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脸猫 于 2014-4-7 18:09 编辑
贫 协 组 长
当太阳跃上了东山,晨风吹开了薄雾 ,快活的小鸟早就在树上合唱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还懒洋洋的躺在被窝里,互相打趣,对面高坡上传来了生产队L队长排工的吆喝声,“今布尼(方言:今天的意思)——男劳力——送公粮;女劳力——耘田;知识青年——棉花土治虫……”我们一个个屏息静听,搞清楚今天的农活任务,然后翻身起床,准备喷雾器。两年多以来,我们习惯了罗队长的吆喝声,如果有一天听不到这独特的排工吆喝,就会感到不自在。然而,有段时间这熟悉的吆喝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长长的哨音,接着就是尖声叫喊“出工了!”于是,大家从窗口伸出脑袋问“邱组长,今天我们干什么?”“昨天干什么今天还干什么。”邱组长的回答让我们不得要领。
特殊的年代会设置特殊的职务,我下乡的第一年,生产队只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等职务,这五个人组成队委会,重大决策集体讨论。第二年也就是1970年,县委按照统一部署,以我们石鼓大队为点派遣了工作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大队有贫协主席,生产队增设了贫农组长,也属于队委会成员,于是领导班子破天荒变成了双数,每每遇到重大问题要付表决,有时竟无法形成多数决议。于是,工作队又做出补充决定,生产问题由队长为主做决定,开展运动由贫农组长做决定。这样一来,这两个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常常因意见不一,闹出了不少难堪事情。
我们生产队的贫农组长叫邱家富,出身雇农,在当时的农村,这是阶级成分最红最受信任的个人成分。老邱个子不高(我估计只有1.53米),四十来岁,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一双凹进去的大眼睛和一张尖嘴,两只大腿还没我的手胳膊粗,群众背地里叫他“秋猴子”。别看此公形象不佳,权力欲却很强,也可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每天早晨他挑着水桶到小河边挑水,一边走一边吹响口哨,一边扯起尖嗓子大叫“出工了”,然后挑起水桶往回走。这时候,建勇撇一撇嘴对我说“别理他,他挑水回去还要去趟自留地,还会吹一次哨子的,到那时再出去不迟。”我们知青小组六个人,建勇是副队长,祈清是会计,珍秀是记工员,湘平是出纳,队委会我们占了三个席位。我没在生产队任职,是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在生产队要听队长的,既然建勇这么说,我也不急于出去,反正出一天工就是画一个圈。老邱吹完第二遍哨子,一看大家都懒洋洋的在家做家务,就近跑到我们知青小组大声嚷嚷起来“你们知青都是干部,还不带头出工!?”我们这才拿起耙头、田铲跟着他去搭田界(就是田塍),我们一口气干了两个多小时,都有点累了,伸直弯了许久的腰,准备缓口气再干。这时我看了一眼老邱搭的田塍乐了,那田塍也像他本人一样又细又粗糙,再看他使用的耙头简直就是比拾粪用的粪耙大一点,我们用的耙头提起一耙泥将近四十斤重,一次就可把田塍搭满,他却要四耙泥才能糊满田塍,我见他弯着腰,呲牙咧嘴地使劲提泥,满头大汗地一拱一拱,心里不禁佩服他精神可嘉。以前他都是跟在犁田的后面打小耙(就是在牛不能去的死田角里用耙头挖),今年当了队干部后,队里要他带我们知青组作田塍,方才知道他的田塍作得还不如我们。我们一口气还没喘匀,谁料到老邱不高兴了,扯起尖嗓子喊起来“还没到休息的时间,你们就站着不动了!?”和我们一起出工的其他社员赶紧弯下腰去提泥,我和建勇、祈清也只好继续干起来。我们知青组就建雄没担任什么干部,他早就不高兴了,“老邱,别这么大喊大叫,今天上午,我作的田塍是你的两倍,干累了歇口气不行吗?”“嘿——你要记住了,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怎么和我顶嘴了?对贫下中农是什么态度!”老邱拉长声调,开始上纲上线地批评起来了。建雄也不示弱,马上顶回去“你一个人不能代表贫下中农!”“我是贫农组长!”“哟哟哟,好大的官!”……两个人就在田里吵了起来。我们一看不好,赶忙分别劝说他们才停嘴,一上午,大家都不高兴,直到收工谁也不说一句话。
老邱的权力欲越来越大,他寻思,总要掌握点什么才能体现干部的权威,掌握什么好呢?队长管全队的生产排工,执掌着决定权,保管员掌握着仓库的钥匙,会计出纳掌管着生产队的财权,也有一串串的钥匙,想来想去,钥匙才是权力的象征,掌握了钥匙才是掌握了权力。我们生产队有一个不到三十人的小学校,学校旁边有个公共厕所,这是一个两层土木结构的小屋,上层供学生如厕,下层就是粪池,供生产队田里用肥,平时,下层的小门从不上锁,随时可以舀粪。这天,我在自留地里除完草,拿起粪桶去厕所舀粪准备施肥,走到小门口一看,居然今天上锁了,我问是谁锁的,钥匙在谁那里,小学老师告诉我是邱组长锁了。我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老邱,老邱一听我的来意,便板起脸打官腔“现在学大寨夺丰收靠的就是肥料当家,粪肥是集体的,你们不能用于自己的自留地。”我心里好笑,就说“毛主席说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知识青年去农村,支持帮助他们的生活,现在我们自力更生搞好蔬菜生产,你应该把肥库的钥匙给我。”也许是我从不和他顶嘴吧,也许是我开会时不屑于争工分吧,他就是不把钥匙交出来。早就对他憋着一肚子气的我终于爆发了:“你给不给?我把锁砸了它!”他一见平时不爱多说话的我发火了,也不示弱“你敢,我让民兵把你抓起来,批——斗!”一天到晚动不动就扬言要批斗别人,今天对着我来了。“只要你敢动我一根毫毛,老子就到县知青办告你破坏上山下乡!”我狠狠地甩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老邱一看我动真的了,也赶忙跟着过来把门打开。这把锁是他自家的,砸坏了公家不会掏钱买,被我砸了,还不把刚到手的权力丢了?
