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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风

主楼

发表于 2013-7-18 21:1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太行风于 2013-7-20 17:47 编辑

　　走进机关大院，第一眼就看见，我原来效命的大楼被染成深灰色。
　　
　　楼体原来是传统的白色，也一直认为墙壁美容应该用白色，没想竟涂成这样的深灰色，既觉得新鲜，又感到别扭。在我的审美中，灰色实在不是让人喜欢的颜色，老觉得它色调黯然，活像六月连阴雨时的天空，阴郁，隐晦，悲凉，压抑。可看了一会，又觉得倒也凝重，深沉，含蓄，大气，很符合这座大楼的内部气质，也就模棱两可地接受了。其实接受不接受都是多余的，有权对楼体决定使用什么颜色的人，压根就不在乎什么人接受与不接受，除非是他们的上级有何微词。
　　
　　曾经在太行山断裂层地带的风景区王莽岭，看画家画山水油画。他们在诸多颜色的油彩调盘里，抹点这个色，再抹点那个色，在一块调，就活鲜鲜画出层次感极强的山峰、悬崖、深峡、河流、树木、花草、蓝天、白云及其他附着物的各种颜色。我觉得他们特了不起，是颜色的魔术师，不仅能调出理想的颜色画出外在的东西，还能画出心魂的向度，情感的颜色。而我，对颜色调和的知识却知之甚少，唯独知道，灰色是黑与白色混合而成的“中间色”。这种颜色，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既是白，又是黑；既非白，也非黑。二者相倚相托，又相拒相斥，属典型的二律背反，却又融洽得浑然天成，再也不可能剥离开来。
　　
　　这样想着，不知怎么一下联想到自己。我也是黑白两色混合而成的一抹“中间色”，黑白难分，不伦不类。如果让我老家村里的人来解释，会搬出一种非常尴尬的性别来做比喻，就是那种半男半女、不男不女的两*性人，也叫阴阳人，他们将之称为“二圪疑”。天下没有比“二圪疑”更倒霉的性别了，注定我这个“中间色”的人也是一个倒霉蛋。
　　
　　我有两个颇有点“二圪疑”的身份。第一个身份虽是早年间的，却根深蒂固地延续至今。这个身份是农民，或者叫乡下人。第二个身份是进化来的，叫做职工。在村里人眼中，还要更光彩一些，既在城里工作，又在城里安了家，当然就是城里人；我曾经的工作单位属于权力中心部门，势必就是干部的身份。可怪就怪在这里，村里人是这样看我，城里的好多人却依然把我当农民看，不管我在城里混了多久，也不管我进行了怎样的改造和改变，他们依然把我当农民看。这种城里人和乡下人、农民和职工（干部）难以廓清的尴尬，不是“二圪疑”的“中间色”是什么？
　　
　　既然村里人与城里人都不认同我是他们的同类，我势必成为一个中间状态、两不沾边的另类。
　　
　　回到老家村里，很容易就感觉出来，那些原来和我一起在黄土地欺负土坷垃的乡邻，见到我虽依然喊我的乳名，却明显地客气起来，满脸堆笑标志着礼数，也意味着疏远，有的甚至显露出拘谨，手脚不知该往哪里放。在他们眼里，我和他们已不是一路人，只是偶尔回乡看看的一个过客。更让我的心隐隐作痛的是，我在村里劳动时的那些气声相通、无话不说的伙伴，一声“哟外，在外干部回来了”的调侃，便划出我同他们之间的界限与距离。掏香烟散给他们，竟也推让着客套起来。他们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同我依偎在避风的石坎下，几个人头碰头，脸贴脸，几只手围笼成一个挡风的圈，划火柴把谁弄来的一根香烟点着，你抢过去抽一口，我夺过来抽一口。还有，村里人到县城来找我帮忙办点事，会挠着头皮不好意思张口，或者嘴里磕磕绊绊的，费力地寻找合适的措辞。这在以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熟不拘礼，就是有话说，有屁放，直统统就撂出来，不需要场面应酬的虚礼。拘礼了，就是生分、见外了，中间有了一层厚厚的隔膜。
　　
　　村里人对我的态度，尚能理解。他们是在抬举我，把我看做比他们高一个级别、档次的人。至于城里人怎么看我，倒不是十分在意。我本来就不否认自己农村的来路与农民的出身，也确认为自己很本色，土得骨头缝里都掉渣。也从来没想过靠时髦的服装、发型、眼镜什么的东西，来掩饰一身的土气，打扮成一个城里人的模样。我就是我，是黄土里走出的我，是曾经是农民的我，农民是我的根底，黄土是我的本分。这绝对不是什么丢人事。好多人不也这样说吗，“上推三代，我们都是农村人。”“农村，是我们的祖籍，是灵魂的故乡，精神的家园”。
　　
