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与投机并举,使中国顺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核心成员 作为应对,1940年6月22日,蒋介石召集国府高层会议,决定对德国采取“以友义之而不敌视”的外交方针。但在提升对德友好关系的同时,蒋并没有放弃亲近美英法阵营的立场。7月初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蒋仍强调,亲近美英法的外交立场,“到现在还是颠扑不破,应该贯彻坚持”,理由是“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极有限,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势力是美苏。它们均未卷入欧战。”⑤ 不过,蒋的看法,并不能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毕竟,德军正摧枯拉朽般碾压英法,而英法,则正在对日绥靖破坏中国抗战。7月18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上,立法院长孙科率先发言,对亲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线提出了质疑。孙科发言称: “我国外交政策日趋困境,似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之方法应付危机。因法既屈服,英又将失败;英果败,美为保持西半球亦无余力他顾,势必退出太平洋,放弃远东。我之外交路线,昔为英美法苏,现在英美法方面均巳无能为力,苏虽友好尚不密切。今后外交应以利害关系一变而为亲苏、联德,再进而谋取与意友好之工作,务必彻底进行。英法既帮助敌人,中断我之运输线,妨害中国抗战,在英停止缅甸运输实施之日,应即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同时宣告退出国联藉以对美表示民主国家辜负中国,使中国迫于生存改走他道。”⑥ 据会议记录,此次会议,发言者众多,除吴稚晖一人外,其余如孔祥熙、居正、张群等,全都赞同孙科的意见,主张亲苏联德。事实上,这种意见,在国民党内部已成主流,中宣部部长王世杰首当其冲——王主张美英路线,不赞同亲苏联德,但党内“颇不乏人”,对其施压,欲使中宣部的宣传工作转走亲苏联德路线。对此,王曾下定决心,“宁辞去宣传部职,不作无谓之迁就以误国”——以辞职为对抗手段,可见这股潮流的凶猛程度。⑦ 7月20日,蒋介石在居所召集众人再议此事。与会者有孙科、王世杰、何应钦、孔祥熙、白崇禧、张群等党政军高层。蒋介石在会上独断决定,既不召回驻英大使,也不退出国联。换言之,仍维持原定的亲近美英的外交路线不变;同时也应尽力加强对德关系。但后者非轻易可得,不必强求。⑧ 蒋之所以力排众议,坚持亲近美英阵营立场不动摇,与其在整个1940年,一直对日本“南进”东南亚抱有很大的期望与信心,不无关系。蒋认为,日本国内的军、政乱象,终会使其选择南进。虽然日军南进会切断中国在东南亚的物资通道,但同时,“倭如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冲突”,“倭如占领南洋英法属地,则其必与英法为敌,此余之所大欲。余必加入英美法方面作战,则最终目的仍可达到”。 同时,蒋也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对德关系。这些措施,与其说是为了亲近德国,不如说是为了防范苏联。自1940年初,中、苏关系即迅速降温,援助也减少至几近于无,且苏德、苏日关系均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蒋担忧苏联会趁英美法与德意日两大阵营对垒两败俱伤后,“乃出尔干涉,引起世界革命”。彼时,如中国已明确阵营,则将承担来自苏联的巨大风险——苏联的阵营选择很可能与中国不同,而苏中未解决的悬案又极多,中国若因此成为战败国,则一切抗战努力将付诸流水。⑨ 这种“谨慎”(维持亲近美英阵营的立场)与“投机”(不放弃对德关系的改善),至1940年9月份,开始显露其效果。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同盟条约,蒋在日记中兴奋写道:“此为我所日夕期求不得者也。”11月,更好的消息传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不利,东欧三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相继加入德意日同盟,德苏战争已难避免;同月,苏联驻华大使告知蒋介石,苏联将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军械物资的援助,包括飞机、大炮以及轻、重机枪。⑩ 至此,中国在纷乱的国际局势中,没有踏错步伐,顺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 1940年5月8日,参加枣宜会战的日军渡过白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