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 by 黄进华

蟾宫折桂

  中国从秦朝建立皇权体制到前清为止，历时2133年。其间皇帝制度、宰相制度，以及文臣武将、嫔妃宦官等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到明朝时达到最高峰。本书即以皇帝、宰相、文臣武将、嫔妃宦官等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为线索，具体介绍和分析了皇权体制的运作机制，指出它是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社会制度，一切以皇权倾轧为目标，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完整、严密的控制。这样，在庞大的皇权体制的压力下，皇帝、宰相、文臣武将、嫔妃宦官等人物的命运大都是悲剧性的，他们在权力的得失之间，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悲剧。

第1节：前言

前言
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古人
一、漫无边际的中国皇权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7世纪初的英国。当时，英国处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1608年的一天，詹姆斯一世忽然心血来潮，想去皇家法院亲自审理几件案子。
一进皇家法院，正好碰上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等詹姆斯一世说明来意，柯克却略带遗憾地说："对不起，陛下！我很理解您的意图，但是您没有审理案件的权力！"国王听后大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便厉声质问柯克法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英国都在朕的统治下，区区几桩案件，朕竟然无权亲自审理，这是哪门子道理？"
柯克法官毕恭毕敬地听完后，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容臣禀告！陛下，您是国家元首，总揽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权。但是，您要亲自审理案件，却是万万不可！"
"哈哈，国王不能亲自审理案子，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大法官阁下，我国的法律历来是以理性为依归，你不让朕审理案子，是否认为朕智商低下，不如你和你的同僚有理性？"
在国王的步步紧逼下，柯克并不退让，反而说出了下面一番话：
"不错，陛下您确实是知识丰富，而且天资聪颖。但是，陛下对英国的法律并不精通，而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财产，只靠自然理性是不够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没有达到精通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审理案件。陛下，不知您意下如何？"
"这……"听完柯克的话，国王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爱卿，你说得不错，句句在理，于我心有戚戚焉，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国王一面打着哈哈，一面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然后就打道回宫了。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
1866年10月，在一大群文武百官簇拥下，威廉一世来到波茨坦行宫。此公向来刚愎自用，早就因为血腥镇压1848年革命而得了一个绰号--"炮弹亲王"。现在，这位"炮弹亲王"已经贵为普鲁士国王，在两个月前他又被推举为北德意志联邦主席，更是威风得不可一世。
这一天，威廉一世兴致勃勃地登高远望，忽然发现宫墙外面不远处耸立着一座旧磨房，挡住了自己的视线，真是扫兴！于是，他就派一个大臣去和磨房主交涉，准备把磨房买下来，然后拆毁。
不料，磨房主却不识抬举："这磨房是我们家祖传的产业，是无价之宝，我要把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威廉一世也不气馁，又开出很高的价钱来。可是，这位磨房主就是"死心眼"，偏偏不肯买他的账。威廉一世勃然大怒，便大手一挥，派人强行拆掉了磨房。
没想到，第二天，磨房主就将威廉一世告到最高法院。结果，几位法官一碰头，作出判决：国王违反了法律，必须重建磨房，并赔偿磨房主的损失。威廉一世知道后，苦笑着说："唉，我这个国王有时也会头脑发热，做下一些错事。幸亏我国还有这么好的法官，能够刚正不阿地办案，实乃国家之幸！"于是，威廉一世命人重新建造了一座磨房。
读了这两个故事，我实在是大惑不解：都是专制君主，为什么人家的"国王"没有我们的"皇帝"威风？看上去，詹姆斯一世和威廉一世都还挺遵守法律的。在封建社会里，法律不是君主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吗？
贵为"一国之尊"，詹姆斯一世想去法院（而且还是皇家法院）亲自审理案子，这件事无论是对法院，还是对法官，都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对于英国今后的司法工作也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所以柯克法官真应该列队欢迎国王。可是，詹姆斯一世却在这里吃了一个"闭门羹"。这位柯克先生是不是有两个脑袋，竟敢对国王说"不"？他胆大包天，就不怕詹姆斯一世一怒之下会将他"就地免职"，甚至推出去开刀问斩吗？在君主专制时代，这可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威廉一世贵为"万乘之尊"，想拆掉一座又老又旧的磨房，还要和磨房主反复商量，这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了，而且他还肯出重金，不是白拆。对此，我都快被感动得流出眼泪来了：这位威廉一世还像是一个国王吗？看上去，他似乎连中国古代的一个"县太爷"还不如呢。过去，一位县太爷想拆老百姓的房子，简直比拆一个鸡棚、狗窝还容易！可是，威廉一世要拆一个磨房都这么困难，那他还如何"大展宏图"，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这位磨房主的胆量也真够大的，竟然敢控告国王，他哪来的胆量？普鲁士的最高法院怎么敢受理这么"棘手"的案子？那几位大法官怎么敢判国王败诉呢？他们是吃错药了，还是得了神经病，就不怕威廉一世在背后给他们"小鞋"穿？……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那第确实是令人不可思议！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法律，只敬畏执掌法令的人--大大小小的官吏（特别是专制帝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至上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皇权社会"。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长期而又残酷的统治，特别是皇帝高高在上，凌驾于一切法律和社会力量之上，主宰一切，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就像天罗地网一样覆盖、笼罩着中华大地。所以，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位专制帝王的重量要远远超过另一端的亿万子民。
在这块土地上，皇权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的意志、权威可以主宰一切：在政治上，是绝对的君主集权；在经济上，实行国家垄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在思想文化上，竭力控制人们的思想，等等。在这种皇权国家体制下，全国臣民都像奴仆一样诚惶诚恐，等待着那深不可测的"天威"或"天恩"的突然降临。而且，中国的专制帝王拥有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机构和力量可以制衡他，足以令其他国家的帝王"相形见绌"，"自愧不如"。例如，威风凛凛的罗马皇帝要受到元老院的制约，不能一意孤行；埃及的法老、印度的国王，对于强大的宗教势力也不能任意干涉。所以，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崇拜的是权力（特别是皇权），而不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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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上，权力、财富和荣誉，并称为人类的三大"价值维度"。关于权力的分量，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实，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权力有那么一点"崇拜心理"，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人对权力这么痴狂，这么深入骨髓！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去投机钻营，买官卖官？还不是只要当了官，就有权、有势、有钱！这也难怪，在皇权社会里，权力实在是太重要了：权力既是地位，又是利益和荣誉；与权力相伴，既有无上的荣耀，也有无比的风险。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多姿多彩，对许多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魔力和诱惑！
二、皇帝：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古往今来，权力几乎是无处不在，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那么，产生在中华大地上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帝王们，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魔？
1．天使，还是恶魔？
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千多年前。
一位国王高踞在宝座上，他头戴王冠，身穿描花绣彩的锦袍，豹头环眼。在宝座两边，笔直地站着十几名手执长戈、腰挂利刃的卫士；在殿下，站立着一排排神态惶恐、连大气也不敢出的文武臣僚。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夏桀。此时，在他的怀里还半躺着一个风骚美女--妺喜，她是夏桀心爱的宠妃。
在大殿阶沿下，有一群武士正在向一个大铜柱里面添炭加火，铜柱的颜色逐渐由青色变成紫红。这时，一个武士端来一盆清水，朝铜柱泼去。只听"嚓嚓"几声脆响，清水顷刻之间化成几缕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夏桀"别出心裁"发明的一种酷刑--"炮烙"。
当时，因"炮烙"而丧生的人不知有多少，今天厄运又轮到了大臣关龙逢的身上。那么，关龙逢究竟犯了什么罪？很简单，就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
原来，夏桀生性荒淫而凶残，经常肆意妄为。例如，他大造宫室，派人四处搜寻美女，整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在后宫群芳里，他最宠爱妺喜，而妺喜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爱好：喜欢听撕裂布帛的声音。于是，夏桀就派人把成捆的布帛撕碎，逗她开心。
这一天，夏桀在凉台上纳凉，忽然发现市场里人头攒动。于是，他又"心血来潮"，命人将几只斑斓猛虎装入铁笼，送到闹市上。正当大家围着铁笼观赏猛虎时，夏桀突然下令打开铁笼。这几只老虎已经饿了好几天，正又饥又渴。所以，铁笼一打开，几只老虎就狂啸而出，张开血盆大口，扑向密密麻麻的人群。一时间，虎吼人哭，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忍睹，夏桀却站在一旁仰天狂笑。
对于夏桀的荒淫暴虐，上大夫关龙逢实在是看不下去，便犯颜直谏："大王，您这么做，会丧尽人心，微臣担心要出大乱子！"夏桀却把嘴一撇："你又在胡说八道了！天上有太阳，地上有我夏桀；太阳不亡，我就不会灭亡！"
关龙逢听后，长叹一声："大王，现在已经是民怨沸腾了。因为您自比太阳，民间有一首歌谣：'太阳啊！你什么时候坠毁，我们宁肯和你同归于尽！'"夏桀大怒："好你个关龙逢，竟敢诅咒孤王！那我就让你也尝一尝炮烙的滋味，让你自己灭亡！"
这时，铜柱已经被烧烤得红中泛白了，风骚妖媚的妺喜急忙娇滴滴地催促夏桀："大王！快动手吧！我还要看一场好戏呢！""好！好！我的小美人儿，这就动手！"说完，夏桀在她的脸蛋上重重地亲了一口，然后放下妺喜，杀气腾腾地来到白石阶沿上，冷笑一声："关龙逢！今天，我要让你明白：我是太阳，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说罢，夏桀仰天狂笑，声震殿堂，群臣纷纷低下了头颅，有的竟然吓得尿了裤子。
面对死亡，关龙逢却毫不畏惧："苍天啊！你快拯救天下的生灵吧，我纵然死在炮烙之下也瞑目了！"这时，夏桀大喊一声："行刑！"四名武士用铁索将关龙逢抬到铜柱边，然后一声呐喊，猛地迫使关龙逢当胸抱住铜柱。只听一声惨叫，关龙逢顿时毙命，顷刻间变成了一副发黑的骨架……
在中国历史上，像夏桀这样赤裸裸的恶魔，绝非只有他一个，诸如商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清朝末年的女独裁者--慈禧太后，他们也都是十足的专制魔王。
尽管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恶魔来，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独裁者，却不能如此简单地冠以"恶魔"的称号，例如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清朝的康熙大帝玄烨，等等。
令人不解的是，甚至还有一些独裁者备受后人的颂扬，诸如消灭殷商、建立周朝的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及后来辅佐周成王的周公姬旦，都是后人眼里的"圣君贤相"。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里，大唐王朝"天下太平"、"万方来朝"，是当时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至于李世民本人，也以善于"用人"、"纳谏"的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彪炳史册。
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受到许多人称颂的独裁者，诸如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明朝末年的李自成，以及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等等，他们无一例外地被称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伟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独裁者，例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威震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明成祖朱棣、后金皇帝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以及"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人，他们究竟是天使，还是恶魔？
衮衮诸公，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掌握最高权力的独裁者，除袁世凯已经被后人定为大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外，其他人似乎都很难简单地用"天使"或者"恶魔"来评价。可以说，他们既是"伟人"，又是"罪魁"；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一句话，他们是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2．绝对权力将"天使"变成"恶魔"
古往今来，人们都是敬畏"天使"而害怕"恶魔"的，因为天使和恶魔都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他们或者给世人带来福音，或者给人类带来灾祸。总之，是权力造就了"天使"和"恶魔"，没有权力的"天使"，谁会敬畏？没有权力的"恶魔"，谁会害怕？
在神话里，天使就是天使，恶魔就是恶魔，都是固定不变的：无论是真主，还是上帝，或者释迦牟尼，永远都是庇护苍生，降福人类，他们绝不会有朝一日突然变成祸害人类的妖魔。但是，在人间，"天使"却常常变成"恶魔"，促使他们蜕化和变质的是绝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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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人有一句古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是对这种变化的生动概括和写照！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在起义之初，他们都称自己是"救苦救难"的"天使"，而一旦大权在握，胜利在望，就会撕下脸上的面具，逐渐变成"恶魔"，从陈胜到洪秀全莫不如此。

早年，陈胜家境贫寒，"尝与人佣耕"。不过，他胸有大志，不肯忍受这种生活。有一次，在田间劳动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苟富贵，毋相忘！"和他一起干活的穷伙伴们听了，都很好笑，就问他："若为佣耕，何富贵也？"意思是，现在我们为别人耕田，哪来的富贵？陈胜长叹一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几年后，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打进陈县，当上国王，就开始讲究享受和排场了。这时，一些老伙伴来找陈胜，谈起了陈胜过去贫贱时的情形。本来，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陈胜却认为揭了自己的"老底"，脸上无光，就把这几个老伙伴全杀了，将自己昔日"苟富贵，毋相忘"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因而丧尽了人心。最后，陈胜众叛亲离，被车夫庄贾所杀。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领袖，陈胜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他手中掌握了从未有过的大权。

黄巢，是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早年，在科举考试落第后，他曾愤然写下一首《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黄巢对于专制帝王的仇恨，以及决心要推翻腐朽的李唐王朝的壮志豪情。

乾符二年（875年），黄巢发动起义。不久，他自称"冲天均平大将军"，展现了均平富、铲除恶邪之类的"天使"一般的胸襟和抱负，因而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

当黄巢率领起义军攻进京城长安时，也是秋毫无犯，惟恐惊扰了穷苦的老百姓，无愧为"天使"。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

"贼陷京师。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既入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为家。'巢贼众竞投物遗人。"

当时，黄巢命大将尚让安抚百姓，并表明他同李唐皇帝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是爱护百姓，而李唐皇帝则是坑害百姓。而且，起义军也不是光耍嘴皮子：起义军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周围的老百姓抛送钱财。这时，黄巢及其部下真应该被称为"天使"。

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黄巢从春明门浩浩荡荡地开进皇宫，登上太极殿，数千名**一齐下拜，高呼："黄王万岁！万岁！万万岁！"那燕语莺声传入耳畔，黄巢真是觉得心旷神怡，顿感自己已经不是凡人了。所以，他仰天大笑："今日之事殆天意欤！"

随后，黄巢就向封建统治阶级学习，自称皇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又封自己的妻子曹氏为"皇后"。然后，黄巢登上丹凤门，向众人宣布大赦令，并得意地说：

"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廣（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

身为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竟然也向封建皇帝学习，耍起文字把戏来：把"廣（广）"字解释为"唐"字去掉"丑口"而安"黄"字，以说明自己当皇帝是天意。

同时，黄巢又重用唐朝的旧官僚，赐给他们高官厚禄，甚至派人到处去寻找唐朝的宰相，让他们来做大齐的宰相。

此时，黄巢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王朝的独裁者了。所以，他对人民就变了一副嘴脸。

有一次，在与唐军作战时，起义军不利，一度退出长安城，"坊市百姓迎王师（指唐军）"。稍后，起义军反攻，又杀回长安。于是，黄巢迁怒于长安百姓，下令屠城，血流成河，这是何等残暴！这时，黄巢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恶魔"！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以"均田免粮"为口号，到处宣布："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平买平卖"。在进北京前，起义军纪律严明，不许私藏金银、占住民房、踏坏田苗，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许多人就像"大旱盼云"似地盼望李闯王！

就是在进北京城之初，起义军也是秋毫无犯，"上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可是，没过几天，起义军就很快由"义军"变成了"害军"。作为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早在进入北京前，李自成就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后，李自成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此前，他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此后，他逐步蜕化为封建帝王。这年春天，李自成一攻克襄阳，就"改襄阳为襄京，修故王宫殿居之"。第二年正月，又改西安为西京，定国号为"大顺"，当上了专制帝王。随后，他又学着封建统治者那一套，给自己的祖宗八代各加"谥号"。