　　可没想到，有些时候还会因场合的原因或者公然的歧视而受不了。记得第一次去市里开会，与一群上级单位的人共进午餐，那些人好舍得夸人，嘴上都像抹了蜜。并不住地给我夹这样那样的菜，好像我是连筷子都不会用的孩童，需要特别关照。平时也觉自己是个伶牙俐齿的人，应酬一般的场合绰绰有余。可在这里，一下变得拙嘴笨舌，说不出像他们那样的热得烫人、甜得发腻的客套话来。相形见绌之下，非常真切地感觉出自己老土的原形。还可以证明这点的是，人家夹给我的一些名菜，如蟹腿、蚌什么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便不敢轻举妄动，偷偷观察他们是如何操作的，然后才依葫芦画瓢去食用，生怕闹出他们茶余饭后的笑料来。晚上去一位老乡家里，本来想好好放松一下被捆绑了一天的心情，可一进门，换了拖鞋的主人就给了一个提示，让在脚上套塑料薄膜。当两只脚轮替在有机械驱动的方盒里套上薄塑，看着白花花的两只脚，尽管理解主人是在讲究卫生，可心里还是挺别扭，感到一种被排斥的力量与难以融入的游离。于是心里很清楚，这些细节，真实地显示着城里人与土著的区别。
　　
　　更有，一些人对我身份的小看甚至是鄙夷，是公开化的。一次，在与一个同事闲谈中，发泄了作为职工不能平等享受待遇的不满，不期他竟然说我，心强命不强，天生是个土坷垃，就别想着去冒充黄金。本来也是玩笑话一句，可因为正好戳着心里的伤疤，一下便起了无名之火，将他好一通臭骂。还有一次，到南方出差，在上海火车站买好了票，因客流量大，离登车两小时方准进入候车室。我有个臭毛病，中午必须小睡一会，否则会一下午打不起精神来。说起来也是脱离了农民身份后养坏的脾气，身上有了骄娇二气。可是在遍地候车民工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才在一家站内商店门旁的基坎上坐下来，因人多，只挤下半个屁股，另一半屁股闪在门这边。正胳膊压膝盖、额头压胳膊梦游西湖间，背上啪啪啪挨了几下。激灵灵醒来时看见，一个怒气冲冲的男子挥舞着卷成筒状的杂志（打我的凶器），对我大呼小叫，说我半个屁股挡住了他的门面，影响了他的生意。当意识恢复至正常，终于想明白，本来北京人看全国都是老百姓，广州人看全国都是穷光蛋，上海人看全国都是乡巴佬，何况我衣着平常，旅行包土气，又混在民工堆里，不被当成进城打工的民工才怪，所以才敢对我人身侵犯。虽然，经过一番积极的交涉，迫使那个人道了歉，给自己挽回了尊严，可我还是替天下民工悲哀，替天下农民悲哀，也替我这个“中间色”的身份悲哀。
　　
　　然而，非常糟糕的是，不是村里人、城里人认同不认同我的问题，而是我已将自己格式化，既返不回真正的农民去，也进化不成地道的城里人，只能停留在中间地带，做一个“中间色”的人，永远不能具有非此即彼的纯粹性。
　　
　　既然如此，我认命，就死心塌地做一个“中间色”的人。农民有愚昧、无知、落后的一面，也有勤劳、纯朴、厚道、可爱的一面；城里人有知性、涵养、聪慧的一面，也有虚伪、狡诈、丑陋的一面。我尽可能择两者之长兼收并蓄，就做一个“中间色”的我。这或许是我走向自我完善的一条很不错的路子。
　　
　　好在，我发现我以前相处的人中的大多数，包括那些中高级的头头们，都是和我一样的根底，属于农民子弟，最少，他们的童年是在村中里度过。直到现在，他们的父母仍在村中里作务庄稼。即使为养老被他们接来住在一块，可每天埋怨东埋怨西，十二分的不习惯。我由此及彼联想到，即使大城市又怎么样，农民子弟也多得像牛毛。作为世界上排首位的农业大国，盛产的当然是农民子弟，只要允许人口流动，他们就有机会涌进城市。特别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农民大批大批地杀入城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民进城潮。在这种人口大流动、大融汇中，农村人被大量地挖了墙角，城里人被等量地掺了沙子。二者之间，农民会影响、改变城市人什么很难说，但城市人肯定会影响、改变农村人，最少在服饰和某些生活习惯上会影响他们发生改变。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像我这样的“中间色”的人，已经在各个城市可劲地蔓延起来，既像井冈山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又像克里姆林宫中心开花的一声炮响，最少会使城市的人口组成发生变化。
　　
　　那么，就让我和这些人都来做“中间色”的人，在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走出一条宽敞的路。数量不等于质量，可数量也是不可小觑的力量。当数量膨胀到一定程度，说不定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农业大国”的形象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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