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在日记中称:“蒋先生之行径”的基本特点,乃是“大声以色”
尤值一提的是,徐在日记中,对其直属上司蒋介石,亦有诸多侧写评价。在徐看来,蒋的基本性格特征是“大声以色”: “晨起西读中庸,至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一节,质余曰:‘贾先生是否为大声以色?’余不能答。途中细体‘大声以色’,实蒋先生之行径也。蒋先生诚有善善恶恶意,惜疎于识人,求功太急,苦口鲜效,治丝愈纷,虽然,就今日可任首领者,尚无出其右者。”⑥
所谓“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略言之,即:怀有道义之人,不必声色俱厉。按孔子的说法,以“声色”来教化民众,“末也”,乃是低级手段。
最能体现蒋“大声以色”者,莫过于其以拐杖殴打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一事。据徐永昌日记:先是,戴季陶之子戴安国耳闻重庆市机房街新兵惨遭殴打,告之蒋纬国,蒋纬国又告知蒋介石,蒋遂“遣特务兵多人围守该处”,召集政府要员多人,同往现场察看,“所见其人似鬼,其地如狱,伤痕宛然,遂告之曰我为委员长,汝等无惧”,盛怒之下追究责任,“此时程署长过来前,委员长怒而捶击之,杖为之折,程目亦伤。”对于此事,徐评价称:“蒋先生震怒当然,应鞠之以军法,而以杖痛击并伤其目,毋乃过乎?”⑦
抗战末期,蒋置身内外交困之中。外有美国欲攘夺全部国军指挥权交予史迪威——蒋最终选择与史彻底决裂,徐评价此事称:“真如人评蒋先生能大忍而不能小忍”。内有军队腐败——虽然徐认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以致追溯其由,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但在蒋的立场,其解决方式颇为激进,即拟彻底抛弃旧国军另造新军。⑧
蒋此举,在国府高层引发不小震荡。先是,(1944年)9月3日,曾家岩聚餐,“蒋先生对于目前国军情形甚悲观”,提出编练十万学生军之计划。9日开会讨论,“敬之(何应钦)、健生(白崇禧)、文伯(张治中)、为章(刘斐)等对此咸不赞同”;16日再开会讨论,“张文伯、钱慕伊争执甚力,几于动武”;20日会上,白崇禧更警告,此举若实施,“全体国军恐将解体”。
对这些反对之声,蒋的回应是不予置评。“蒋先生甫经提及此案时即令速对这些反对之声,蒋的回应是不予置评。“蒋先生甫经提及此案时即令速办”,徐亦提出诸多反对意见,但“蒋先生仍不稍动,力排众议饬即着手,仅谓一面尽管办一面来研究。”显然,蒋并无意与何应钦、白崇禧诸人商议此事,其所要求者,仅系执行。⑨
虽则如此,徐对蒋仍抱有一些期望,为其打了一个“上中”分:“蒋先生为人不猛,恶恶而不能去之,非善之道。犹得几分忠于谋国,近尤积极,在领袖中可称上中,纵眼徧求国内如彼者尚少,国事似非绝望也。”⑩此种评价,当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在,是否客观,自可见仁见智。…[详细]
1945年,蒋介石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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