同时，李自成又忙着给自己整修宫殿，"据秦府为宫，收姬妾数百以充实之……发民夫，大修长安城，挑濠堑，具楼橹，视前制倍壮丽"。此时，李自成虽然仍是头戴白毡笠，身着蓝箭衣，胯下乌驳马，但他已经蜕变成一位封建帝王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在黄龙旗的簇拥下，李自成攻进北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大顺皇帝取代了崇祯皇帝。搬进皇宫后，李自成册封妻子高氏为皇后，以谋士牛金星为宰相，大将刘宗敏掌管军队，下面的文臣武将也大多是明朝的高官显贵。

作为文官之首，大学士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享受起"大顺宰相"的滋味儿来了。至于刘宗敏这个铁匠出身的将领，也抓紧时间享福发威：一方面亲自拷问豪绅大富，大肆搜刮金银；另一方面把正在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圆圆给霸占了，促使吴三桂叛变降清，带来千古祸害。

"上梁不正下梁歪"！集结在北京的40万起义军（也许应该称他们为"大顺官兵"）也跟着变质了，"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当时，有人曾提醒刘宗敏，这样下去会激起民变，刘宗敏却说：

"此时只忧兵变，民何足言！军兴日费万金，安所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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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是公开告诉40万大顺官兵：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奸淫掳掠，胡作非为，谁也不会制止你们！

倘若大顺皇帝李自成不同意（至少是默许），刘宗敏又怎么敢如此纵容？他有几个脑袋？

由于新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腐败，老百姓对他们大失所望，"始愤痛思旧矣"。现在，人民竟然怀念起腐朽的明朝来，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不久，吴三桂投降清朝，引八旗兵入关。其实，这也并不是十分危险的情况，因为此前清兵也曾多次绕开山海关南下，最后还是退回关外，何况清军面对的是比明军强悍十倍的大顺军！所以，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衮对李自成也心存畏惧：

"我军三次围困明都，不能立克，（李）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肯定过人，如今率大军而来，志在不小……"

这句话，可以说是既正确，又错误：说它正确，是因为李自成的确比清军厉害，竟能一举攻克北京；说它错误，是因为多尔衮没有看到大顺军队已经迅速腐化，不再是昔日斗志昂扬的农民军！

据《明季南略》记载，大顺官军东征山海关时，将士们一个个腰缠万贯，"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在八旗铁骑和拼死报仇雪恨的吴三桂的军队面前，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至于那位喜欢抢别人小老婆的大将刘宗敏，此时虽然仍是气冲斗牛，但毕竟是"中气不足"了，在与八旗兵交锋时挨了一箭，只好落荒而逃！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匆忙退回北京。这时，他不是设法坚守北京，而是急着要正式登基当皇帝，过一回"皇帝瘾"。在撤退前一天，李自成匆匆忙忙补办了一个"登基大典"：他头戴皇冠，身穿皇袍，登上武英殿的蟠龙宝座，就算是正式即位了。然后，他又追尊七代祖先为皇帝。这当儿，文武大臣一个个蟒袍金带，跪在下面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李自成又颁发一道"大赦令"，宣布当年为"大顺永昌元年"。就这样，一个短命的、不被后人认可的王朝--大顺王朝正式诞生了！

在清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有心思演出这么一幕"加冕登基"的闹剧，实在是荒唐之极！

更可气的是，"登基大典"一结束，刚登基的"大顺皇帝"李自成竟然向西楚霸王项羽学习，下令焚毁皇宫和北京城。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怪毛病：只要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这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时，李自成还是进北京前那一付装束：白毡笠、蓝箭衣、乌驳马。在他的身后，是一大批愁眉苦脸、心怀鬼胎的明朝降官，还有几百名花枝招展的**，以及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至于那几十万大顺官兵，当然是个个腰间缠着沉甸甸、鼓囊囊的钱袋儿，活像一批抢饱后的强盗。

现在，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透过窗棂望着被大火映红的夜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到底是恐惧、惶惑，还是幸灾乐祸？总之，他们再也唱不出"迎闯王，不纳粮"的赞歌了。

算下来，大顺朝在北京号令了40天，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几天的金銮宝殿（其中，有14天是东征山海关）。退出北京后，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下，李自成一蹶不振，最后战死在湖北九宫山，年仅39岁，这位"一代人杰"走完了自己从农民军领袖到封建帝王，即由"天使"变为"恶魔"的短暂旅途。很明显，造成这种剧变的巨大动力是"绝对权力"！

李自成死后二百多年，另一位"天使"--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农民起义，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原本是一位"名落孙山"的秀才，仗着自己读过一些西方书籍，便借用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创立了一个中西糅合、"不土不洋"的"拜上帝会"。当时，洪秀全自称：天父上帝派他到人间剿灭清妖，建立"人间天国"。于是，洪秀全就成了一位半"人"半"神"的"天使"。

至于他的助手杨秀清，则是做得更绝！有一天，他忽然手舞足蹈地宣称：天父上帝附体。从此，他就成了"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在特殊情况下，杨秀清还可以宣称上帝附体，假借"天父上帝"的名义责问甚至鞭笞洪秀全。

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以"上帝"的名义号召群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明确宣布：要彻底废除私有制，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不久，洪秀全打进南京，在那里当上了"天王"，杨秀清当上了"东王"，下面还有北王、翼王等一大堆王。太平天国建立了！这时，洪秀全虽然没有自称皇帝，但他是天王，照样大权在握，可以作威作福。

在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这位"天使"曾明确宣布：世间有许多不平之事，他要把这个"乖离浇薄"、"凌夺斗杀"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话只适用于未富贵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就立即下诏，"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起初，太平军官兵之间是平等而亲密无间的，彼此之间见面也就是一拱手而已；就是群臣参见洪秀全，也只是一膝着地，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礼节，以至于"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但是，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就下诏，命全体官兵"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如果见到大小官员，军民人等必须"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在绝对权力的驱使下，洪秀全这个"天使"的面目越来越狰狞。当时，他长期深居宫中，头上戴着皇冠，身上穿的是绣龙描云的龙袍，说一句话就是"天旨"，"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至于他的嫔妃（也就是大小老婆），多达200人，**更是不计其数，其他几个王也是姬妾成群。可是，根据天平天国的"天条"，一切官兵、百姓，都不能嫁娶婚配，连娶老婆都不准，更别提生孩子了。

总之，洪秀全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帝王。至于那个神圣的光环--《天朝田亩制度》，说穿了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早就成为一纸空文。而且，没过多久，天王洪秀全就下诏"照旧交粮纳税"，恢复旧的生产关系，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

蟾宫折桂

第5节：皇权国家的悲剧



此外，洪秀全还亲自签署告示，明确宣布：

"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严禁霸租、抗粮、盗树，犯者处斩！"

类似的告示、命令比比皆是！

好一副杀气腾腾的面孔！

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谁会想到，他们那样虔诚信奉、并为之浴血奋战的"太平天国"，竟然会是这个样子！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只能看到"绝对权力"又在作怪！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洪秀全这个"天使"明明知道这个非常朴素的"真理"，但他还是重蹈了"黄巢李闯安在哉"的覆辙。这个现象很复杂，我们似乎不能用一句"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来简单地概括！

三、皇权国家体制的悲剧

读了这么多故事，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从"天使"变成"恶魔"？

有人说，权力之所以让那么多的天使中"毒"变质，甚至变成面目狰狞的恶魔，是因为这些"天使"的体内潜藏着一种邪恶之气--"权势欲"，这些人平日也许像"天使"，一旦大权在握，权力就会与肌体内的权势欲迅速结合，从而发生质变。

不过，这种看法仍然是停留在表面，失之肤浅，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天使"般的人物，他们主动放弃最高权力，结局却是"出人意料"--引发了一场杀戮，以对权力的残酷争夺而告终。下面，让我们来读一则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吴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说它特别就在于，它曾具有数百年让国、让权的历史，虽然这一点没有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遗产，我们还是有责任将它发掘出来，传之后世。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很敬佩和崇拜英雄。其实，中国人真正应该为之"奏黄钟歌大吕"的，并非杀人如麻的专制帝王，而是那些主动"让国让权"的英雄。可惜的是，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淹没在对专制帝王的崇拜里。君不见这些年各色各类的"帝王戏"、帝王小说，一直在国内红红火火、长盛不衰？

原来，吴国的始祖是太伯、仲雍兄弟，他们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当时，周太王想把君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周文王的父亲）。于是，两个哥哥--太伯、仲雍主动出走，将太子之位让给季历。在南方，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叫"句吴"的国家，所以吴国本身就是"让国让权"的产物。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病死。临终前，他想把王位传给第四子季札。可是，季札坚决不肯接受，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并留下遗言：自诸樊开始吴国的王位先不传子，而传弟，意在最终把王位传给季札。

就这样，王位传到了老三余昧手里。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余昧病死，遗命季札继位。但是，季札宁可离家出走，也不愿意当这个国王。"国不可一日无君"，最后，大臣们一商议，决定改变"兄终弟及"的定例，另立余昧的儿子王僚为吴王。

于是，在"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上，王僚与公子光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位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他坚持"兄终弟及"的原则（实际上是他想当国王），认为自己才是吴国的"合法继承人"。

"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结束让国、让权，就必须采用暴力手段，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公子光抢先发难了。

当时，通过伍子胥的介绍，公子光待勇士专诸如上宾，把"宝"全都押在他的身上。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四月，公子光请王僚赴宴。"宴无好宴"，王僚也很谨慎，身穿重甲，身旁又有许多士兵保护。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假装送菜，突然抽出匕首，一剑刺穿王僚，王僚当场毙命。事后，公子光如愿以偿，做上了吴王，是为"阖闾"。吴国"让国让权"的悲剧，也就此收场（阖闾死后，是他的儿子夫差继位）。

读完这则故事，真是让人心酸！面对王位和最高权力，上一代人（诸樊、余昧、季札）是谦和、仁爱的"让"，到了下一代人（王僚、公子光），就变成了残酷无情的"争"，正好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阴差阳错，这些"让国让权"的先辈们做梦都不曾想到：温文尔雅的"让国让权"非但没有达到消灭互相杀戮的目的，反而酿成了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竟然要以鲜血来结束。所以，后人从中吸取了一个"宝贵"教训：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绝对不能有"妇人之仁"，只能"先下手为强"，否则就要遭殃！这不，公子光就是一个聪明人，他下了狠心，而且下手比王僚快，结果笑到最后，还挤进了"春秋五霸"的行列，名垂青史，成为后人仰慕不已的英雄。

遗憾的是，在尧、舜、禹之后，让国让权在皇权社会就几成绝响，仅此一例，剩下的全都是尔虞我诈的杀伐。

所以，吴太伯、季札等人反而成为中国历史的"反面教材"，为后人所不齿。其实，在皇权社会的"权力场"上，根本没有让可言，"让"的结果只会使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即使你肯主动让权，又如何自保，善始善终？

看来，还是大思想家韩非子说得好："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大搞专制、独裁，他们的资本就在于掌握了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不争何来？在这里，"专诸刺王僚"的血腥一幕，是让国让权的必然结果，也是"让权＝乌托邦"这条政治铁律的最好佐证。

皇权时代，中国实行的一直是"人治"，而非"法治"。在这种政治框架下，让国让权缺乏制度的支撑，只能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古代，"让"最多只是一种品德（也许该称为"美德"），虽然可歌可颂，但并不具有普遍性。一个社会要想正常发展，品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立一套能够"持之以恒"的运作机制，靠机制来约束人。

在皇权社会的政治斗争中，"争"才具有普遍性。问题不在一个"争"字，而在于如何"争"。是否一定要依靠暴力，要以杀戮为代价？看来，我们的先人最多只考虑过"让"，没有认真考虑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进行公平、合理的"争"。

蟾宫折桂

几千年的皇权社会，正因为迟迟没有确立一套文明的"游戏规则"，所以，在权力（特别是皇权）面前，大家无法"和平共处"。那时的中国人可以说是被权力这头"怪兽"弄得日夜不宁，哪怕哀鸿遍野、白骨遍地，也没有人过问。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那些异姓的"局外人"觊觎最高权力自不待言，就是在皇族内部也没有一天太平过：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哥哥杀弟弟，弟弟杀哥哥，甚至连母亲也可以杀死亲生儿子。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权"字。"权"，这个字眼，让多少人为之朝思暮想、魂牵梦绕、黑白不分，甚至六亲不认，干出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千百年来，这种皇族内部的杀戮早就是"家常便饭"了，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唉，反正皇帝的大小老婆多，既然可以多生几个龙子龙孙，那么为权力的殿堂多供奉一些"祭品"也是应该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至于天下臣民，都是专制帝王的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听任他们的践踏、宰割。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专制帝王"受命于天"，是天下的主人，依次而下构成臣属关系，形成了一个一人为主，其他人均为臣仆的局面：除了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最自由"之外，其他人的人格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

更有甚者，历代帝王大力推行"愚民政策"，致使中国人愚不可及，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留给我们的最大"治绩"--即使已经"治"到了这般已经"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语）的略高于畜生，甚至不如畜生的境界，还要山呼万岁，对专制帝王顶礼膜拜，感谢"皇恩浩荡"！

总之，在皇权社会里，只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没有"民权"，也就扼杀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生机，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皇权国家体制的罪恶与悲剧！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社会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暗无天日"的黑暗年代。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皇权主宰下的"权力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大舞台。

为了争夺权力，有的人殚精竭虑于金殿之内，有的人奔走于草莽之间；有的人喋血宫门，有的人在疆场上浴血拼杀。时而祸起萧墙，时而乱起边陲。在"权力场"这个大舞台上，皇帝、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无数个"悲剧"和"喜剧"：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悲壮的让人扼腕叹息；滑稽的让人捧腹大笑，丑恶的令人痛恨不已；有的让人既怜又恨，有的让人又喜又忧，真可谓五光十色，异彩纷呈。

不过，要想在"权力场"上取得立足之地，并飞黄腾达，又谈何容易？可悲的是，长期生活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的中国人，只知道对权力（特别是皇权）顶礼膜拜，把皇权和权力场看得无比神圣，甚至陷入权力场而不可自拔。纵观古今，真正看透专制皇权和权力场，达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意境的，又有几人？

总之，皇权政治和权力场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博大精深！既然皇权政治和权力场如此令人着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那么，对其奥秘进行全方位揭示，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第一篇


皇帝的宝座


--耀眼而血腥的权力碑





引言：血光闪闪的龙椅

巍巍紫禁城，金镶玉嵌的天子御座，充分显示出专制皇权的无限威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龙椅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了能够坐上这把龙椅，多少人杀得头破血流、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为了它，在金銮殿里上演过多少次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历代王朝始终没有确立一套君位继承的机制，在皇位更替之际经常会发生政治危机，老皇帝一驾崩，天下就大乱的事情屡见不鲜。从理论上说，中国的皇位继承不外乎"子承父业"和"兄终弟及"这两种方式（在个别情况下，也有隔代继承）。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发生在皇位继承环节上的故事花样不断翻新，数不胜数，读后真让人既恐怖，又凄凉，唏嘘不已！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皇帝素来享有"半人半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自从皇帝制度在中国诞生，它的"共生伴侣"--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也就随之而来。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个血腥的宫廷故事！一般人读起来，往往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根本就无法理解。

可是，只要我们把它放到"中国古代皇权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下，就会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汉武帝晚年，出于一片"护犊之心"，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儿子刘弗陵，很想立他为太子。为了防止他的母亲临朝称制，威胁皇权，刘彻一狠心，就提前将这位曾经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赐死。