没想到这一次冲突过后,老邱却在队委会上提议把我的每日工分底值由九分加到九分五厘,我原来还准备他打击报复的,没想到他对我却和气多了。那一天,我一个人在田里插秧,老邱来到我身边,说“老王(他表示尊重,开始由小王的称呼改口‘老王’了)你在知青中文化最高,父亲是国家干部,你又是大队干部,将来要是招工,我首先推荐你。”我心里好笑,寻思一个团支部副书记什么时候成了“大队干部”了?且听他还要说什么。他说“你是很有水平的,你说说生产队长和贫协组长哪个大?” 我说“年龄你更大”。 他一听忙说“我说的是职务”。 “一样大”。 “不吧,部队里政委比司令员要大一些吧?” “也是一样大,分工不同,级别一样大。” “嗯?不是说政委有最后否决权吗?……” “那是部队才有的规定。……”
绕了一个大圈子套近乎,原来是要我证明贫协组长应该是生产队的“政委”,职务比生产队长大而且享有“最后否决权”。“造孽!生产队充其量也就是个排级单位,连“指导员”都不会设置,难道还会有什么‘排政委’?”我心里好笑。我早就听说过,老邱不服罗队长,因为罗队长出身中农,虽然精通各项农活,组织生产有板有眼,一直受到县委工作组信任,可老邱就是不服罗队长让他干一些打帮手的农活,没让他干技术活,工值底分比罗队长低一个档次,所以他总认为社员们不懂事,评工分时没“突出政治”,不把他这个“政委”放在眼里,如果今天让我这个“大队干部”出来讲话,他的威信就会陡然增长。真有意思,这不入流的官也争得不可开交!回去我和知青们一说,大家都说你就等着看热闹吧,原来他们几个当生产队干部的早就心知肚明。
终于,一天夜里,生产队又召开社员大会,我走进会场马上察觉今天会议不一般,县委工作队正副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都来了,这可是以往没见过的阵势。刚一宣布开会,罗队长就宣布辞职,并说明辞职理由,接着,几位队委会成员表示不同意罗队长辞职,并批评邱组长搞阴谋诡计,自己不懂生产还想执掌大权。接着,社员们有的揭发老邱拉拢自己投他的票,有的揭发老邱背地里污蔑L队长多记工分,……哈,整个会场热闹极了,发言的一个接着一个。老邱就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被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一样,满脸难堪,尴尬得抓耳扰腮,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去。老是今天要“斗争”这个,明天要“批判”那个的贫协组长今天自己挨斗了。我一贯对生产队开会不感兴趣,不愿意陪着他们屁大点事聊到半夜,每逢开会总是坐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打瞌睡。今天我毫无睡意,我和几个知青都不去揭发老邱,就像看戏一样望着所有人的各种表情,揣摩他们发言的心理状态。最后,工作队周队长作了总结发言“邱家富同志背着红包袱,自认为出身好,不服从队长排工,当面是人背后是鬼,阴一套阳一套,不讲团结,不讲原则,不顾大局,这样下去将影响农业学大寨运动,我看,你再这样下去,这个贫协组长你不能当下去了!……”老邱怕丢官,马上点头哈腰表示接受周队长的批评,在会上极不情愿的作了检讨,罗队长也只好在众人一再挽留中收回了辞职的请求。
后来,老邱没有被撤职,生产队的生产照常进行,一切恢复平静。只是每天早上,老邱不再吹哨子了,罗队长又像往常一样,隔几天就站在高坡上吆喝:“咕几工(这几天的意思)——男劳力——上山背杉树;女劳力——糊豆(给田塍上种的黄豆糊上泥浆);知识青年——挑牛粪;突击队——割窑茅(烧石灰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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