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征实”是中国小农经济免于崩溃,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关键 “田赋征实”最大的阻力,来自各省军阀。1928年,为推行地方自治,田赋被划归地方,成为地方上最重要的税收。为自身利益,各省常常擅自增收田赋,如1940年,贵州、云南等省就将田赋增加了一倍。田赋征收权一旦失去,对地方财政将是一个大损失,因此各省对此极为反对。 在确立“田赋征实”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除了张群任省主席的四川、吴鼎昌任省主席的贵州两省原则同意外,“阻力较大的是云南省财政厅长、西康省财政厅长以及在后方各省的一些‘绅士’们(如邓汉祥、甘绩镛)、大军阀地主们(如王陵基等)。尤其是折合粮食的标准,曾引起极大争论。”⑤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自然选择支持中央。云南在军阀龙云控制之下、西康在军阀刘文辉控制之下,邓汉祥、甘绩镛、王陵基等,则是张群所无力约束的四川本地军政要人,这些人全都反对“田赋征实”。 这其中,四川大小军阀的囤积居奇,对“田赋征实”伤害甚大。在打击囤积居奇无效后,蒋介石曾令徐堪拿出数百万元现款,委托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代购10万石粮食,并很快购得。由此蒋介石确信,“囤积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为当地之军阀也。”⑥国民政府如要掌握粮食,必然会损害这些人的利益。而让这些人“代购”,则无异于默许其从中渔利。 为消弭各省的反对之声,财政部在最终的草案中特意加有一句:“其赋额较重之省份,请由财政部酌量减轻”,留下商量空间。同时,财政部在各省设立的田赋管理处,允许由各省财政厅厅长兼任,副处长由地方保荐。如此这般的利益交换后,“后方各省的实力派,觉得改征实物以后,虽然要拿出一部分粮食给中央,但田赋收入仍可增加不少”,才大致同意实行田赋征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军阀并不肯真正配合中央,以至在征收田赋时,“国民政府对控制力较强的省,态度强硬,而对控制力较弱、地位重要的各省,则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云南是后方第二重要省份,又是对外交通的必经之地,因此国民政府对龙云颇为迁就。从1941年征实开始,蒋介石、孔祥熙每年都亲自致书龙云,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完成征粮数额;至于具体数额,则由徐堪每年飞往昆明与龙云协商。⑦桂系控制下的广西,情况大致相同,其田赋征实数量只占总产量的2.2%,而这个数字在四川是7.5%。 按照规定,田赋征实后,各地驻军不得再向民间直接征购粮食。但是在李宗仁下辖的第五战区,鄂北驻军以6元每石收购粮食,农户则要80—90元购米一石,并搭上路费,以满足驻军要求。第五战区军粮局长不考察地方粮食数量,滥发购粮证,鄂中、鄂北的军队趁机挨家挨户搜索,将百家家粮食、财物一扫而光。⑧ 贪污,是“田赋征实”推行过程中的次要阻力。如徐堪所说,“在征收则有擅改粮册,浮收勒索、吞没征粮,虚报征额……重重弊端,不一而足……”为此,国民政府出台政策,设立监督机构,严厉打击征粮贪污。如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四川粮政局局长康宝志、安县县长江东等都因此被法办。但终究难以根绝。 总体而言,“田赋征实”虽然遭到了重重阻力,但配合征购、征借,最终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计算,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5年,总共掌握了27000多市石粮食,不仅保障了军队、公教人员和部分市民粮食供应,还节省法币1700亿元以上。⑨如当时国外舆论所说,中国政府“为求人民田赋负担公平起见,曾致力于土地登记及估价制度之改进,现行之田赋征实办法,有良好之进步及表现,中国政府得掌握主要粮食继续抗战,多赖乎此主要改革之成功。”⑩“田赋征实”的实施,使得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免于崩溃,而能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刘文辉一家。抗战期间,刘文辉割据西康,阻挠“田赋征实”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