在今天的人看来，立儿子为皇太子，却要处死太子的母亲，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在皇权专制时代，这件事却备受后人的赞扬，更被视为汉武帝"雄才大略"的一部分。类似这样糟糕的故事，在中国史不绝书，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凶残，为了确保皇位和专制皇权不受侵犯，最高统治者可以不择手段。

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我们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吧！


第二章专制帝王如何实现"绝对领导"？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权力金字塔里，皇帝高踞于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对天下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样一来，如何维护皇权，实现对天下臣民的"绝对领导"，就成为专制帝王们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几千年来，历代帝王都秉持这样一个信条：对于专制皇权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臣下，即所谓"萧墙之祸"。每当一个专制帝王将要谋求或登上大宝时，对皇权的渴望和失去权力的恐惧就"如影随形"似地跟定了他，所以，帝王们都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臣下，控制万民。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帝王，在权谋方面都很有一手，他们可以说是无愧于"权谋大师"的称号！

蟾宫折桂

历代帝王在驾驭臣下时经常玩弄权术，不断推陈出新，其手段之卑鄙、圆滑、老练，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下面，我们择其荦荦大端，看看他们是如何运用权术来驾驭臣下、统治万民的。

一、帝王秘诀之一：集权力于一身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国家的权力体系是以皇帝为核心营建的，而这个权力体系是否完善，关键就看皇帝能否有效地控制权力中心，指挥整个权力系统运转。为了完善权力中心，更好地支配这个权力体系，历代帝王绞尽脑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地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和对整个权力系统的支配能力，而且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这种集权的趋势就表现得越发明显，甚至达到了朱熹所说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的地步！

1．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宋朝初年，南唐后主李煜曾经对赵匡胤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可是，赵匡胤在做好充分准备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兵进攻南唐。这时，李煜派使节去质问赵匡胤：南唐究竟有什么罪过，为何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不过，赵匡胤却"振振有词"地说出了一句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一套"歪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皇权国家体制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专制皇权具有绝对性和独断性，它不允许有任何威胁自己的权力存在。

原来，"安史之乱"以后，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为"藩镇"，成了一群不受朝廷约束的骄兵悍将，兵变层出不穷，上演了一幕幕"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闹剧，皇权专制的国家体制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

在"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这时，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坐稳龙椅，让"赵家的天下"永不变色！

在皇权国家里，皇帝之所以至高无上，关键就在一个"权"字，即所谓"印把子"。如果皇帝大权旁落，那他就会变成傀儡，一钱不值，非但不能支配天下臣民，相反，他自己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于是，对"卧榻"非常热爱的赵匡胤在制度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竭力加强皇权，削弱臣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在他的手里，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被推到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新阶段，这是皇权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政治上，赵匡胤建立了一套"三权分立"的新制度，将过去由宰相统一掌管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分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隶属的三大部分构成：中书省（管理行政）、枢密院（管理军政）和三司（管理财政）。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又称"中书门下"，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它的首长是同平章事（即宰相），意思是与皇帝共同商议朝政；副首长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共同商议政事。

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政机构，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首长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分掌行政权和军权，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为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为枢府、西府。在地位上，枢密使与宰相差不多，号称"执政"，二者互不隶属，自成体系，直接对皇帝负责。

至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是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个部分，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也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时，赵匡胤除了竭力削弱宰相的权力之外，还在礼仪体制上刻意打压宰相。为此，这位赵匡胤先生还故意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中国古代，宰相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秦汉时期，宰相的地位极为崇高：在朝廷上，宰相甚至可以和皇帝一起共同接受百官的叩拜；要是在街上遇见宰相，皇帝要下车向宰相施礼；宰相生病了，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到了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虽然没有那么尊贵了，但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一起商讨政事，轻松而从容，遂有"坐而论道"之说。

等赵匡胤当上皇帝，看到宰相们居然可以坐在自己面前，他心里就很不舒服。有一天，他吩咐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章递给我。"几位宰相都是读书人，哪知道"皇帝陛下"的"花花肠子"，便走上前来。这时，赵匡胤悄悄地使了一个眼色，几个小宦官心领神会，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其实，赵匡胤这时才35岁，所谓"眼睛昏花"云云显然是他耍的一个小把戏。从此以后，在皇帝面前，宰相的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到了明太祖时，宰相竟然要跪着伺候皇帝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的面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外，赵匡胤又"独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其核心理念就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这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加深远。

为了从体制上杜绝武夫干政可能造成的危害，将兵权集中到皇帝的手里，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皇帝-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在中央，枢密院负责掌管全国的军政事务，权力很大，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至于尚书省下属的兵部，则是形同虚设，顶多是一个负责收发文书的机关而已，大权都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中央的禁军。至于各部队的统兵将领，则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为"率臣"。通常是，遇到战事，就临时委派元帅；一旦战争结束，元帅就要立即交出兵权，离开部队。

即便是一个对军事是"门外汉"的人，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军事体制，实际上把军权一分为三：枢密院虽有调兵权，却没有管辖权；三衙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至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则是由皇帝临时任命。这种制度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在这套体制下，如果还有某一位将军想要拥兵自重、反抗朝廷的话，那么他要克服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赵匡胤由此奠定了大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除了南宋初年外，他的子孙都可以高枕无忧，不用再担心"黄袍加身"之类的兵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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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元璋：乾纲独断，废除丞相

明朝初年，继承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三大府：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其中，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大，以左、右相国（不久改为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具体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而中央政府的各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只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地、各部门给皇帝的奏章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要经过中书省传达，俨然是设在皇帝和各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皇帝与各国家机关进行联系的"中转站"。所以，丞相是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特殊人物"。

明朝一建立，最早担任左右相国（丞相）的是李善长、徐达。李善长是文官之首，而徐达是军队之帅，真可谓位高权重。后来，出任丞相一职的李文忠、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也都是勋贵之臣，更说明中书省的地位非常独特。

可是，设置中书省这样一个机构，并授予这么大的权力，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国家体制几千年来不断压抑相权、抬高皇权的趋势相抵牾，而且也不符合封建社会晚期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统治的需要，更是一贯喜欢独揽大权的明太祖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最后一任丞相胡惟庸独断专权，"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胡）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激化，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掀起大狱，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

其实，"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为了铲除胡惟庸，朱元璋硬给他扣上了私通日本和蒙古，图谋造反的罪名。罪名其实都是"莫须有"的，究其根源，是因为中书省（丞相）对于专制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早就心怀不满，而死到临头的胡惟庸却不知收敛，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更促使朱元璋下定决心，作了断然处置。

其实，在此之前，朱元璋就已经着手削减中书省的权力，削弱中书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控制。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他就下令设立"通政使司"，负责公文的上传下达，并规定"奏事毋先白中书省"，明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依然存在。

在处治胡惟庸的同时，朱元璋又以此为"突破口"，宣布对中央政府的官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1.撤销中书省，永远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特别强调：自古以来，丞相制度"弊多利少"，"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所以，他在《大明祖训》里明确规定：永远"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

2.提高中央六部的官秩和职权，将原来中书省的职权分给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负责。

3.将过去统领军政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在职权上，五军都督府与中央的兵部也是互相牵制：各都督府对军队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兵部虽有调兵权，却不能直接管辖军队，无法向军队直接发号施令。

这样一来，在行政上，是皇权完全兼并相权，皇帝实际上成为"总尚书"，领导和指挥六部；在军事上，则是由五军都督府瓜分军队的指挥权，皇帝实际上也是"总都督"。于是，一切军政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并在制度上获得保障。朱元璋试图通过官制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使自己的统治"安如磐石"，确保大明王朝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

所以，朱元璋得意地向大臣们夸耀：

"我朝罢相（指丞相），设五府（指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指皇帝）总之，所以稳当。"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可以说是"最勤政"的皇帝。因为朱元璋不相信臣下，一味地集中权力，所以他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非常辛苦，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特别是，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各种奏章就像潮水一般涌来，他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从朱元璋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绝对权力，专制帝王们真是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贪欲，甚至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言。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这种情结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几千年来，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哪一次皇族内部的争夺不是骨肉相残？所有这些围绕皇权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

诸如赵匡胤、朱元璋这样的专制帝王，具有这种"卧榻情结"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情结的话，倒是很让人惊诧！

二、帝王秘诀之二：愚民政策

在皇权社会里，最高统治者需要大批宦官为后宫服务，因为帝王至高无上，占有成百上千的后宫嫔妃，而宦官已经被阉割，绝对不会淫乱宫闱。为了一己之私，最高统治者肆意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历代帝王的心目中，与后宫佳丽相比，"天下"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拥有"天下"是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的基础，所以他们处心积虑地加强对天下臣民的控制。从夏启"家天下"开始，到西周以后，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天下的土地、人民都当成专制帝王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并世代相传。

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生物，他们的行为是受到思想支配的，所以，要想让天下臣民俯首帖耳，甘当最高统治者的"顺民"，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丧失犯上作乱的思想。那么，能否像阉割人的生殖器，把他们变成宦官那样，把天下臣民的思想阉割掉呢？这是历代帝王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锦囊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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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焚书坑儒

在秦朝统一全国之前，中国境内邦国林立（据说夏朝时有万邦，商代有3000方国，到武王伐纣时仍有800诸侯）。在诸侯割据的情况下，各邦国的统治者互相争斗，时刻都有危机感，他们既要自保，又要夺取别国的领土、财富和人口。因此，各国统治者非常重视人才，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重士"、"养士"成风，思想界非常活跃，他们相互争论、诘难，相互吸收、融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可是，好景不长，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皇权专制国家之后，消除内部的威胁已经成为历代帝王们的主要任务了。为了让万里江山流传万世，自诩"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时刻都在盘算着如何防止臣民们起来犯上作乱。

这时，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出场了。

李斯，这位来自楚国下蔡的士人、学术大师荀子的高徒，素来对时局和政治走向非常敏感。在全国统一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和秦始皇的心理变化。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与博士淳于越辩论"分封问题"时，他竟然"史无前例"地提出：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听了李斯这番高论，秦始皇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结果，嬴政一声令下，大秦帝国境内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朝以前的古典文献除了秦国史书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

为了消除文人对自己的非议，秦始皇又实施了残忍的"坑儒"政策。其实，在秦朝统一后，秦始皇一度对知识分子实施"拉拢政策"："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结果，这个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一些文人不识时务，居然"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更要命的是，一些文人本性难改，竟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表面上，是知识分子的不驯服导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转变。其实，在"焚书"之后，"坑儒"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坑儒"还不只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杀的，后一次是在骊山陵谷中用欺骗的手段秘密坑杀的。所以，"坑儒"完全是秦始皇有预谋的一个政治事件。

在秦始皇的高压统治下，一切学术书籍几乎都被焚毁，一切思想流派都被禁绝，"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不过，这并不能改变秦朝二世而亡的命运，因为起来造反的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推翻了秦朝。看来，秦始皇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成效并不明显，只是一个笨办法，属于"下下之策"。

其实，"焚书坑儒"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从秦始皇开始在后宫推行宦官制度，而全国性的思想禁锢也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阉割，它揭开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推行"愚民政策"的大幕。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朝灭亡以后，思想界又开始复苏。汉朝初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黄老之学占了上风。当时，在学术上，各家学派相互论辩，一时热闹得很。

到了汉武帝时，经过卫绾、窦婴、田蚡等人的努力，儒学一步步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的统治地位上升到了无法动摇的程度。对此，顾颉刚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行动，甚至把它杀掉，而是蒙住它的双眼，让它在那里为你拉磨。因为被捆起来的驴子总是要反抗、挣扎，杀掉驴子就不能让它为人类服务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安分"，甚至心甘情愿地被利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专门指定一个磨，让知识分子去拉，让他们在那里转圈（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框框内转圈圈）。

所以，这个政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使汉代的儒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使儒学成为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思想，使学术自由成为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虽然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为知识分子画了一个圈圈，但是，如何让他们自觉、自愿地进入这个圈圈，又是一个大问题。当时，汉朝统治者采用"察举"和"征辟"的办法选拔人才，分为孝廉科、茂才科、贤良方正科、明经科、明法科、童子科等等。可是，因为选拔人才的大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而且选拔的标准也不统一，这就给他们提供了徇私舞弊的机会，不少知识分子因为没有门第和靠山，被摒弃于政权之外。至于那些被举荐的"人才"，也实在是让最高统治者失望。当时民间有这样一首歌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推行"九品中正制"，将士人按家世和才德分为九品，根据品级来授官，更是违背了公平原则，极大地堵塞了一般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他们愤愤不平，发出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感叹。

3．科举考试

从隋朝开始，又推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给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希望，使他们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身之路。从此，统治者不仅为知识分子划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明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都被阉割了！所以，当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时，得意洋洋地发出了"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的感慨！

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此举，不仅使得统治者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也比以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公平。于是，就出现了"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的盛况，甚至有士子累死在科场上也毫无怨言。当时有诗云：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蟾宫折桂

不过，在唐宋时，考试的科目比较多，内容也比较广泛，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发挥的余地还比较大。例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医举等科。在常科中，明算科考《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科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考《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至于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科"、"高蹈丘园科"。在宋代，尽管曾对科举考试进行多次改革，科目、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然是诗赋和经义并重，文体也是以比较自由的散文为主。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中国人的诗词、文章达到了一个高峰。

4．八股取士

在中国历史上，阉割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器"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吸收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唐代"开科取士"的精髓，在阉割中国人的思想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明史》记载，明朝的科举制度是这样的：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一方面，将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里，另一方面要求天下士子代圣人立言，采用古代圣贤的口吻和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在文体上也必须采用八股文，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数答卷，丝毫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既苛酷、繁琐，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了皇权专制体制的全部精神。专制帝王们之所以推行死板的"八股取士"，就是要将天下读书人囚禁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枷锁中，在文字狱的屠刀下瑟瑟发抖，奴化、禁锢他们的思想，使这些社会精英萎缩、沉沦，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彻底丧失独立、自主精神。

其实，对于"八股取士"的危害，许多有识之士早有指责。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大声疾呼："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在《校邠庐抗议》里，冯桂芬也指出："明（太）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太）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心。"

总之，专制皇权竭力打造一种单一的思想体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人才选拔制度，把天下知识分子都纳入这一制度内，很少有人能够逃脱他们的魔爪！

对于那些肉体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是进宫当太监，为皇帝服务。至于思想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在于做官，当臣子，辅佐皇帝治理天下，阉割其他的人。正如太监难以产生性欲的冲动，那些被阉割了思想的人又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呢？

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里，钱钟书先生曾历数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几千年来，正是这种思想上的阉割，使天下读书人丧失了活力，思想极大地萎缩，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经过长期的思想阉割，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封闭，对皇权和权力场顶礼膜拜，如同行尸走肉，出现了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自由是创新的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明朝前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当时，"三保太监"郑和带着永乐皇帝的圣旨，七次远航，先后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莫桑比克。

郑和下西洋非但比西方探索新航路早得多，其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时，整个船队只有3艘帆船、100余名水手，船上装的主要是生活用品；而郑和的船队非常庞大，仅第一次远航就"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装载了无数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两相比较，真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可是，这一历史壮举却遭到了思想已经被阉割的朝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声讨郑和：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万计，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所以，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跨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它的财富、力量、勇气和智慧。从此以后，它便关起国门来，安心靠吃老本过日子了。在明清时期的五百余年里，中国皇权社会迅速走向腐朽、没落，失去了生机，无务阻挡西方殖民者用大炮来撞开国门，只能任其羞辱和欺凌！

