过望。乾隆原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却挑不出和珅的毛病。
  一年之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赏戴一品朝冠。
  从此之后,他一直稳稳地高居政治最高层,从男爵到公爵,从户部右侍郎到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总揽之巨,有清一代绝无仅有。一生高己卑人、明察过甚、恩威不测的乾隆帝,从来没有怀疑过和珅的才干与忠诚。
  和珅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顾平生,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
  “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开脱。他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和珅年轻时代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而闻名。能考进这里,从某个侧面证明他的天姿出众。咸安宫学的课程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从课程的全面正规来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帝国培养高级政治人才。和珅大部分功课都相当出色。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
除了学业出色外,和珅可谓全面发展,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以诗而闻名。清人钱泳产称和珅诗颇有“佳句可寻”,而当时的大诗人袁枚则这样夸赞和珅:“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更让老皇帝感觉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载这位美男子“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他毫无士大夫的方巾气。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满朝只有和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他办事干练,嘉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精明敏捷”,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凡遇繁难政务,乾隆常常派和珅去处理,和珅以其机敏果断屡获褒奖。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办理得体,未及回京,便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表现了自己全面的政治才华。这是和珅从政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现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和珅作为机要秘书,为皇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皇帝特意赐诗和珅:
  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尔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兼通清汉”是和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满汉且又有眼光又有见解的,唯有和珅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 (1791年)平定廓尔喀后,乾隆又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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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15-11-22 08:29 |只看该作者
长知识了,不过平时很少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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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15-11-22 14:19 |只看该作者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仅保留发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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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表于 2015-11-22 14:19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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