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缓日军攻势,付出3万平方公里土地、1250多万人受灾的代价
如上文所说,花园口决堤带来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对日本来说,黄河决口为日军带来相当困扰。依据日方《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938年6月13日,为救援被困中牟的第14师团一部,日军“从第五、第十、第一百十四师团、军兵站部抽出工兵各约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16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6月15日,同样被困大水中的第16师团,也从各处急调工兵,“然后向泛滥地区以外撤退”。6月16日—24日,日军通过飞机,向被困的第14、16师团投下合计61吨半的补给物资。④ 被大水所困的日军,“状极狼狈,自由分住于本城东北各街户……大抵裸身者十居八九,枪械等更属不伦。后闻黄水到时,驻军均在睡梦中,除被淹毙者外,存者均赤身逃出……后闻驻予西席家之敌军士言:我军共一小队,计百二十五人,现所剩只七人,官长均死,正留待改编云云。要之,是役敌兵死于水者虽不及万人,而军器等损失十之八九。又闻河边居民目睹者谈,全师团之机城化军器,过去时,计大炮七八十尊、坦克二百余辆、卡车数百辆,迨撤退时,仅轻型坦克一辆、卡车数辆而已,其他军械辎重,无一还者……此后敌军至者,莫不先找黄河委会,对于河水必深加研究,益已成惊弓之鸟……”⑤其状甚惨。 对中国来说,花园口决堤制造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态势。首先,日军谋划进攻武汉时,原计划将进攻的主力置于沿淮河向大别山北部地区方面,因为黄河水在淮河流域泛滥,影响物资运输,只能将进攻主力改在长江。日方承认,武汉会战时“淮河沿岸浸水严重,作战行动十分困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是按照既定方针开展的,其被花园口决堤推迟6个月的说法并不能成立。⑥ 其次,花园口决堤后出现大范围黄泛区,让日军很难通过。改道后的新黄河成为中日双方东西对峙的分界线。此后,直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日军才攻入新黄河以西地区,占领河南中西部。这其中固然有日军兵力不足的因素,但黄泛区阻挡更是重要原因。 花园口决堤固然有其军事上的正面意义,但也为黄河沿岸的老百姓带来巨大伤害。在决堤以前,国民政府对花园口附近百姓进行了疏散,当时“第一战区长官部规定:每人发迁移费10元,叫农民迅速搬家。”“郑州的专员和县长组织代表团到工地来慰问,并到掘口附近一些村庄发放款,每人发五元逃荒费,动员老百姓限两天内一律迁出去。下午在大堤上即看到老百姓扶老携幼大车小辆的向西逃难,一直延续到第三天上午才逃完。”⑦由于这个疏散范围很小,且补偿只有5—10元,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依照相关统计,花园口决堤后,被洪水冲击最大的县有44个,其中包括河南20个、安徽18个、江苏6个,影响范围约3万平方公里,实际受淹成灾面积1.3—1.5万平方公里,淹没耕地1993.4万亩;有1250多万人受灾,390万人外逃,89万人死亡;经济损失折合银元超过10亿元。⑧ 灾民困苦流离,河南“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株守泛区者,更是迫于饿馑,无暇择食,每多以含毒野菜及观音粉争相充饥,草根树皮,亦被罗掘殆尽、糠粕杂食,反为上撰,饥民面目浮肿,肤肌绽裂,或便秘脱肛,伏地惨呼……”⑨《申报》(香港版)也报道说:“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患霍乱、伤寒、痢疾的人很多,特别是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有的人半天时间就死去。花园口决堤不久,在黄水包围的开封就发生了霍乱,死亡者众多。” 好在花园口决堤后不久,国民政府就启动了赈灾。国民政府命屈映光带200万元拨款到河南办理急赈,同时发放医药,控制疫情;在难民经过的地方设立施饭场、施粥场。1938年—1945年间,国民政府各级官员,以及历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卫立煌、蒋鼎文,都曾赴灾区慰问,救济灾民。黄泛区难民与其他难民还被前往西北、西南大后方垦荒,至战争结束,共垦荒1444209万亩,大致相当于花园口决堤时淹没的耕地面积。⑩ 对于花园口决堤,在国民政府看来是“功在国家,害在地方”。决堤时,蒋介石也曾对负责指挥决堤的刘和鼎说:“这次决口有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这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做,克竟全功。”事后,国民政府也将此次决堤,宣传为日军轰炸暴行所致。 中央赈济委员会进行的救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