而西欧则不同，地理大发现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如鱼得水，欣喜若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大批殖民者涌向海外，实行侵略、殖民，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大肆掠夺，无数黄金、白银源源不断被地运往欧洲，使原本落后、分散、贫穷的欧洲迅速崛起，古老的中华帝国则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反倒使欧洲各国强大起来。特别是，他们利用中国的火药技术造出威力巨大的大炮、机枪，乘着战舰，飘洋过海，来到东方，对古老的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武装侵略。这时，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就像一个身强力壮又手执枪炮的年轻人，而经过思想的阉割，中国封建王朝已经变成一个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的老头儿，手里只有原始的大刀、长矛，简直不堪一击，除了遭受侮辱、瓜分之外，还有能力反抗吗？

可见，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历代王朝推行"愚民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一次又一次阉割，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愚昧和中华文明发展的相对停滞落后。不过，对于那些"言必称三代"、迷信"祖宗之法"、梦想"传之万代"的帝王们，这种愚昧、停滞和落后又算得了什么？

这既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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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王秘诀之三：赏赐笼络
第11节：赏赐笼络



战国末期，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创立了一套"君人南面之术"。在韩非的眼里，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可以简化为"二柄"，即"赏"和"罚"：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在皇权社会里，韩非的这套理论被历代帝王奉为"至宝"，并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其中，赏赐笼络是专制帝王们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权术，主要是驱使臣下为君主效力。这里的"赏"，既有实实在在的官爵、财富、美女，也有"精神鼓励"，例如嘉奖、感情、荣誉等等。就像马儿离不开草料一样，这些东西从来都是君主控制臣下最有效的手段。

1．汉元帝：赐匈奴单于"公主"以和亲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是皇家的公主！只要美人媚眼一抛，或者是娇躯一送，再厉害的英雄也会笑口大开，沉迷于温柔乡中，也就消磨了他的斗志，达到了"以柔克刚"的目的。

当然，皇帝的女儿也就那么多，要嫁给谁，选择什么时候嫁，也是"大有学问"的。其实，在那些专制帝王的眼里，婚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这不，汉元帝就曾"忍痛割爱"地将美女王昭君远嫁匈奴，作为笼络、控制呼韩邪单于的一种伎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长安朝觐，迎娶汉朝"公主"王昭君，使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迅速升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原来，自从汉朝建立后，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后来，匈奴发生内乱，分为两支，那支单于领导北匈奴，呼韩邪单于领导南匈奴。这时，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乘机发兵击败北匈奴，将那支单于的首级送往长安。呼韩邪单于知道后，真是又高兴，又害怕，赶忙上书西汉朝廷，请求来长安朝觐，以尽"藩臣"之礼。汉元帝知道后，当然是"龙颜大悦"！

于是，呼韩邪单于携带大批贡品来到长安。汉元帝大喜，便大摆筵席，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在筵席中，呼韩邪单于忽然提出愿意迎娶一位汉朝的公主，成为"天朝之婿"。汉元帝早就想笼络呼韩邪单于，自然是满口答应，当即下了一道圣旨，让那些未曾临幸的**前来敬酒。

听说"万岁爷"召见，后宫佳丽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引起皇帝注意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佳丽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获得汉元帝的"青睐"。

当时，**们一队队鱼贯而入，花枝招展，彩袖在眼前飞舞，香气在席间飘散。呼韩邪单于自幼生长在蒙古草原，哪里见过如此多姿多彩的场面，不禁心醉神驰，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汉元帝见了，不禁暗暗得意，便随口说道："呼韩邪单于，只要你看中谁，她就归你了！"

呼韩邪单于大喜过望，便睁开双目，顿时看得眼花缭乱。众里寻她千百度！突然间，他发现了一枝出墙红杏，犹如那万绿丛中的一点红，那么美艳！呼韩邪单于太高兴了，用手一指，喊道："就是她！"汉元帝转眼望去，只见一位风华绝代的美女，云鬟雾鬓，光彩照人，两道黛眉轻颦微蹙，微露一丝幽怨。真是太美了！连汉元帝都看呆了，不禁怦然心动，但自己是皇帝陛下，又当着呼韩邪单于的面，金口玉言，无法反悔。无奈，汉元帝只好一狠心，册封她为"公主"，下嫁呼韩邪单于。

这位风情万种的美女，名叫王昭君，她出生在著名的长江三峡中一个叫"秭归"的地方，这里江水日夜咆哮，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战国时，这里曾出过一位"大人物"，他就是屈原。

汉元帝即位后，下诏挑选天下美女补充后宫。王昭君当时年方二八，仿如空谷幽兰，被朝廷的"选美使"一眼看中，选入后宫。

当时，从各地挑选入宫的美女数以千计，汉元帝精力有限，无法一一欣赏，便命画工毛延寿给她们各画一幅肖像，进呈御览。这样一来，这些**的命运可就掌握在毛延寿的手里了。所以，那些富贵人家都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贿赂毛延寿，只有王昭君家境贫寒，又自恃美冠群芳，不屑于行贿。毛延寿见了，自然很不是滋味，就在画像上做了一点"手脚"，不但把她画得非常平庸，还在面颊上点了一颗硕大的黑痣。所以，5年过去了，王昭君还是一个"待诏**"。

其实，5年的时间不算短，比现在读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还要长。在这段时间里，王昭君生活得比较自在，经常读书习字，唱歌跳舞，不断充实自己。然而，漫漫长夜，备感凄清与孤寂，不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这次一听说皇帝召见，王昭君便把自己着实装扮了一番，本想博得汉元帝的"垂青"，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让呼韩邪单于看中了。

筵席结束后，呼韩邪单于心满意足，飞一般地赶回驿馆，准备择吉日迎娶汉宫美人王昭君。汉元帝却是追悔莫及，回到后宫，便找出了王昭君的画像，只见画像上面的女子平淡无奇，与本人真是有天壤之别，更何曾有什么黑痣？

刹那间，汉元帝就明白了，这都是毛延寿捣的鬼，便把痛失王昭君的懊悔心情转化成对毛延寿的无比愤怒，立即下令将毛延寿斩首示众。对此，后人有一首诗：

"曾闻汉主斩画师，何由画师定妍媸？

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临行时，王昭君一身戎装打扮，在妩媚之中更见几分英爽之气，来到未央宫拜别天子后，等出了长安北门，带着一种异样的感情，王昭君望了长安城最后一眼，便怀抱着琵琶上马而去。在大街两旁，万人空巷，人们都来争睹王昭君的风采。眼见如此风华绝代的"美人儿"离开繁华的京师，前往荒凉的蒙古草原，陪伴一位垂垂老矣的呼韩邪单于，人们无不为之嗟叹不已。

一路上，随行的乐师弹奏着琵琶，以消慰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声声令人肝肠寸断。没几天，她就在漫漫长路上病倒了，车队只得暂时停止前进。在养病期间，王昭君想起了父母兄弟，便挑灯披衣，给皇帝写了一封信：

"臣妾有幸得备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适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惟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绝耳。有父母有兄弟，惟陛下少怜之！"

为了让王昭君更好地完成"和亲"的使命，汉元帝派人把她的父母、兄弟都接到长安，赐给田宅，给予妥善安置。

等出了雁门关，大队的匈奴骑士前来迎接。抵达王庭后，匈奴人张灯结彩，欢腾达旦，呼韩邪单于封她为"宁胡阏氏"（意思是安宁胡地的皇后），对她百般迁就，以博取她的欢心。可是，胡笳悲鸣，异邦风月，王昭君依然对故土充满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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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得到王昭君这位绝色美人后，呼韩邪单于大为高兴，整日置酒作乐，又向西汉朝廷进贡大批珠宝、骏马，以报答汉朝天子的"隆恩"。

第二年，王昭君就为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伊督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又过了一年，老迈的呼韩邪单于去世，长子雕陶莫皋继位。依照匈奴礼俗，年仅24岁的美艳少妇王昭君又成为雕陶莫皋单于的妻子。这位年轻的单于对她更加怜爱，夫妻生活十分甜蜜，接连生下两个女儿，后来分别嫁给匈奴贵族。

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在与王昭君共同度过11个美好春秋之后，雕陶莫皋单于与世长辞。这时，王昭君已经35岁，正是灿烂的盛年，没有了婚姻的束缚，她更可以"好整以暇"地促进匈奴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2．苻坚：给王猛"加官进爵"

《周礼》云："爵以驭其贵。"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场上，大小官吏们追求的核心就是一个"官"字，因为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拥有了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投身权力场的人来说，这个"官"字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就像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样，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对于那些在宦海中沉浮的臣子们来说，对高官厚禄的追逐无疑是他们为君主效力的最重要的动力。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们经常利用官爵来驾驭、控制臣下，这是他们手中"屡试不爽"的"法宝"。当大臣们为皇帝一次又一次给予的加官进爵而弹冠相庆时，同时也自然会为"龙恩浩荡"而山呼万岁！

在这一点上，前秦皇帝苻坚就很有一套：对名士王猛，苻坚连连给他加官进爵，促使他为自己效命，终于统一了北方。

王猛（325～375年），字景略，北海（今山东寿光）人。他自幼博学多才，喜欢阅读兵书战策，气度宏远，当时的浮华之士都拿他取笑，说他是一个"痴人"。

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权臣桓温第一次挥军入关时，王猛披着一件破长袍来见他。当着"桓大将军"的面，王猛一面摸着破衣服里的虱子，一面大谈天下大事，旁若无人。桓温见了，大为惊奇，认为他是一位"当世奇才"，拜他为督护，委以重任，并邀请王猛与他一起回南方。

对于"桓大将军"的这番好意，王猛有点举棋不定，就回华山请教老师。没想到，老师的态度"斩钉截铁"："你怎么能和桓温相处呢？依你的才华，在北方也不愁富贵，又何必舍近求远？"所以，王猛就没有和桓温一起南下。

当时，前秦的东海王苻坚素有大志，要创立一番事业。一听说王猛的"大名"，他就派人携带重礼聘请他。等两个人一见面，便推心置腹，宛如平生好友，王猛成为苻坚的主要谋士。得到王猛后，苻坚真是"如虎添翼"，很快就发动政变，登上了大宝。

升平元年（357年），苻坚即位后，立即重用王猛，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在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法制严明，豪强们规规矩矩，谁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一时间秦国大治。苻坚大喜，觉得自己真是没有看错人，便连连给他加官进爵，一年之内5次提升王猛的官职，让他做到了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当时，苻坚对王猛真是言听计从，荣宠莫比。

这时，东方的前燕内部矛盾激化，皇室又起内讧，大将慕容垂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前来投奔前秦。苻坚素来爱惜人才，自然大喜过望，一面派人迎接慕容垂，一面命王猛加紧谋划进攻前燕。

太和五年（370年），王猛率领邓羌、杨安、张蚝等十余名大将、精兵六万大举伐燕。临行前，苻坚亲自为他送别。当时，苻坚表示：自己将坐镇长安，支援前线；王猛可以专心伐燕，不要有后顾之忧。

为了报答苻坚的大恩，王猛挥军东进，一路所向披靡，相继攻下了壶关、晋阳等战略要地。没多久，前秦军队和燕军主力在渭源遭遇，准备展开决定两国历史命运的"决战"。

就在决战前的一天晚上，前秦小将徐成不慎犯了军规，依照军法应当处斩。因为徐成是大将邓羌的部下，所以邓羌出面替徐成求情。哪知道，王猛这个人倔得很，就是不买他的账。邓羌大怒，气冲斗牛，扬言要与王猛决斗。这时，王猛急忙派人告诉他："刚才，我只是试探一下将军。既然您对自己的部将尚且如此爱护，对国家一定会忠心耿耿！"

第二天决战前，两军摆开阵势，燕军有好几十万，一望无际。这时，王猛计上心来，便故意"激"邓羌："现在敌军众多，只有将军你出战才能马到成功。"邓羌却乘机摆开了架子，和王猛讲开了"条件"："除非你答应让我做司隶校尉！"王猛有些为难，认为他开的条件太高："战后，我保你能当上安定太守、封万户候。至于'司隶校尉'那样高的职位，我可不敢答应你！"

说话间，两军已经开战，秦军不利，开始退却。可是，邓羌乘机耍开了无赖，躲在军帐中不出战。王猛最后狠了狠心："也罢！只要将军出战，我就把自己这个'司隶校尉'让给你！"于是，邓羌就在军帐中摆开酒席，猛灌了一通老酒后，与徐成、张蚝等人飞身上马，冲入燕军大营，杀了一个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斩将夺旗，杀得燕军抱头鼠窜。才半天的时间，秦军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举歼灭十几万燕军。

于是，王猛一面派人向苻坚报捷，一面挥军猛进，攻打前燕国都邺城。苻坚闻报大喜，连忙出动10万骑兵，以"帝王之尊"御驾亲征。结果，秦军很快就攻陷了邺城，俘虏了前燕末代皇帝慕容■、太傅慕容评，夺取了燕国157个郡、1579个县，获得998万人口。

消灭前燕后，王猛又写信给割据凉州的军阀张天锡，向他陈明利害。结果，不用一兵一卒，张天锡就向苻坚"俯首称臣"。苻坚大喜，立即提升王猛为大丞相，总理朝政。随后，在王猛的指挥下，前秦军队又攻取了梁州、益州，西南地区都划入前秦的版图。

到王猛逝世前，前秦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当时，苻坚与王猛的关系非常融洽，只有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才可以相比。所以，苻坚经常对太子说："汝事王公（指王猛），如事我也！"

不幸的是，到了宁康三年（375年），王猛就一病不起，享年51岁。在弥留之际，苻坚亲自前来看望。这时，王猛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南方的东晋虽然地域狭小，毕竟是华夏正统，我们应该与他们和睦相处！鲜卑、羯羌和我国是世仇，如果留着他们，将来必为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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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在王猛生前，苻坚对他是"言听计从"，惟独没有听进他的临终遗言。几年后，苻坚一意孤行，坚持攻打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中惨败，鲜卑、羯羌纷纷起来造反，苻坚也是身死国灭。

3．宋太宗：对杨业"示以恩宠"

在皇权专制时代，对于那些投身于权力场的人来说，主要有三样东西在吸引他们的眼球--权、利、名。对于臣下来说，君主可以给予他们高官厚禄，可以满足他们对权和利的渴望。至于名，一些专制帝王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经常玩弄一些无形的手法，通过某种表示，给予臣下某些特殊的荣耀和宠遇，使他们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而对皇帝感激涕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千百年来，杨家将的故事一直在中国流传很广，脍炙人口。可是，谁又知道，身为北汉"降将"，杨业为什么会对大宋朝廷那么"忠心耿耿"？

原来，杨家本来是麟州（今属陕西神木）一带的土豪，在当地也是一霸。在五代时，像杨家这样的"草头王"有很多很多。杨业，便是武侠小说里的"杨老令公"，他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武艺精湛。平时，大家出去打猎，杨业得来的猎物总比别人多一倍。所以，他曾经自信地说："如果我当了将军，带兵打仗，也会像今天驱使鹰犬追逐野兔一样所向披靡。"后来，杨业投奔北汉，成为北汉国主的养子，改名为"刘继业"。在北汉，他前后当了20年的将军，屡立战功，人称"杨无敌"。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御驾亲征，讨伐北汉。经过一番苦战，北汉国主穷途末路，被迫出城投降，只有杨业不肯归降，仍然坚持抵抗。宋太宗早就听说"杨无敌"的英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便命北汉国主出面劝降。直到这时，杨业才痛哭一场，放下了武器。在归顺大宋后，宋太宗命他复姓杨，单名业，给予他很多赏赐，命他保卫北部边疆。从此，杨业又忠心耿耿地为大宋而战。

