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听】争议文章，你来评判

令箭

　　据说20世纪中国民族精神最闪耀和最灿烂的聚焦，一是发现了大庆油田，一是制造了“两弹一星”。由此也造就了新中国科学界的两大牛人：一个是李四光，另外一个是钱学森。文革期间，科学院有一个大右派，该右派曾指名道姓地说：李四光是一个霸道，钱学森是一个胡说八道。

令箭

　　一、李四光的霸道
　　
　　李四光的霸道，无非是指对他在任中国地质部长时，搞一言堂和正确路线，压制别的理论和学派，让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在地学界一枝独秀，例如在地质部属下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专门设立了一个地质力学研究所。李四光的“霸道”，反映的主要是专业以内的事。
　　
　　在李四光当地质部长时得到了解决，在理论上他也有地质力学的贡献，他也最早倡导新中国的地震预报和地热研究研究，对地质学的贡献很大。以前把他说成是地学泰斗和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功臣，也有人认为李四光对氢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有重大贡献，是有一点过了，有牵强附会之嫌。但现在就说李四光主要是靠溜须拍马，没有一点真才实学，而且对大庆油田的发现一点功劳都没有，也是不妥的。

令箭

　　事实是，中国地学在49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很多优秀人物，李四光刚刚回国时，曾被认为是口头理论家，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李四光创造的地质力学没有得到公认，和中国的石油勘探也没有很大的关系，至今很少有地质学者提及了。与李四光同时代比他有成就的地质学者至少可以举出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和谢家荣等。这些人，要么死在新中国之前（丁），要么在新中国完全置身于科学界之外（翁），要么就是李四光的部下（黄、谢），被打成了右派（谢）或靠边儿站（黄）。因此，这些人在新中国科学界的地位，都无法与李四光相比在49之后，由于政治正确，口才极佳，逻辑思维强，和会讲辩证法，李四光深得毛老人家和中央领导们的喜爱，于是青云直上。有人指出，虽然李四光是当时的地质部部长，但地质部的日常工作由地质部当时的党组书记负责，李四光甚至不能参加或列席地质部的一些重要的工作会议。可是，由于李四光最早给中央领导提建议，大庆油田发现后，当时的地质部党组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这个伟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

令箭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周恩来评价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单独接见李四光，对他运用新华夏构造体系理论指导找油，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这样的荣誉和称赞，作为科学家和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欣欣然而受之，从来都不曾有过谦让和致谢。
　　
　　虽然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虽然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虽然第四纪冰川在学术界最近几年也没有人再提及了，但是李四光却在大批知识分子和老一代科学家都倒霉了的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四人帮”倒台后，国家又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故事电影《李四光》，时至今日中学地理教科书还在介绍地质力学。北京新落成的中华世纪坛古今40位中华名人中，李四光的塑像，也赫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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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此事，地学界一直都有质疑。文革以后，当年发现大庆油田的当事人黄汲清先生更是接连上书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希望中央能就此给个说法，其中就提到要在地学界开展“百家争鸣”的问题，邓小平对此也做了专门的批示。中央电视台也采访了发现大庆油田的另一功臣谢家荣的儿子谢学锦院士，对大庆油田的事情也有涉及。地理学家施雅风后来撰文说，有许多的学者对李四光的冰川学说也表示怀疑和反对。六十年代，《科学通报》曾一度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可惜当时条件，不允许充分的辩论，以致中途停止，未得结果。
　　
　　所以李四光的这个霸道，在当时肯定是有目共睹的。
　　不平则鸣，曾隶属地质部的作家何建明，以及独立作家文乐然和何民等人，曾分别撰写报告文学，对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做过专门的报道（何建明：《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何建明：《科学家的名利场》；文乐然：《沉重的崇高－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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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院士，曾把作家何建明告上了法庭，结果是法庭判李林胜诉。最近，地质科学院的赵文津院士，也就李四光发现大庆油田的贡献，撰长文对作家何民和故去的黄汲清院士做了系统的反驳和澄清（《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大发现》）。
　　
　　新中国的第一任地质部长李四光，你自己说，你是安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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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钱学森的学术贡献
　　
　　笔者学生时代时，就对大科学家钱学森无限的崇敬。也听人讲过有关这位大科学家的传奇经历，在美国留学、工作、和受迫害的那段已经妇孺皆知，是用朝鲜战争的战俘交换回来的，不再赘述。关于苏联那段，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50年代的苏联老大哥，在导弹和原子弹制造方面卡中国人的脖子，并故意刁难，达成了协议，只准一个人来参观，还不准记笔记。用钱学森自己的话说：开始我们想争取原苏联的援助，但他们后来不给了（钱学森：关于两弹一星和伟人的一些回忆）。于是周总理就派搞导弹出身的钱学森到苏联去偷学技术，为了让苏联老大哥看得起，临时还给钱学森授了中将的军衔。结果这位大科学家过目不忘，参观一遍，就把老大哥的导弹技术给复制了过来，为国争了光。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传说，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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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学森在我国导弹和火箭研究领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新华网两弹一星元勋的介绍中说：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1956年钱学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该院院长。此后钱学森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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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人认为，钱学森的这种贡献，被新闻媒体本身无限度夸大了。例如大多数舆论说，中国把钱学森的“控制论”用到了导弹技术方面。钱学森还曾经向中央建议，在航空和航天技术之间，应优先发展导弹技术。该建议被周总理所采纳。第三是说，钱学森在中国发展导弹过程中普及了导弹技术知识，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懂导弹的。一些舆论也极度夸张地说钱学森是“核弹之父”、“两弹之父”、“航天之父”、“火箭之父”等。据说对于这些称号，钱学森都一一地笑纳了，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李德成：关于“钱学森现象”的讨论）。

