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3-12-6 15:02 编辑
大宋的天空
——回应九段高手
文/归隐宋朝
九段兄让我谈谈宋朝,尽管这显然高估了对我的期望,但我还是愿意说两句。
宋朝,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是个位置比较尴尬的朝代。盛唐之后,强元之前。作为一个大汉王朝首次被北方游牧政权完败,这本身就足以令后世所不齿,汉民族的自尊心被“弱宋”摧残殆尽,甚至羞于去深入探究其历史成因,仅仅简单的冠以软弱、腐朽。然而,真相果真如此不堪吗?大宋有没有一点无辜?
历史往往具有两面性。我曾在《遥远的钓鱼城》一文中这样说过:“历史就是这么不安分,总是把同一历史现象摆在你面前,让你两难,让你无法给出斩钉截铁的解释与判断……” 其实,任何一代王朝的兴亡陵替都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和外力作用,细垒成巨,终不可挽回。中国人习惯于总结性的看待历史,前朝的经验教训成了后世的一面镜子,即所谓:以史为鉴。这是由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体系所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真相就被选择性的深藏于历史幽暗的另一面了。我所认识的大宋乃至其后的文化现象,对于中华文化的主轴而言,就是浮华过后的沉寂。陈寅恪先生如此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我想,秉持这种认识之人必不在少数。
十年前,一只北宋鹧鸪斑釉油滴碗,在香港索斯比拍卖行被拍到了1400余万元,而在大宋时期它仅仅是一个百姓普通的炊饮用具。而今天被华人引以为傲的发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就是兴始于宋朝,由此而引发文化思想的快速传播、造船与航海业的兴起、劳动与战争革命性的发展。事实上,大宋在农耕、教育、天文地理、医学、法医学、造船业、印刷术等方面均已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且是成体制成系列地大踏步地发展。更不用说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旷古烁今。现代的文化人很有意思,总是时不时地推举“魏晋风骨”,甚至引为中华文化人的脊梁,但我以为,真正促发中华文化大发展的恰恰是宋代文人。大宋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教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词文体达到全盛。
不可否认的是,这主要得益于大宋王朝执政纲领的相对宽容。“陈桥兵变”赵匡胤兵不血刃地夺了天下,又以“杯酒释兵权”稳定政权,这就注定了大宋治国理政的宽和意志。纵观历史,大宋的政治环境相对宽仁,官员即使犯有过错,多数是受到贬谪,鲜有祸及九族、满门抄斩的严酷惩罚。苏东坡及其学生秦观就是一个例子,照理说,他们反对当权者的变法大政,这搁到哪朝哪代也逃不过杀头、流放的命运,可唯有宋朝还能给你个“认识错误的机会”,保留住你的饭碗,甚至还有重新启用你的一天,秦少游不就是死在“北归还朝”的路上吗?
文人理政是大宋王朝的一个鲜明特点,包括它的国防部长(枢密院)也是文人担任,这也是开了世界历史之先河。宋太祖有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应该是一句历史名言。对于文人的开明政策,直接导致了大宋文化的兴盛。有人说,唐诗集于表象,而宋词集于灵秀。我想这只是给予两代文人创作心境的一种泛说,真正的内涵在于宋代文人所置身其中的环境。这也是为何有人评述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原因。
有个疑问,如此富庶的国家怎会两次败亡于北方游牧政权?要知道,当时大宋的国利收入就是后来的元明清各朝都难以企及。这样的王朝怎么会出现“二帝被掳”的可耻现象?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会联想到古希腊和古巴比伦,这样两个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为何会被相对落后野蛮的政权征服?我以为,除了内忧外患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地方,就是自己抱着“安居乐业”想法,却无视外部的虎视眈眈,没有做到居安思危。这些国家尽管国富民强,百业兴旺,但却没有一个保家卫国的强有力的国防力量。怀有聚宝盆,却无御人心,其结果可想而知。就拿蒙古政权来说,它自建立之日起就时刻在为战争准备着,而蒙古人的命运就维系在这种征伐之中。进攻南宋的几路人马也只是它全部铁骑的1/3,而它的大部军队正在横扫欧亚大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军队里竟然有许多大宋的军事顾问和雇佣兵,他们使用着被西亚和欧洲人视为“天火”的火器,所向披靡。
其实,大宋的军民从不缺乏勇气。他们抵御蒙古铁骑的进攻长达51年,而同时期的西亚和欧洲国家已经相继被蒙古人征服。自西方中世纪以来,一直有个未解之谜:为何在蒙古大军所向披靡,欧亚联盟节节败退毫无抵抗能力彻底绝望之时,蒙古人的进攻停止了?十九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带此疑问造访了重庆附近的一处遗址——钓鱼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时御驾亲征的蒙古大汗蒙哥被坚守钓鱼城的守将王坚炮毙。其弟旭烈兀正指挥大军鏖战于欧亚战场,为了帮助胞兄忽必烈继承汗位,只留下少量军队镇守征服的土地,亲率主力东归,不想也因此解了欧亚之难。西方学者感叹造化之玄妙,留刻:上帝折鞭处!
历史上有“南宋三杰”,是指至死不屈的文天祥、背幼帝投海的陆秀夫、战败自尽的张世杰,他们都是文人,都表现出应有的气节。其实,还有一位武将出身的张珏,他作为大宋在西南的军政首脑,在宋恭帝被俘献出国玺之后,仍然指挥军民抗敌,等到他被俘惨遭杀害之时,已经距陆秀夫背幼帝崖山投海之后两年。当时,文天祥赋诗悼曰:气战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灭,功业竞何如?
还是说说历史的两面性,张珏率军民抗蒙36年,直至重庆府城破遭屠,四川军民为此付出1800万人的生命,占当时人口的十之八九。而当冲要塞钓鱼城后来的守将王立因献城有功,使得忽必烈违背了其兄蒙哥汗“破城屠赤” 的遗愿,赦免了城中17万军民。后世人们分别建了张珏和王立的庙供养祭祀,气节和人性在此同样被推崇,但也产生了混乱与冲突,至今争论不休。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很多人问我,为何ID取名归隐宋朝?道理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除去内忧外患,宋朝是最为宽容的朝代。宽容,可以衍生出许多美好的事物,可以使文化、科学、民俗,甚至政治提升到雅致的层面上来。如同宋词,这种极具韵律的文体只能在大宋这种庸和、雅致的环境中得到昌盛一样。亦如瘦金体,亦如宋瓷……
罗曼罗兰曾说过,若是可以的话,我愿意选择中国的明朝作为我的归所。我记得他用了“优雅”这个词汇来形容他所向往的明朝。对于一个西方人,我已经十分肯定他对于这个古老国度的理解了。相反,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却远没有如此浪漫,更多的是以史为鉴,用一种金属的冰冷与坚硬来规范历史。其实,我们多数人记住的历史很肤浅,只是别人笔下或官方记述的历史。一个朝代的兴亡陵替又怎能像史籍言及的那般简单?被厚重的尘埃覆盖下的历史真相又何尝不是浩如烟海、波诡云谲?
在我的眼中,大宋的天空就像汝瓷一样,始终透着初晴之晨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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