当时，杨业驻扎在代州，这里的冬天非常寒冷。平时，将士们就是穿着毡衣皮裘，还要躲在大帐里面烤火取暖，惟独杨业每天穿着单衣，在露天里督促大家练武，旁边也不生火，身旁的侍卫经常冻僵倒地，而他却照样谈笑风生，众将士都对他敬佩不已。

第二年，北方的辽国发兵10万进攻雁门关，杨业奉命率兵迎敌。这时，他领着几千精兵，绕到辽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打得辽兵丢盔弃甲。从此，辽兵经常是一见到写着"杨业"二字的旌旗，便望风而逃。因此，杨业受到了宋太宗的特别嘉奖。

当时，在与辽军作战时，其他将领带领的宋军经常打败仗，所以，一些将领对杨业这个"降将"非常嫉妒，就经常向皇帝打"小报告"，这个说杨业贪污军饷，那个说杨业暗中勾结辽国，将对大宋不利。可是，宋太宗看后，只是付之一笑，还把这些奏章"原封不动"地转给杨业。杨业看后，对宋太宗真是"感激涕零"，从此对太宗皇帝更加忠心了。

雍熙三年（986年），宋军第二次北伐，进攻辽国。当时，宋军兵分三路，宋太宗命东路军和中路军慢慢进军，以牵制辽军主力，而让潘美、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迅速插入敌后，打击辽军。

起初，西路军以杨延昭（杨业的儿子）为先锋，一路势如破竹，把辽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很快就攻占了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这时，东路军、中路军见了，非常眼红，便沉不住气了，不顾宋太宗的部署，挥军冒进，结果被辽军打得大败。宋太宗知道后，惟恐西路军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急忙命令他们撤退，并将云、应、寰、朔四州百姓迁入内地。

接到命令后，杨业对潘美说："现在辽军势大，我们不能正面迎战，可以让百姓们先走，再派3000弓弩手在沿途阻击，并派一些骑兵骚扰敌军，我军就可平安撤回。"

可是，众将早就对杨业嫉恨在心，所以都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撇着嘴冷笑。监军王诜仗着"钦差大臣"的身份，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有数万精兵，还要胆小如鼠吗？只要正面迎战就行了！"其他几个将军也跟在后面起哄，连声说好。

杨业一听，可真着了急："万万使不得，这是下下之策！"王诜却瞪起了一双白眼珠，指着杨业的面门吼道："杨业，你号称'杨无敌'，却遇敌不战，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一听这话，杨业的脸涨得血红，急忙争辩："我杨业绝非贪生怕死之辈！现在，形势对我军不利，如果白白牺牲，又有什么意义？我只是一个降将，本来应该被处死，皇帝陛下非但不杀我，还让我继续带兵，对我真是有天高地厚之恩。既然你们责备我不肯死战，那我就先去迎敌吧！"

临行前，杨业哭着对潘美说："元帅，请您一定要在陈家谷口设下埋伏，等我转战至此，就对辽军来个两面夹攻。否则，我们就真要全军覆没了！"潘美也不禁被感动了，连连点头："杨老将军，请您不必担心！"

杨业率军出发后不久，就遇到了辽军主力。由于辽军人多势众，杨业的部队又很少，寡不敌众，便向陈家谷口且战且退。

这时，潘美等人在陈家谷口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中午，还未见到杨业的踪影。监军王诜站在一旁，恨恨地说："杨业肯定是打了胜仗，我们可不能让这小子一个人抢了头功啊！"众将一听，便带着部队往陈家谷外跑。潘美急忙下令不许跑，却制止不住，只好随着他们奔过去。可是，他们只跑出二十来里，就遇到了前方退下来的败兵。一听说前面打了败仗，众将可就慌了神，再也不去和杨业争什么"功"了，转身就往雁门关内逃去。

没多久，杨业转战至陈家谷口，本指望潘美等人来接应，却连一个宋兵也没有。望着空空荡荡的陈家谷口，杨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他手下还有一百多名亲兵，杨业急忙告诉他们："你们个个都有父母妻儿，快点儿逃走吧！"可是，众亲兵跟随杨业多年，都痛哭流涕，没有一个人肯离去。

不一会儿，大队辽军追了上来，这一百余人浴血奋战，无一人生还，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倒在血泊之中。最后，杨业受伤数十处，被辽兵俘虏。

当时，辽兵押着杨业，准备回去报功。在半路上，杨业看见路边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李陵碑"三个大字，便仰天长叹："皇上待我恩重如山！我本想杀敌立功，作为报答，却被奸臣嫉恨，被迫走上绝路。现在，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异邦苟活下去？"说完，杨业抢行几步，冲着"李陵碑"一头撞去，壮烈殉国。

蟾宫折桂

看来，宋太宗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只是把别人打的"小报告"交给杨业，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使杨业对他"感激涕零"，简直比给予高官厚禄还要厉害。所以，"示以恩宠"可以说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手段，是一种最为高明的权术！

四、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

在唐朝贞观年间，西域进贡了一匹宝马"狮子骢"，能够日行千里，但是性情暴躁，没有人能驯服它。这时，武则天却说："我只要三件东西就能降服这匹马：一支皮鞭、一柄铁锤、一把锋利的刀子。我先用皮鞭把马打得皮开肉绽；要是马还不听话，就用铁锤敲它的脑袋，使它痛彻心肺；如果还不能制服它，就用刀子割断它的喉咙！"

在这里，武则天讲的虽然是制服烈马的方法，但是这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驾驭天下臣民，即严刑酷法，这也是最高统治者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

如何更好地驾驭群臣，使他们对自己服服帖帖？这是许多专制帝王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赏赐笼络固然是一个办法，但还不够，有时甚至行不通，因为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如果臣下受到的封赏太多，还可能反过来威胁皇权，甚至会出现"奴大欺主"的现象。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们经常交替使用赏、罚二柄，胡萝卜和大棒并用，恩威并施。在很多帝王看来，刑罚甚至比赏赐更重要、更容易见效，因为赏赐只能诱导、激励臣下，诱使臣下为皇帝效力；而刑罚则是威慑、胁迫臣下，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不得不为皇帝卖命。

对此，曹操有一句名言："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这是专制帝王们的共同心声。反正，只要能驾驭臣下，中国的皇帝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出来！

1．周勃父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处死人也要给一个说法，给一个罪名。这是小人们的一项"基本功"。为了陷害别人，即使对手并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的手里，但这也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魔术师"，可以"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出许多罪名来。

乍看起来，给对手加一个"罪名"似乎要比随意杀人符合人道精神，实际上却为某些暴君滥杀功臣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口实。这一点，在皇权专制国家建立的初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汉初年，周勃父子的遭遇，可以说是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先河。

原来，周勃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汉高祖刘邦对他十分倚重，对他的评价是"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所以，在临死之前任命他为太尉（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周勃果然不负重托，在关键时刻铲除吕后余党，迎立代王刘恒（即汉文帝），使刘家的天下转危为安。

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开国功臣陈平主动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他，而自己屈居"左丞相"。后来，周勃自觉能力比不上陈平，便主动辞职，让陈平"专为丞相"，但在陈平死后，他又当上了丞相，位极人臣。此外，他和汉文帝还是儿女亲家。像他这样有大功又位高权重，而且和皇帝是亲戚的大臣，历代王朝能有几人？

可是，在退休后，这位周勃大人却被人诬告"谋反"，被廷尉逮捕，结果在监狱里吃了好多苦头。后来，还是他善于善随机应变，花重金买通了一位狱吏，托人传递消息，请身为"当朝公主"的儿媳妇进宫向薄太后（汉文帝的母亲）求情，才被释放。等走出牢门，周勃不胜感慨地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我曾经统率雄师百万，到现在才知道狱吏的尊贵！"

写到此处，我不禁鼻子一酸：倘若周勃没有和皇帝联姻，这次他恐怕真是在劫难逃了！不过，他总算走运，最终脱离了牢狱之灾。而相比之下，他的儿子周亚夫可就要惨多了！

周亚夫自幼通晓军事，也是汉朝初年的一位名将，所以汉文帝临终前专门叮嘱太子："若遇到危急之事，周亚夫可以依靠！"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叛乱，声势浩大。汉景帝手忙脚乱，忽然想起了周亚夫，急忙任命他为太尉，率兵迎战。

在这场战争中，周亚夫运筹帏幄，指挥若定，终于平定了叛乱，使天下重新归于安定，真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不过，他却因为顾全大局，不顾皇帝的谕旨，没有派兵救援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得罪了这位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这就为他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不久，景帝要废去栗太子，周亚夫坚决反对，使汉景帝很不高兴。稍后，窦太后让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作为丞相，周亚夫却很是"邪门"，竟然搬出汉高祖的"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认为王信没有资格封侯。一句话，就把皇帝陛下、窦太后和王皇后全得罪了。

这时，梁孝王乘机在皇帝面前大讲他的坏话。汉景帝听信谗言，对周亚夫产生了恶感，在赐给他肉时不给筷子，故意冷落他。最后，连周亚夫也觉得自己在朝中待不下去，就称病辞职。汉景帝早就看他不顺眼，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将他免职。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已经退休的周亚夫却未能安度晚年。当时，周亚夫的儿子买了500件盔甲盾牌，准备作为父亲去世时的随葬品。结果，被人告发，周亚夫也受到牵连，被逮捕入狱。

真是可怜得很！一代名将周亚夫能把军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汉文帝肃然起敬，也能指挥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狱吏！所以，当狱吏一上门，周亚夫就准备自杀，被夫人拦住，没有死成。结果，到了监狱里，他不堪狱吏的凌辱，绝食五日，吐血而死。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死！

与周勃一样，周亚夫被安上的罪名也是"谋反"，这让人怀疑是"皇帝陛下"或者窦太后要诬陷他。据说，在审理此案时，周亚夫曾辩解：我儿子买的是葬器，就算违法，怎么能说是谋反呢？不料狱吏却是振振有词："君纵不欲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在阴间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逻辑"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让周亚夫还有何话可说？也只有含冤而死了。所以，后来名将李广宁肯引刀自杀，也不愿意去接受狱吏的羞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按说，周勃战功赫赫，又有拥立汉文帝之功，"安度晚年"应该没有问题。像他这样一个曾经统兵百万、出将入相的朝廷重臣，还会把小小的狱吏放在眼里吗？入狱前，如果有人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周勃当成"弱智"，都懒得回答：狱吏他算老几！但是，如果谁真的这样小瞧狱吏，那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极其缺乏--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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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中国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让人不可思议。翻阅《二十四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功臣不计其数。到了南宋初年，则是做得更绝，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杀戮只是一种游戏，是每个帝王都得玩的游戏，至于具体安个什么罪名，那都是"小问题"。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帝王们看来，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权专制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这把刀有没有用，时间长了，都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为了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有必要开一开杀戒，吓唬吓唬臣子们，让他们不要仗着一点"功劳"就翘起尾巴来！至于那些"刀下鬼"，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死鬼，专制帝王们又岂会在意呢？

2．万历皇帝："秋后算账"

在这里，"秋后算账"说的是等候时机实施惩罚。在皇权社会里，小皇帝继位后，因为年幼，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只好临时指定几位重臣辅政。这时，不管愿不愿意，小皇帝也只能暂时抑制自己对皇权的渴望，与重臣们周旋，对他们优礼有加，示以恩宠，甚至言听计从，仿佛甘心做一个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

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旦时机成熟（例如重臣去世、病危），专制帝王就会立即发起击，将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对那些重臣"新账老账一起算"！例如，万历皇帝亲政后，就翻脸无情，将自己过去"奉若神明"的张居正抄家，打翻在地！

经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大明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宗之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说起来，也不能归咎于朱元璋，这位从凤阳乡下杀出来的"和尚皇帝"，做梦也不会料到二百多年后大明帝国的社会状况。不幸的是，只要大明帝国存在一天，他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就会被奉为"金科玉律"。到了万历初年，大明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这种局面，万历帝这个还不满10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能为力。幸运的是，帝国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承担起辅佐幼主的重任，大胆地改革，使大明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作为明朝最有作为、最有争议的权臣，在本质上，他属于那种才华出众、很会玩弄政治手腕的杰出文官。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后，张居正利用上层矛盾，很快就踢开了绊脚石高拱，爬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

在万历朝最初的10年中，在李太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过，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太监冯保的私交不错，取得了内廷的支持。其实，张居正这样做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虽然贵为"顾命大臣"、内阁首辅，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凭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可是，万历年幼，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张居正自然要设法取得冯保的支持。

当然，张居正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早日走上正路。尽管在天下臣民的心目中，万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张居正深知万历还是一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一代明君"。当初，高拱曾说万历是一个10岁的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这句话虽然在政治上犯了大错，但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实情。所以，张居正对小皇帝进行严厉管教，其"不敬"的程度当然要远远超过高拱那句话，以至于只要一听说"张先生来了"，小万历就打心眼里害怕。不过，张居正后来也为自己这种轻率的做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这时，万历已经21岁了。在悲伤之余，他也隐约感到了一些轻松，因为那位令他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张居正一死，冯保就失去了"政治靠山"，铲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了。当初，冯保依仗李太后的宠信、张居正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小皇帝管制过严，必然要引起反弹，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也在意料之中。这年十二月，万历下了一道圣旨：

"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既然冯保可以被推倒，张居正又有何不可？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就像雪片一般飞来。打响头一炮的是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率先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万历看后，正中下怀：只有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打倒，才能树立自己的威权！所以，尽管杨四知的奏章写得空洞无物，却给万历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口实，正好把自己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发泄出来：

"（张）居正腾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原来，张居正死后，一些反对派就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生前的种种"罪行"揭露出来。在不知不觉之中，万历也受到了影响：原先那位令他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经逐步被欺君害民、卖官鬻爵、任人惟亲的"奸臣"形象所取代。

对于张居正的政治清算逐步升级！起初，张居正被剥夺了生前曾获得的"太师"的头衔，几个儿子也被罢官。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又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下，为了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湖广的地方官员立即派人封锁张府，不许任何人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抄。没想到，钦差姗姗来迟，却导致张府饿死了不少人。

按照万历的估计，张居正这个"大贪污犯"死后留下的家产一定非常"可观"。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多少值得瞩目的奇珍异宝。于是，钦差大臣就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逼供，张敬修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自缢身亡。临死前，他留下了一纸"绝命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

"……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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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既然抄了"张先生"的家，万历皇帝当然要给他安一个罪名。至于到底是什么罪名，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万岁爷"明察秋毫就行了。在张府被查抄4个月后，万历终于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府第、钳制言官、专权乱政，等等。按照这些"罪名"，张居正罪大恶极，本该"剖棺戮尸"，还是"龙恩浩荡"，加恩宽宥。对于张居正80岁的老母亲，万历"格外开恩"，还给她保留了空宅1所和1000亩薄田！

其实，在张居正的问题上，万历皇帝玩弄的是一种高超的驭臣权术：即便你功劳再大，哪怕是朝廷重臣，朕照样可以治你；即使生前不能把你怎样，在你死后朕也可以让你全家不得安宁，瞧以后谁还敢专权？

就这样，"张居正时代"凄凉地结束了。在事过境迁之后，许多人才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再出一位类似的人物来扭转乾坤。所以，天启二年（1622年），皇帝下诏，给张居正平反，恢复官爵，并发还张府没有被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1628年），朝廷又恢复张居正的官荫与诰命。后人有感于此，曾在江陵的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五、帝王秘诀之五：深藏不露

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有一种叫做"无为而治"的统治术，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无为"是一种治国方针，主张无所作为，顺其自然，"与民休息"；另一方面，"无为"是一种统治手段，即"深藏不露"。

