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5-3-24 17:55 编辑
文/归隐宋朝
半年前,黄靖的儿子来省城办事,从他口中得知,他爸已经去世了。黄靖是我幼儿园的同学,后来在省城读大学,毕业后回老家成家立业。我们一直断断续续的联系着、牵挂着,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着一个差不多的童年。
时间飞逝,从不拖泥带水。转瞬之间,那个曾让我有些漂泊感的年代变得支离破碎了,恍然若梦,只剩下一些依稀可见的斑驳影像。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长白山区一座小县城政府幼儿园长托班呆过半年,时年四岁。
这个幼儿园的孩子普遍营养不良,一个流感能传染一大片,唯一办法就是把生病和没生病的孩子隔离到不同的课堂。长托班有三十多名孩子,父母不是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就是被在“劳改农场”改造。我父母在“五七干校”,黄敬父亲在“劳动农场”,她母亲病逝。
这里的孩子普遍情况是一两个月没见过父母,有的已经一年半载。长托班与日托班的区别是中间隔了一道墙,日托班的孩子在临街的大套院里,长托班的孩子在后面的跨院里。当然,长托班的饮食也是被特别“关照”的,以至于从两院孩子的面色和表情上就能很容易区别开来。
长托班的孩子们最怕的就是刮虱子,管理员老师拿着篦子刮我们头发上的虱子的虮子。应该说,倒霉的还是那些女生,没几下就能把她们的眼泪刮下来,还得遭到老师的申斥。后来,我觉得是老师们怕麻烦,她们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给我们都剃了光头。女生看起来很奇怪,但她们还是忍受了男生的嬉笑,毕竟,爱美的天性跟刮虱子的疼痛比较起来更容易被驯服。
曾经有段时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现在的孩子很少有鼻涕过河的,我小时候却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长托班里大部分孩子都挂着两条黄亮亮的鼻涕,这并不影响我们做事情,当那两溜液体流到嘴边时,我们会条件反射地吸回去,周而复始。当然,也有用动作解决的,一般是鼻涕被转移到袖管上。现在我知道,这也是营养不良的一种反应。
我们基本上是不用上课的,除了有领导来检查。最常玩的游戏是“我们都是木头人”,这是我们乐此不彼也没啥彼的游戏。这时,那两位老师坐在远处专注地打毛衣或聊天,并不理会我们在做什么。女孩子们在跳皮筋儿,男孩子们就玩“我们都是木头人”。我们捉对儿面对面站好,一起唱: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然后,就斗鸡似的看着等着谁先动,先动的就要乖乖的被打手板。男女生都在唱着数字歌,女生那边在唱:“……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也不知是咋算的。男生这边则围着打与被打手板的孩子一起唱:“本来要打一百一,时—间—不—够!就打一十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一!”,然后游戏重新开始。
半年后,我被送去奶奶家,后来是姑姑家,再后来还是奶奶家,一直到我父母差不多离开省城十年后再回来为止。现在,黄靖已经不在了,如此一来,我十岁之前生活过的那座小城,就再没有什么值得我牵挂了。
想想自己,也是上过幼儿园的人,虽然只有短暂的半年,但也让我早早地体味到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呵呵,对比现在孩子的入托难,这算不算是一笔财富呢?当我终于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时,是否应该对过往的一切一笑了之?恐怕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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