赵古德

看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故事，也有感慨，读历史读多了，满眼的荒谬和混乱，越读会越悲观，会越反动，呵呵

令箭

　　其实，在有心人仔细地研究了中国火箭与导弹的发展史以后，发现钱学森不是任何一型导弹或火箭的设计师，也没有迹象显示钱学森曾经参与过导弹或火箭的设计过程，同时也没有在中国的导弹与火箭发展过程中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因为资料显示，迄今为止，中国全部的国产火箭、导弹都是有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的。遗憾的是，没有一型导弹或火箭，有钱学森的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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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型导弹完全是仿制的，苏联给了图纸、技术、实弹和模型，而不是应用的美国的技术。我们的火箭和导弹技术的最初起步就是从这里开始。而钱学森在美国研究火箭的真实历史，就是1948年在美国空军从事过探空火箭研究。钱学森并不是主导的研究人员。探空火箭的水平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一种资料说明他本人在美国接触过导弹技术。也没有资料显示钱学森一开始就是爱国的。相反，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正式地申请加入了美国的国籍（蚕丝：评钱学森，资料来自张如THREADOFTHESILKWORM）。

令箭

　　有人指出，邓稼先之所以被誉为核弹之父，与钱学森有极大的不同，因为邓稼先是中国氢弹的总设计师。中国的第一枚氢弹是邓稼先主导设计的，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此，给人的感觉是，和李四光在发现大庆油田中的作用相似，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钱学森最多起到了建议和管理的作用。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和规律，不是共产党员的钱学森能起到多大的管理作用，至今还仍然是个谜。对于钱参与美国航天和导弹研究的历史和学术上的地位，以及后来钱学森为什么不再赴美国学术交流，和接受传说中的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的双院士，也有人提出过质疑。

令箭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钱学森是世界一流的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也对领导中国的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我特别欣赏的是钱学森对一些事物的创造性思维和前瞻性假设，是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一。在笔者接触过的和钱学森同辈的大学问家中，都不难看到类似的特质。可是若从严格的科学的角度来审视钱学森对自己专业以外学科发展的论述、对一些现实世界中重大事件的表态、和他公开发表过的一些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这同他在年轻时受到的严格的科学训练，也应该是不相符的。

令箭

　　三、钱学森的不务正业
　　
　　以前看过一个笑话，是讲前苏联的赫鲁晓夫的。他对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发脾气，说我原来不懂艺术，是因为我没有当总书记，现在我当了苏共总书记，我就是艺术家，就懂艺术了。意思就是，权力和荣耀催人奋进，权力和荣誉也使人自我膨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诗人，解放后他就不仅仅是懂打仗，也不仅能填诗作词，而且连炼钢炼铁和施肥浇水这些下里巴人的勾当，他也都是行家里手了，大笔一挥，就是一部《农业八字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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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和一位搞专业的前辈有过交谈，这位前辈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是有些人讲自己的专业讲不出来，但讲别的专业，就特别来劲。例如也是两弹一星功勋之一的中科院前院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搞的是原子弹的数据计算和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行轨道控制，也是目前拥有外籍院士头衔最多的中国人，90年代周院长代表中科院到美国访问时，在大学里做报告和学术交流，讲的就不是理论物理，而是大讲特讲中国的国情。我想前中科院院长的这个毛病，可能就来自于他的同行和业师钱学森先生。

令箭

　　我从前一直以为钱学森先生只是导弹方面的权威，等到有一天突然看到钱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为“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谈中小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才认识到钱先生原来也是一位教育家，因而对钱先生更是刮目相看。在1990年的这篇文章中，钱学森先生侃侃而谈：“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以后，假如我们要在世界有竞争能力的话，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是硕士文化水平”。他说：“现在我们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完全可以提高教育的效率。4岁就上学，我看经过14年到18岁，就可以达到硕士水平”。呵呵，幼儿们哪里都会如钱老人家说的那样聪明，18岁就都硕士水平，个例可能是有的，但作为教育的制度普及，实在也是拔苗助长，恨铁不成钢了。这不是瞎说，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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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94年，看到钱学森先生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论地理科学》，书上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谈得可都是“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和“地理科学的发展战略和研究方向”。看了几篇地学方面的文章，就俨然地成为了地学大师，为地理科学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八字宪法”。接着，在《大自然探索》、《地理学报》、和《地理知识》上还有许多一流的地理学院士和专家们跟进，为钱学森的理论和指示做注释。如全国地理学理事长任美锷院士就说钱学森是“从世界科学的高度”，建立了“大的地理科学系统”。前几年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地理科学学院时，钱学森还亲笔题写了院名，现在就挂在该院大楼的门口等等。可见这题字和赠诗之风，也不自年轻有为的搞基因的陈竺院士起。