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帝王们往往是冷眼旁观，不动声色，暂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让臣下摸清自己的"底细"，臣下也就难以钻空子，会对君上感到神秘莫测，产生一种畏惧感。这样一来，专制帝王就可以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然后发起反击，一举铲除对手。在政治上，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高超的驭臣之术。

在这方面，唐宣宗李忱和明朝崇祯帝朱由检堪称"高手"，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1．"痴呆"的皇太叔

在唐朝国都长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坊区，这是亲王们居住的地方--"十六宅"。在唐朝后期，十六宅里竟然出了好几位天子。

按照常理，皇太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根本轮不到十六宅的那些王爷的。可是，在唐朝后期偏偏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好几位皇帝都是不享天年，不是绝种，就是皇子年幼。在这种情况下，由宦官们做主，皇位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所以，十六宅里就有戏了！

第一个是文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神策军请到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登大宝的先例。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在皇太子被废黜的情况下，被大宦官仇士良迎为天子。奇怪的是，武宗也是英年早逝，他去世时长子杞王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于是，十六宅里再出一位皇帝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十六宅里，有一位光王非常特别。这位光王，是宪宗的第十三子李怡，虽然不是嫡子，但若论起辈分来，却是敬宗、文宗、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所以，在十六宅中，这位"三朝皇叔"是一个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让人吃惊的是，光王有些名气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绩，或者有什么过人的才华，而让人感到他有觊觎皇位之心。大家之所以记得光王，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个痴呆，至少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

据说，小时候，光王就有严重的心理缺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没有多大改观，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不上正常人，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文宗在位时，光王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平时，不管什么事，他都是一言不发，让人无法捉摸。

对于这位"光叔"，文宗虽然也是由十六宅出去的，但他对光叔却没有什么好感，有时甚至故意作弄他，类似于"恶作剧"。这一天，文宗大摆宴席，款待诸王。席间，大家无话不谈，光王依旧是一言不发。这时，文宗笑道："谁能让光叔说话，朕就有重赏！"于是，诸王哄然叫好。可是，不论大家怎么逗他、哄他、骂他，都是徒劳，这位"光叔"始终是三缄其口。看着大家无可奈何的样子，文宗被逗乐了，大笑不已。

时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朝廷里虽然是风起云涌，李党、牛党斗了个你死我活，也没有影响到十六宅里的平静，诸王们依旧在声色犬马中打发着时光。只有这位"光叔"，似乎与众不同：虽然也参加各种聚会，但在曲终人散之后，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

不过，一个人如此韬光养晦，总会引起一些"有心人"的猜疑，唐武宗就是其中的一位。继位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比较长，也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位"光叔"，同时也比别人更加疑惑，更加摸不着头脑！

武宗这个人虽然性格粗率，喜欢不拘小节，但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光叔"的沉默、与世无争，全都是装出来的。所以，在登上大宝后，这种"第六感"就会时常涌上武宗的心头。特别是，当他望着光王那无动于衷的表情时，武宗总觉得那张脸背后"深不可测"。

于是，光王李怡就经常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不是今天在与皇上击毬时突然落马，便是明天在入宫时突然失足。种种灾祸，似乎都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到光王的头上，让人猝不及防。可是，光王依然顽强地活着，而且不出一句怨言，仿佛他是一位不谙世事的"顽童"，只要没有受到大人的斥责，就感到无比幸福了。

幸亏武宗在位的时间不长，还没等他弄清楚这位"光叔"的底细，就因为仙丹吃得太多毒发身亡，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得是这么急，着实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这个关键时刻，总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来主持大局。于是，宫里的宦官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担当了这个角色。

会昌六年（846年）春，武宗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有两个多月不能上朝，就连宰相都见不着他的面，朝廷内外顿时人心惶惶，忧惧万分。

俗语云，"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作为皇帝的"贴身人"，宦官们比朝臣更懂得：如果天子是在我们的手里产生的，而新天子又是一个平庸、懦弱之辈，那么好处岂非多多？

蟾宫折桂

这时，内侍仇公武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眼珠子转了几转，马上就明白这里头的"奥妙"，立即随声附和。至于枢密使和右军中尉，虽然没有他们反应快，过了一会儿也都恍然大悟。

这个主意真是妙！对于文宗、武宗两位皇帝的厉害，他们都有切身体会，所以，在拥立新天子的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但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只要这位有几分痴呆的"光叔"坐在龙床上，他们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于是，宦官们马上就忙活开了。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程序，首先是发布遗诏：

"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

随后，皇太叔在少阳院接见文武百官。当朝臣们步入大殿时，大概谁也没有对这位"皇太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唐朝的命运竟然要系托在这么一位天子的身上，大家在无可奈何之余，还有些许感慨！可是，宦官当权，遗诏已经发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这时，皇太叔出现了，他的脚步是那样沉稳有力，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过，从那坚毅的表情来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一般人！

所以，大家都被皇太叔不凡的气象震住了，他们都惊在当场。

随后，皇太叔开始处理已经积压了好几个月的奏章，一件件地处理，无不明白、合理。短短一个上午，皇太叔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们以往的认识真是大错特错了！所以，在场的人先是惊诧，然后是欣慰，最后竟有一阵寒意袭上心头。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当然，没人能料到：这样的冷汗竟然要流上13年！

随后，皇太叔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宣宗！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这是忍耐、毅力的胜利，也是处心积虑和坚忍不拔的最好回报。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很好地保存自己，才可能战胜强敌，取得最后的成功。

宣宗一上台，首先要做的便是推翻武宗所做的一切。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再也无法忍耐了。所以，新天子立即开始行动！

第一个倒霉的是宰相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李德裕可是"首席宰相"，威权赫赫，也是唐武宗最信赖的大臣。但是，对于宣宗来说，李德裕既然代表着先帝武宗，就是要打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天子即位后的第8天，执掌朝纲近6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从他的政治顶峰跌落下来，连他的政敌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两天后，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出京师。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大唐帝国就没有一天安宁过：今天是这个藩镇叛乱，明天是那个地方发生兵变，后天又是朝廷内部闹党争，一直闹腾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过，在宣宗当政的13年里，帝国竟然是出奇地平静：河北的几个藩镇虽然继续割据一方，却也老老实实，没有野心；朝野上下虽有波动，却很快就趋于安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在大中（宣宗的年号）年间（847～859年），即使比不上本朝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却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太平之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天下太平无事，就是无上的幸福。

在唐宣宗的"超绝睿智"面前，所有的朝臣、家奴都要冷汗淋淋。其实，宣宗整日面对这些人，心里又何尝"轻松"：因为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懈怠，更不想被人欺骗，所以只能全力以赴。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法治，使天下太平，但这种"法"的实质依然是"天子之法"，仍然是一种"人治"，而人治的最大悲哀就在于：它只能在短期内将国家治理好，而不能使国家永远强盛！

不错，在唐宣宗面前，所有人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是，倘若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聪明的天子，这些藩镇、朝臣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至于宦官们，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因为他们选错了人，竟然"种豆得瓜"，让一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皇位。虽然宦官们确实斗不过宣宗，但他们手中却有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新天子，难道你宣宗还真能"万寿无疆"不成？果然，13年后，唐宣宗病危，宦官们就把他扔在一边，另外拥立了一位昏庸无能的"懿宗"，使刚刚有一点起色的大唐朝又迅速走向衰亡。

所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唐宣宗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他只看到了眼前，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套制度，确保大唐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确保国家永远太平无事。不过，放眼历代王朝，像他这样"韬光养晦"而登上大宝的又有几人？

2．崇祯帝：不动声色，铲除巨阉

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驾崩。根据遗诏，信王朱由检登基，改元崇祯。虽然崇祯帝即位时还不足18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位"少年天子"，因为他比哥哥天启帝、父亲泰昌帝要强得多。特别是，在即位之初，他就"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那位人见人怕的"九千岁"魏忠贤及其党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朱由检虽然从小长在宫廷里，锦衣玉食，但有一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使他有"切肤之痛"，那就是养母李选侍之死。对于朱由检，李选侍可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爱。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最后却忧郁而死，朱由检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很快，他就明白了养母的死因。原来，养母为人正直，不愿与客氏、魏忠贤之流同流合污，招来忌恨，被百般刁难，最后忧郁成疾，撒手归西。

养母的死，对朱由检幼小的心灵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他逐渐感到人世间的复杂，开始对身边的人持怀疑态度。对于魏忠贤和客氏的一手遮天，他也有所警觉，开始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注意保护自己。

对于弟弟朱由检，那位爱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倒是十二分地爱护，两个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据说，有一天，当时还不太懂事的朱由检，竟然当面问过天启皇帝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你这个位子我能不能坐？"

也许是兄弟情深吧！对这个"大逆不道"的问题，天启皇帝竟然笑着答道："可以，可以！过几年，就让你来坐！"当然，这只是天启皇帝的一句戏言，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

蟾宫折桂

不过，命运往往就是造化弄人，由不得你自己做主！天启帝突然撒手归西，竟然使朱由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天启七年（1627）八月，皇宫里突然传出天启帝病重的消息。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已经不行了，望着弟弟朱由检，眼光中包含着无限的哀怜、惜别之情："你当为尧舜之君！"

一听这话，朱由检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不过，他很沉着，知道这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出错，所以他急忙回头与旁边的魏忠贤搭话，称赞他侍候皇兄劳苦功高！

这时，朱由检大概是悲喜交集：皇兄英年早逝，自己当然很悲痛；皇兄之死，竟意外地把自己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心里自然有一阵欣喜之感。可是，魏忠贤权倾朝野，自己能否坐稳龙椅，朱由检也是心里没数。此番心境，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所以，在天启驾崩后，朱由检就在乾清宫里坐着，绝不轻易开口，一切顺其自然，没有人能摸透他的心思。

过了几天，朱由检正式登基。至于《即位诏书》，还是老一套：先是歌颂列祖列宗，再对刚刚过世的天启帝大唱赞歌，然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的年号--"崇祯"，最后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他的"治国大计"：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份《即位诏书》只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并不代表新天子的"真意"，因为内阁这时仍然是由阉党分子把持，所以在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魏忠贤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魏忠贤给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划出了一个"框框"，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

对于这一切，新天子能甘心顺从吗？他还能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一手遮天吗？因为新天子在许多问题上不动声色，所以群臣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仍然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似乎看到了一点朦胧的希望；当然，更多的人还在拭目以待！此时此刻，这位新天子的心里到底在盘算些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清楚！

与前朝皇帝大不一样的是，崇祯对朝政是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处理。

对于魏忠贤，崇祯像皇兄天启一样非常器重，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荫官的也照样荫，绝不吝啬。至于皇兄天启帝原来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也照赐不误。所以，人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不过，人们也不免有些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果真如此融洽吗？就是新鞍配老马，也还需要一段"磨合期"，更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最后，就连魏忠贤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九月初一，魏忠贤终于沉不住气了，便来了一个以退为进，假意提出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以试探崇祯的态度。奇怪的是，崇祯非但没有批准，反而好言相劝，命他安心任职。所以，魏忠贤这一招就像打在棉花上，没有发出力来。

当时，崇祯的处境依然非常险恶，因为他孤身入宫，周围全是魏忠贤的党羽，政府各部门也大多是由魏忠贤的死党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问题，哪还敢贸然出击呢？

不过，崇祯深知魏忠贤的为人，也明白：魏阉一日不除，自己就无法亲掌大权，更谈不上什么"中兴大业"。所以，他还得耐心等待机会！崇祯心里非常清楚：新天子即位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者是想翻旧案，或者是想投机，讨好新天子，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在阉党中，第一个倒霉的是兵部尚书崔呈秀。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手握兵权，一直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崇祯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崔呈秀，利用阉党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于十月初辞职。崔呈秀的垮台，既斩断了魏忠贤的一条臂膀，又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魏忠贤快要完蛋了。

于是，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直指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公开声讨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

自从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魏忠贤。所以，魏忠贤非常恐慌，急忙跑到崇祯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是一个太监，可能已经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对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时，魏阉就是用痛哭流涕取得天启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他这一次却是失算了：崇祯似乎根本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钱贡生的奏疏，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魏忠贤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羞辱"，立即称病辞职。在权力场上，"病"真是一个好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魏忠贤本来是想以"病"为托词，躲过这个风头，好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竟然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命他去白虎殿为天启守灵。

这时，魏忠贤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上疏辞去爵位、诰券、田宅。崇祯倒好，也来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竟然全部批准，并趁机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

这一次，魏忠贤是彻底失算了！魏忠贤虽然老奸巨滑，却忘记了官场上的一条"铁律"--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或许魏阉自作聪明，想以退为进，伺机东山再起；或许他高估了自己，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对手。无论如何，他走了一步"臭棋"！

现在，魏忠贤既然已经是一条"落水狗"，许多人便赶来痛打。于是，讨伐魏阉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进皇宫，送到崇祯皇帝的龙书案旁。或许，崇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几年前，镇压东林党人时，天下人都是口诛笔伐，几乎是人人喊打；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

最后，对魏忠贤进行"总清算"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一日，崇祯公开宣布魏忠贤的罪行：

"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憨，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

蟾宫折桂

结果，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客氏被送到浣衣局，他们的家产也全部被查抄。没几天，这一对狗男女就双双自杀，到地下追随天启皇帝去了。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崇祯又对魏忠贤、客氏、崔呈秀这三位"祸首"加重处罚，虽然他们本人已死，但他们的尸体仍然被处以"凌迟"（民间俗称为"杀千刀"）的极刑。

这时，崇祯也许早就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的情景，也忘记了自己刚即位时对魏阉的态度。当然，有人会替崇祯辩解，说他是迫于形势，韬光养晦，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彻底清除阉党。既然崇祯贵为天子，尚且迫于形势，要羁縻魏阉，那么群臣是否也可以仿效他，大捧魏忠贤的臭脚呢？如果崇祯这样做是英明的抉择，为什么群臣这样做却被视为"附逆"，受到清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呢？可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这种没有道理的、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偏偏大行其道！


第二篇


官场红人


--皇权体制下的"众生相"



引言：皇权社会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舞台

在中国皇权社会中，官场可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久远的存在。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一个个王朝兴起，一个个王朝垮台，国家治乱无常，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动乱。在皇权社会中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权力大舞台，既令人垂涎三尺，又让人望而生畏，无数的悲剧和喜剧在上面启幕，又落幕，不断地上演着。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台湾的柏杨先生曾以"酱缸"来比喻中国文化。我以为，柏杨先生有胆有识，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出来的话，只是比喻的对象有点不正确：不应是"中国文化"，而应是中国古代的"官场化"社会。

自皇权体制诞生以来，中国皇权社会就一直是一个以"官场"为轴心的特殊社会（我们称之为"官场化社会"），一切以权力（主要是皇权）为中心，一切为权力服务。长期以来，中国古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整日追逐权力，更习惯于被权力支配，离开了权力，人们反而会不知所措。

在这个"官场化"的皇权社会里，权力就代表着荣耀、财富、幸福，权力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权力就是生命本身，而权力的背后却是一个"鬼魅横行"的世界：暴力、凶杀、冷酷、无情、残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只要细心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8部著名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无不围绕权力展开，以权力决定论为主线。翻遍《二十四史》，满纸都是帝王、后妃、外戚、宰相、文臣、武将、宦官们在肆无忌惮地上演数千年的传统旧剧。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充斥着无数个杀父、杀母、杀夫、杀妻、杀兄、杀弟、杀子、杀友的故事。数千年来，这种蛮横的"权力逻辑"竟然在皇权社会里大行其道！

在中国皇权社会，官场既是戏场，又是战场，生活在官场上的人既要会逢场作戏，更要会耍弄真刀真枪。为了争夺更多、更大的权力，全社会的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厮杀，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到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里，没有什么情义可言，只有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就这样，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一直忙于"窝里斗"，陷入了争夺权力的沼泽烂泥之中，不能自拔，顾不上什么"建设"和"发展"，更丧失了信仰和求知精神，人性价值的光辉几乎全部被淹没。

几千年来，这张由专制帝王们编织的天罗地网笼罩着中华大地，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成为"漏网之鱼"！



第一章皇帝与宰相：难解的"矛盾体"

在皇权社会里，作为"天下第一人"，皇帝是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皇帝的下面，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宰相。不过，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辽国以外，其他朝代都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宰相只是一个俗称！

对于专制帝王来说，宰相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祸害"，他们对宰相真是既恨又爱。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皇帝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一个人包揽所有的事务，所以皇帝必须找一个"助手"，而这个助手就是宰相。

在皇权体制内，作为最高行政首脑，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堪称是整个皇权国家的"二把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用一句话来描绘宰相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朝人张方平指出："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所谓元首，指的是脑袋；股就是大腿，肱就是肩膀。毫无疑问，如果把整个国家机器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皇帝就相当于脑袋，而宰相则处于全身运动的枢纽部位，行立俯仰，莫不关之。

1．宰相的职权有多大？

关于宰相的职责，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一句话，宰相对内要辅佐皇帝，为皇帝出谋划策，并统领百官，指挥内外百司；对外，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真是国防、内政、外交无所不管。所以，《宋史·职官志》称"宰相之职，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具体来说，宰相大致有以下几项权力：

一是谋议权。所谓"谋议权"，就是宰相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议，并与皇帝共同讨论。所以，西汉初年，宰相曹参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不主动入宫向皇帝提出建议，汉惠帝就责怪他"无所请事"。

二是副署权。就是皇帝的诏令、制敕和上谕要由宰相签署，并由宰相机构发布。在制度上，如果宰相没有在诏书上签字，诏书也就没有法律效力，有关部门可以拒绝执行。例如，武则天当政时，曾派肃州刺史王本立去"宣敕"逮捕宰相刘祎之，结果遭到刘祎之的抗议："不经凤阁（即中书省）、鸾台（即门下省），何名为'敕'？"意思是，这道"敕书"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宰相的签署，仅仅是武则天的一纸命令，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怎么能称为"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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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宰相制度演变



三是用人权。包括选任贤才与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在宰相拥有的各项权力中，用人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往今来，那些"良相"大多能够充分并恰当地行使用人权。在唐玄宗初年，有两位名相--姚崇、宋璟：姚崇"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宋璟"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

四是裁决一般政务权。对于朝廷内外的一般政务（即所谓"小事"），宰相有权直接处理，无须请示皇帝。譬如，唐代的宰相可以以"政事堂"的名义发布堂案、堂帖，直接指挥内外百司，处理各种"小事"。

总之，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受命天子，总理万揆。"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表明，在皇权专制政体下，宰相与皇帝的关系至关重要，与王朝的兴衰存亡关系甚大，相权的消长可以说是观察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重要"指针"。政治的"秘诀"就是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平衡，什么时候就能实现政治清明。

在皇权国家里，在某种程度上，宰相的作用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专制帝王虽然高高在上，大权在握，但宰相处在皇帝与各部门之间，在皇帝与各级官吏之间充当"桥梁"；同时，宰相又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确保皇权不被滥用的一道防线、一种保证。所以，宰相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灵活的政治手腕，才能处理好朝廷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2．宰相制度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接政治制度的中心环节。从中国历史来看，宰相制度的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1）萌芽期：黄帝至西周。

在史书中，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宰"、"相"、"百揆"等一些关于官职的记载。在政治实践中，这些职位已经有辅助君主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宰相尚未成为正式的官称，更谈不上建立宰相制度。

（2）创立期：春秋至秦

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内外矛盾交织，国家政务日渐繁忙，国君一个人实在是难以应付，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宰相为最高首长的官僚集团。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各国纷纷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名相也应运而生，如管仲、晏子、商鞅、张仪等人，他们活跃在周秦之际的历史舞台上。

经过几百年的政治实践，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立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了。其实，早在战国后期，秦国就率先设立"丞相"一职。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设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制度。

（3）鼎盛期：汉初至汉武帝时

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了顶峰。当时，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并出现了萧何、曹参、陈平等一大批名相。不过，就在相权膨胀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所以皇帝就想方设法地制约相权，一些宰相很快"厄运当头"：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时期，共有三十多位宰相被杀，被贬黜的更多。

（4）调整期：汉武帝时期至元朝

在两汉时期，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开始显现，宰相制度很快进入了调整期，核心是：皇权日益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因为历史条件不一样，不同的皇帝又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所以宰相的权力也有变化：时而强化，时而弱化。

汉武帝以后，皇帝开始倚重身边的心腹--尚书台，削弱相权。不过，时间一长，尚书台逐渐坐大，又形成一个实际的行政中心，分割乃至取代了相权，最后形成了内外朝互相消长的局面。

在进入调整期后，宰相制度也多有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多相并存、三省出现。在曹魏时，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宰相，只有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才能实际执掌朝政。至两晋时，中书监、中书令、侍中的地位提高，又分割了尚书省的权力，宋、齐、梁、陈时多有沿袭。北魏、北齐时，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的权力大增。西魏时，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大冢宰"为宰相，后来又改设左、右丞相。隋朝建立后，杨坚废三公，以三省长官知政事，称为"真宰相"。

唐朝是中国宰相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与宰相名称复杂多变。在唐朝前期实行的是三省制，中后期演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在唐前期，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中书省负责处理表章、起草诏令，长官为中书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门下省负责审查奏抄、签署诏令，长官为侍中，副长官为黄门侍郎。

在三省之外，又有"政事堂"。政事堂本来是三省长官商议军国大事的场所，从唐太宗时起，皇帝经常指派别的官员去政事堂，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一是给资历较浅的官员加上"参与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二是给一些资历较老的元勋功臣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使其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体制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朝时，设置"中书门下省"作为宰相机构。为了分散相权，皇帝有意设立多位宰相，一般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起初，参知政事的地位还比较低，后来与正宰相没有多大差别，使宰相的权力更加分散。此外，又设立枢密院（长官是枢密使）、三司（长官是三司使），负责掌管全国的军队、财政，以分割相权。

金国入主中原后，废去中书省、门下省，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负责统领六部，长官为中书令，下面有平章政事等多位官员，相权又有所恢复。

（5）衰落期：明朝至清朝末年

宰相制度无论怎么调整，都不能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诛杀丞相胡惟庸，并废除中书省，命六部直属皇帝，同时，将相权分给六部，朝廷的权力都集于皇帝一身，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明成祖时，设立内阁，以内阁大学士负责批答奏章、草拟圣旨。其实，内阁大学士只是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其权力要比原来的丞相小得多，但世人一般把内阁大学士比作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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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宏文院等三院，不久改为内阁，但也只能处理一般政务，军国大事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至雍正时，设立"军机处"，负责商议军国大计、草拟上谕，皇帝集权达到了极点。清朝末年，进行官制改革，废除军机处，另设"责任内阁"，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长，相权又有所回升。最后，随着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灭亡，宰相制度也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3．"帝相关系"的范式：刘邦与萧何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探究宰相和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不读《史记·萧相国世家》。

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皇帝与宰相的关系范式，是在汉朝初年确立的。总的来说，这一范式是由以下内容构成的：皇帝用人，以权、术、势掌控大局；宰相主事，从各方面为皇帝效力。

若论起才干，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属于二流甚至三流人才（刘邦只是一个无赖，他再精明，也顶多是一个二流人才），而宰相则多为一流人才（在这一点上，萧何是没有争议的）。作为皇帝，他们的心思主要用在坐稳龙椅，防止大臣（特别是宰相）谋反，保证政局稳定；而宰相的心思，主要是用来谋划国事，只有极少数宰相有僭越、谋反之意。

总之，皇权与相权既相克相制，又相辅相成，皇帝与宰相因而构成了一对难解的"矛盾体"，这个矛盾贯穿于整个皇权专制国家的始终。所以，对宰相这个"二把手"，皇帝是时而相信，时而猜疑；反过来，宰相对皇帝往往是始终如一（正所谓"忠臣不事二主"），有"反骨"的极少，多数是愚忠不改。

具体来说，萧何这个人既精通法律，又很有经济头脑，善于调配钱粮，是宰相的最佳人选。但是，在传统的皇位争夺战中，萧何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只有选择一位好的主子，为他效力。刘邦与萧何，一个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一个是行政部门的最高首脑，只有通力配合，才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政治清明，百姓乐业。在实践中，虽然刘邦和萧何是多年的"老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但刘邦对萧何也难免猜忌，不太放心。

当时，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举兵造反，刘邦命萧何留守京师，自己御驾亲征，去讨伐英布。可是，就在出征期间，刘邦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萧何正在做什么。探来探去，也没发现这位萧宰相有什么"劣迹"，只听说他正在变卖家财，努力支援前线。本来，萧宰相做的是好事，但"万岁爷"刘邦一听，却是脸色大变。

不知怎么的，这件事被萧何的一位门客知道了，赶忙告诉萧何："萧大人，您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您功高盖世，又位居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心归附；而皇上又远征在外，他能不起疑心吗？眼下，皇上多次派人打探您的情况，就是怕您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做一些坏事情，比如广置田园、放高利贷，来让皇上放心呢？"

于是，萧何便依计而行。果然，当刘邦得知一向清廉自守的萧何竟然也贪起"小便宜"来，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他心中早就有一把"算盘"：只要萧何贪图小利，他就不会有什么政治野心。其实，在专制帝王的眼里，贪污腐败虽然可恶，但还不至于危及"国本"--专制皇权，有政治野心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由此看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贪污腐败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是皇帝怂恿（有时甚至是逼迫）官员们贪污，他们搞腐败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对于皇帝来说，官员贪污腐败固然不好，但也有一个莫大的好处：谁只要贪污，就在无形中将"把柄"交给皇帝了，一旦皇帝看他不顺眼，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他。所以，在圣明的"万岁爷"面前，本身手脚就不那么"干净"的群臣也只有俯首帖耳，皇帝的万里江山反而因腐败更牢固了。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一定限度内，腐败或许是维持专制皇权的"良方"；要是贪污腐败过了头，也要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许多王朝就是被贪污腐败搞垮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暂且不论。

汉高祖刘邦虽然是地痞无赖出身，但在玩弄权术方面却是"无师自通"。萧何是大汉帝国的开国宰相，真可谓劳苦功高，对"老板"--刘邦更是忠心耿耿，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刘邦的猜忌，甚至下过大狱，坐过几天牢房。可悲的是，后世的帝王纷纷效仿刘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传统：宰相或要么故意装傻充愣，要么无所作为，二者必居其一，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总之，宰相的地位虽然崇高，是"二把手"，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与"一把手"--皇帝之间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没有完整的人格可言，必须要看皇帝的眼色办事，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

二、宰相得人，利国利民

在某种意义上，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专制帝王。因为在"家天下"的格局下，皇帝是世袭的，这就决定了皇帝不可能都是贤明的，但是宰相并非是世袭的，在贤明的几率上当然要远远高于皇帝。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贤明的宰相（如管仲、曹参）。他们对上辅佐天子，对下统率百官，既有眼光和能力，又有手腕，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人民有好处，因而备受后人的颂扬。

1．管仲："中国第一宰相"

在中国历史上，管仲可是一个"大大有名"的"重量级"人物。管仲之所以能够浮出水面，得益于齐桓公不拘一格地任用贤才。

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齐国国君无知在雍林被杀。当时，有资格继承君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逃往莒国的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另一个是逃往鲁国的公子纠，有管仲辅佐。一得知无知死去，这两个人就急着赶回齐国，展开了一场争夺时间的竞赛。

为了铲除竞争对手，管仲率领一队人马在半路上拦住小白的去路，并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这个人很聪明，当即咬破舌头，口吐鲜血，躺倒在车上。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急忙回去报信，公子纠大喜，便放慢了行进的速度。结果，小白捷足先登，抢先赶回国都临淄，成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

蟾宫折桂

随后，齐桓公和公子纠血战一场，公子纠惨败，被杀。本来，齐桓公打算处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不料，师傅鲍叔牙出面力谏："您如果只想做一国之君，就可以杀了管仲；如果您还想称霸列国，就要重用管仲，因为他是一个绝世奇才。"于是，齐桓公不计前嫌，起用管仲为"相"，并拜他为"仲父"，委以重任，终于成就了辉煌的霸业。

其实，管仲这个人并非以计谋见长，他擅长的是治国安民，特别是具有战略眼光。周釐王元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国国君在柯地会盟。当时，鲁国大将曹沫突然把匕首架在齐桓公的脖子上，要求他将齐国占领的土地归还鲁国。经管仲出面疏通，齐桓公才勉强答应。事后，齐桓公视之为"奇耻大辱"，打算抵赖。幸亏管仲及时进言，陈明利害，齐桓公这才履行了诺言。结果，此举赢得了诸侯们的拥戴，使齐桓公威信大增，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就。所以，就连孔老夫子也很佩服管仲先生。

管仲不仅政绩突出，人格也很高尚。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齐桓公派管仲去洛阳朝见周天子。本来，周襄王准备用"上卿"之礼欢迎管仲，管仲急忙推辞，最后勉强接受了"下卿"之礼。

不久，管仲病重，他留给齐桓公的遗言是：不要重用易牙、开方、竖刁这三个小人。可是，管仲一死，齐桓公就将这句话置之脑后。结果，齐桓公一死，这三个家伙就兴兵作乱，齐国的霸业随即烟消云散。不过，这也是"人亡政息"的中国古代政治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政治的好坏主要是靠政治家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制度与机制来设定、规范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经常是遇到能人就昌盛，否则则衰落。春秋前期，齐国之所以能够强盛，主要是因为"伯乐"--鲍叔牙慧眼识人，向齐桓公鼎力推荐管仲，使他可以人尽其才，协助齐桓公称霸。所以，管仲对鲍叔牙十分感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管仲与齐桓公这一对"最佳搭档"，为后来的中国皇权政治确立了"贤君■良相"的标准模式。不过，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模式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君主不贤明或宰相不好，就是有好宰相却不被君主重用，再不就是君主和宰相都是平庸之辈，无所作为。可是，皇权社会中的中国人却对这种纯粹是碰运气的"标准模式"注入了极大热情，希望天降贤人，恩泽万民。

其实，这种"贤君■良相"的模式依然属于"能人政治"。多少年来，能人每每是人们竭力赞美和崇拜的"偶像"。若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考查，我对这种政治模式却不大敢苟同，因为它的成本极其高昂（每个能人只能被动地被君主使用，完全没有主动性）。此外，能人政治很难持久：能人在，国家就强盛；能人一旦不在，大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当然，管仲的历史功绩是抹杀不了的，后来有许多人要向管仲学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管仲对于自己死后齐国的混乱和衰落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不，八百多年后，"自比管仲"的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局也是乱得一塌糊涂。

所以，100个管仲也都比不上一个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可悲的是，几千年来，皇权社会的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对权位孜孜以求，陷入"权力场"而不能自拔。在他们眼里，制度与机制又值几个钱？

2．曹参："萧规曹随"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的70年间，西汉政府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究其原因，宰相曹参"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初年的开国元勋之一。所以，刘邦一坐上龙椅，就任命他为齐国的"相"。