令箭

　　看到最近的纪念钱学森90周年诞辰，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庆祝。不是纪念钱学森在发展两弹一星和“神五”载人飞天上的贡献，而是庆祝钱学森在地理科学、在教育学、在沙产业理论、在“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在“人体科学”、和“天地生”科学方面的“划时代贡献”！

令箭

　　不好好的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认真地总结和反思一下如何去登火星登月球和破解人家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和全球定位系统，瞎谈什么八竿子也够不着边儿的沙产业、草产业、地理科学、人体科学、和大成智慧等等前所未闻的其他专业的新名词。可真是有点儿不务正业和自欺欺人了。
　　
　　可悲的是，有钱老先生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也就是了，后面还竟然就有那么多的博导和院士级别的崇拜者。以至于一夕之间，中华大地上竟出现了很多的沙产业研究会，草产业研究会，人体科学研究会。就连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也跟了钱老瞎起哄，改成了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诺贝尔的什么奖，要不想出丑闻，还是要慎重一些，晚一点给咱中国人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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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钱学森和亩产万斤
　　
　　钱学森的胡说八道，最搞笑的事情是在大跃进期间，论证一亩地产万斤粮。这不但是尽人皆知，而且钱老在年轻时有意无意间犯的这个错误，还时不时的被他的论敌如经济学家于光远辈，引用了来诋毁钱学森（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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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对大跃进不积极，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包括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都撰文反对。例如植物所罗所长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30％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0.5％，50年代，撑死了也不超过0.3％，而钱学森把0.3％一下子提高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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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南冠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诺贝尔奖无缘？），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但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先后都不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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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锐的《反思大跃进》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同样的记载还有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领导人，也是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1958）。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中国青年报：理性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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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唯心主义闹剧，以上千万农民的饿毙而告终。虽然毛等人要为领导“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上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并在当时积极地“科学”论证了亩产上万斤的科学家，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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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钱学森和人体特异功能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另一个搞笑事件，是在80年代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论证和无条件大力支持。按说，70多年的人生阅历，加上“大跃进”后30几年的荏苒光阴，应该说历史老人给了钱学森足够的经验和时间来进行反思。可是他老人家，在自己不懂的专业上，还是瞎说如故。
　　
　　1979年的四川，出现了一个叫唐雨的小学生，有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这个新闻轰动了全国。不久，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一大批能用手用嘴用身上的任何部位认字的小孩。这些义和团和洪秀全杨秀清式的闹剧，100年前骗得了政治家西太后和太平天国的芸芸众生，20年前又骗得了大科学家钱学森。在钱学森的提议下，不但把一个气功师调到国防科工委做研究，竟还天真地希望通过全民练功，全国出他一千万个气功大师，把特异功能用到国防上，中华民族，从此就可以独霸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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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6月4日，钱学森访问了《自然杂志》。他从开发人的潜能的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个概念。指示在北京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学会，并且还当了主席，写了《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论人体科学》和《创建人体科学》等专著（曾昭贵：中国科学和伪科学斗争大事记1979－1999）。在没有任何试验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大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断言：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钱学森：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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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随后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他指出：“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以至于后来升华到“现在进行的不只是一场科学革命，还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在给**的信中，钱学森把胡耀邦、李昌、于光远等人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和研究，上纲上线到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并说这一次，“我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任克：胡耀邦反对宣传人体特异功能）。同时，正是由于有了钱学森“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这一“官定”理由，使得众多的“神功”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无数人丧失了对“神功”进行科学判断的理论依据。从此以后，迷信公然打起科学的幌子，在本来就缺乏科学知识的群众中间开辟根据地。
　　

令箭

　　不久，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以清华大学为首的一群科学家针对这些小孩的特异功能和严新等人的气功，发表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都发表在中国的一级学术刊物《自然杂志》上。他们用最先进的磁场理论，共振原理等等证实这些能用耳朵认字的孩子跟普通小孩的磁场不一样，证实了他们有能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在对严新等人所作的《气功外气2000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研究》等六篇稿件的《稿件审查意见书》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涂建华：徘徊的幽灵）。

令箭

　　好一个世界首创！钱学森大力提倡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结果，造成了全民练功，也误导了许多人。先后出现了象张宝胜、张宏堡、张香玉、张维祥、柯云路、严新、胡万林等形形色色的各类气功大师，和那最终政治化和宗教化了的反对FLG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