当时，齐国总共有七十余座城池，是最重要的诸侯国，统治着山东沿海的大片地方。

曹参新官上任后，首先就如何治理好齐国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可是，大家意见纷纭，众口不一，弄得曹参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位盖老先生德高望重，就恭恭敬敬地向他求教。盖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不扰民！"曹参听后，大受启发，便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9年过去了，齐国国泰民安，成为一片乐土，曹参声名大震，被人们称为"贤相"。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丞相萧何病故。曹参知道后，就让手下人立即收拾行李："我要去长安当宰相了！"听了这话，许多人不相信，有人还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哪知道，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就到了，命他进京担任丞相。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曹宰相"倒好，却是一把火也不烧：在处理政务时，他全都按照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理；在任免官吏时，也只选拔那些年龄比较大、忠厚老实的人，对于那些口若悬河、喜欢追求功名者，他是一概不用。总之，他这个宰相当得倒是挺"自在"，可以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弄得屋子里是酒气熏天。

时间一长，许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位"宰相大人"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于是，一些好心人就忍不住想找他探个究竟。谁知道，一见到曹参，话还没有说出口，曹参就会热情地拉着他去喝酒，不醉不休。所以，整个丞相府里鸦雀无声，国家也是太平无事。

在丞相府旁边，有一座小花园，本来是相府属吏们休息的地方。既然曹宰相整天饮酒作乐，"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帮家伙也就跟着整日聚会狂饮，三杯酒一下肚，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大家玩得忘乎所以。最后，有一个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曹参拉来，想让"曹宰相"把这帮家伙好好教训一顿。可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曹宰相竟然也欢呼着拿起酒杯，和大家一起喝开了。

没几天，这位曹宰相的"德政"就传到了皇帝刘盈（惠帝）的耳朵里了。听说曹宰相这副做派，汉惠帝刘盈也很疑惑。正好曹参的儿子就在宫里做侍从，刘盈便命他回家打探一下，看曹参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没想到，儿子的话刚出口，曹参勃然大怒，一拳把他撂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胖揍。打完后，曹参只说了一句话："小子，你给我滚回去，好好做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这个小孩子应该过问的。"

蟾宫折桂

最后，刘盈实在忍不住了，便派人把曹参召进皇宫，并责备他："是朕让你儿子劝你，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曹参急忙脱掉帽子，跪下道歉，然后问道："陛下，您觉得自己与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刘盈的父亲）谁更英明？"刘盈答道："我怎敢和高祖相比？"曹参又问："那么，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刘盈答道："与萧何相比，先生似乎要差一点。"曹参说："现在，高祖和萧何已经制定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我们只要坚持不变，不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吗？"刘盈这才恍然大悟："对，你说得没错！"

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一直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乍看起来，这位曹宰相一切都按汉高祖和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似乎是坚持"祖宗之法"，无所作为。其实，曹参抓住了传统的中国皇权政治的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吏。只要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人民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只要不给官吏们敲诈勒索百姓的机会，不让他们乱来，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使国家富强起来。后来，曹参的这套治国思想和方略被汉文帝、汉景帝继承，终于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三、嫉贤妒能、残害忠良的宰相

古人云："相者，君之贰也。"意思是宰相可以相当于半个君主。平心而论，这句话大体上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一旦宰相不好，要想"天下大治"的可能性至少丧失了一半。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宰相，比如李林甫、贾似道之流，不是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治理好国家上，反而是忙于内斗，排斥异己，导致朝政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最后他们自己也是"身败名裂"，受到后人的指责和唾骂！

1．李林甫："一雕挟两兔"

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林甫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允"。不过，他这个人野心还挺大，总嫌自己官职太小。这时，有人劝他走科举之路，到考场里显显本事。李林甫自己掂量掂量，觉得腹中空空，没有多少学问。此路不通，怎么办？这也难不倒他，因为有一条"终南捷径"，就是拉关系、走后门！

于是，他就设法巴结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他的父亲央求"司门郎中"一职。不料，这位侍中大人平日看不起李林甫，认为他根本不是"那块料"，又迫于情面，就安排他做了一个太子喻德。不过，这也是一个闲职，形同虚设，李林甫当然感觉很"委屈"。

所以，他又四处活动，巴结上了正红得发紫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工夫不负有心人"，开元十四年（726年），经宇文融引荐，李林甫也爬上了御史中丞的高位。这位"李中丞"一上任，就伙同宇文融一起弹劾当朝宰相张说，使许多人对他"刮目相看"。

在报答了宇文融的引荐之恩后，李林甫便来了一个"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另攀高枝，当上了吏部侍郎。

李林甫相信"枕边风"的力量，竭力巴结、讨好那些贵夫人。侍中裴光庭的夫人，原本是武三思的女儿，李林甫便大献殷勤，讨得她的欢心。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一病死，李林甫就伺机而动，瞄上了宰相的高位。于是，他就通过新寡的裴夫人请求大宦官高力士帮忙。正好唐玄宗准备起用尚书右丞韩休为宰相，李林甫一从高力士那里得到"喜信儿"，就抢先去向韩休报喜。"投桃报李"，韩休就向玄宗推荐李林甫有大才，应当重用。

为了能爬上宰相的高位，李林甫又施展开了浑身解数，去巴结后宫，再次展开"夫人外交"。这时，武惠妃宠冠后宫，她的儿子寿王也深受玄宗的宠爱，而皇太子李瑛则逐渐受到疏远。于是，李林甫趁机向武惠妃大表"忠心"--"愿保护寿王"。这一招虽然有点冒险，却大见成效：武惠妃很感激，就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这样一来，李林甫外有宰相韩休引荐，内有武惠妃暗中帮助，很快就官拜黄门侍郎，受到玄宗的"青睐"。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正式出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跻身宰相的行列，成为朝廷"三巨头"之一。当时，朝廷里还有两位宰相，一位是中书令张九龄，一位是侍中裴耀卿，都是有名的贤臣，敢于当面直言进谏。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与他们同列，自觉相形见绌，心虚得很！

不过，李林甫自知才能比不上别人，却不设法提高自己的能力，与张九龄、裴耀卿展开"公平竞争"，而是在暗地里"放冷箭"，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奸佞小人惯用的"鬼伎俩"。

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唐玄宗志得意满，也就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开始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此，张九龄、裴耀卿很不安，经常当面进谏，闹得玄宗心里很不痛快。这时，李林甫却是唯唯诺诺，经常顺着皇帝的心意办事。为了及时掌握皇帝的想法，他又在玄宗身边的宦官身上下功夫，送给他们许多礼物。这么一来，皇帝的言行举止，李林甫"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李林甫一面迎合皇上，一面找机会煽阴风、点鬼火，攻击张、裴两位宰相。为了打倒太子瑛，让寿王取而代之，武惠妃开始在玄宗面前大进谗言："太子结交外人，将谋害妾妃母子，也指斥至尊（指皇上）。"唐玄宗大怒，就要下诏废去太子瑛，张九龄坚决反对，使玄宗很不高兴。对此，李林甫表面上中立，不发表意见，背后却对人说："废不废太子，是皇上的家事，外人瞎掺和啥？"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李林甫的阴谋得逞。当时，户部侍郎萧炅是李林甫的亲信，此人不学无术，竟然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为"伏猎"。严挺之很不高兴，就向中书令张九龄反映，结果萧炅很快就被贬出京城。

李林甫知道后，暗自怨恨严挺之，就抓住严的"一朝之错"，要严办他。严挺之获罪后，张九龄急忙出面为他说情、开脱。于是，唐玄宗就怀疑张九龄在拉帮结派，便将他和裴耀卿免职，改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左、右丞相，并提升李林甫为中书令。

这份诏书一下，李林甫毫无谦恭之色，喜气流露于眉宇之间，幸灾乐祸地说："唉，我的左、右丞相哟！"所以，大臣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不是一雕（指李林甫）挟两兔（指张九龄、裴耀卿）嘛！"

蟾宫折桂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宰相牛仙客"非才，滥登相位"，并援引谶书为证。没想到，此举犯了玄宗的大忌，当即下令杖责周子谅，将他活活打死。这时，李林甫认为时机难得，又在一旁落井下石："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人啊！"于是，玄宗下诏将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永远不许他返回京城。随后，在李林甫的怂恿下，玄宗下诏废去太子瑛，命他自尽。

2．"功高盖世"的贾似道

贾似道（1213～1275年），字师宪，台州天台（今浙江台州）人。此人其貌不扬，原本是一个轻薄寡耻，经常出入青楼的"花花公子"。

他的姐姐被选入皇宫，因为姿色超群而受到宋理宗的宠爱，被封为贵妃。从此，贾似道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嘉熙二年（1238年），通过一场"徒有虚名"的科举考试，年仅25岁的贾似道就摇身一变成了太常丞、军器使。从此，他仗着姐姐作"靠山"，更加放荡不羁，白天出入于秦楼楚馆，夜间则泛游西湖，整日过着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

一天夜里，理宗信步来到御花园，凭栏远望，只见西湖上波光、灯火遥相辉映，歌舞之声隐约可闻。这时，理宗叹了一口气："这一定是贾似道在宴饮取乐。"然后，派人一打听，果然不错。

不过，要说贾似道这个人不学无术，只知道寻欢作乐，那也太低估他的"政治能量"了。因为他出生在一个腐朽的官僚家庭，对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自幼耳濡目染，无师自通，所以，没过几年功夫，这位"国舅爷"就已经进入了"宰执"的行列，做到了"知枢密院事"的高位（当时才41岁），一时权倾朝野。

且说从高宗到理宗，南宋的皇帝都换了好几位，可是北方金国的侵扰、欺凌倒是日甚一日，南宋帝国从皇帝到平头老百姓竟没有过上一天"扬眉吐气"的日子。这时，一个更加强悍的民族--蒙古开始在北方崛起，并派使者王檝前来游说南宋君臣，希望蒙宋结盟，共破金国，并许诺将河南的土地归还大宋。可笑的是，南宋的庸君懦臣又忘记了宋徽宗联金灭辽的教训，贪图小便宜，只顾"眼前之利"，不顾事后之危，轻易与蒙古订立了盟约。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派大将孟珙北伐，与蒙古合兵一处，灭掉金国。不料，强悍的蒙古人却践踏了盟约，派兵攻打南宋。这场蒙宋战争一打就是几十年，到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大举兴兵伐宋，大汗蒙哥兵分三路：自己率兵进攻四川；弟弟忽必烈进攻鄂州；元帅兀良哈得由云南进入交趾，然后北上。南宋王朝真是倒霉，才离虎口，又入狼群！

宋理宗闻讯，非常恐慌，忽然想起了平素喜欢说大话的小舅子贾似道，认为他既然敢吹牛皮，肯定有两下子，便命他统率大军奔赴汉阳前线。为了给贾似道壮胆，理宗又在临行前来了个"突击提干"，任命他为右丞相。

真是可怜得很！这位素来只知眠花宿柳的花花太岁，一走出秦楼楚馆，来到两军战阵，一见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早就吓破了胆，哪还谈得上跃马横枪、统率三军？更何况，对于打仗他根本就是外行。不过，作为元帅，贾似道虽然不懂，还得不懂装懂，否则着实有损这位宰相大人的威风。于是，独断专行、瞎指挥等错误就层出不穷，导致宋军节节失利。

到最后，连大将高达对"贾宰相"都失去了信心，只好拒绝执行他的指令，曹士雄、向士壁等将领也不买他的账。对此，贾似道虽然恼火万分，但大敌当前，他也无可奈何，便私下派人去与蒙古人议和，并擅自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这时，蒙古军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士气方盛，对议和不感兴趣，他的"如意算盘"破产了。

不久，蒙古大汗蒙哥死在四川钓鱼台。正在汉阳前线的忽必烈闻讯后，急着要赶回去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就准备火速班师。一探得这个"最高机密"，合州守将卫坚立刻派人飞报贾似道。这位贾相爷倒好，不是利用敌人无心恋战之机一举破敌，而是赶紧派使者再次去求和，并表示：愿意称臣，以长江为界，每年进贡白银20万两、绢20万匹。此时，忽必烈归心似箭，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拍板同意，然后率军拔营北归，只留下张杰、阎旺率领少数人马，接应正从湖南北上的兀良哈得。

在与兀良哈得会师后，蒙古军撤到新生矶，准备渡江北还，这就为南宋一举歼灭这支蒙古军提供了大好时机。不过，这位贾大帅倒好，只是采纳了刘整的计策，命大将夏贵切断浮桥，杀伤垫后的敌军170人。与已经撤走的数十万蒙古军相比，这个数目简直是微不足道，无异于丢了西瓜，捡个芝麻。但是，在贾宰相的历史上，这可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捷"，难怪他要借题发挥，向朝廷"报捷"：

"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

远在临安的宋理宗接到这个"特大喜讯"后，真是心花怒放，还当自己慧眼识人，选中了一位军事奇才，便立即晋封贾似道为太子少师、卫国公，并亲自草拟圣旨，嘉奖这位"功高盖世"的贾宰相：

"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于再造。"

随后，在贾贵妃的怂恿下，理宗又命文武百官出城30里，欢迎贾似道"凯旋"！

这位贾宰相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与蒙古军作战时，他是一个孬种，但在与政敌交手时，他可是厉害得很！

想当初，贾似道在汉阳前线督战时，正执掌朝纲的左丞相吴潜采纳了监察御史饶应子的建议，命贾似道将指挥部转移到黄州（今湖北黄岗）。这黄州虽然地处长江下游，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蒙古军早就对它虎视眈眈。所以，一接到调令，贾似道就惊呼："吴潜啊！吴潜！你竟然要借蒙古人的刀置我于死地，我又哪里得罪你了！"不过，"军令如山"，贾宰相虽然心里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也只好硬着头皮，命亲信孙虎臣率领700名精锐骑兵护送自己去黄州。

一行人马刚到茅草坪，就有向导前来报告："前面有一队蒙古兵正往这里开来！"贾似道一听，顿时面如土色，慌慌张张地跳下马来，躲到路旁的草丛里。这时，贾宰相已经泪流满面，只当自己半世的荣华富贵今日休矣！

可是，等这些"蒙古兵"来到眼前，贾宰相才发现并非什么"虎狼之师"，而是蒙古人押送俘虏的队伍，为首的是南宋降将储再兴，他正骑在一头牛上，一颠一簸地赶路。这回，贾宰相可神气了，赶忙把孙虎臣叫来，对他"面授机宜"。然后，孙虎臣呼啸一声，大家一齐冲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活捉了储再兴。这时，贾宰相急忙擦干眼泪，又抖擞精神，奋笔疾书，向朝廷报告"茅草坪大捷"的喜讯！

蟾宫折桂

不过，他从此可是把吴潜给恨透了，就经常派人去临安打探消息。没多久，这些人就回来报告：在指挥作战时，吴潜经常不请示皇帝，就先斩后奏；理宗欲改立次子赵孟启为太子，遭到吴潜的反对。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贾似道就"迫不及待"地奏了一本，建议改立皇太子。理宗看后，自然对"贾爱卿"非常赞赏，认为他既有"军事才华"，又具有独到的"政治眼光"。随后，贾又指使亲信沈炎上表弹劾吴潜目无圣上、指挥无方，致使全、衡、永、桂等州被蒙古军攻陷。理宗本来就对吴潜不满，所以他当即御笔一挥，就把"吴宰相"流放到循州，并提升贾似道为"当朝宰相"！

其实，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鼠肚鸡肠"：凡是对他"不敬"的人，他都是睚眦必报。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汉阳前线曹士雄、向士壁对他不够"尊敬"，贾似道就给他们扣上了一个"贪污军饷"、"侵盗官钱"的罪名，贬谪到偏远之地。大将高达仗着自己勇武过人，经常嘲笑贾似道："彼何能为哉？"每次作战前，都得要"贾大人"亲自来"请"，高达才肯出战。为了讨好贾似道，大将吕文德曾当面呵叱高达："贾大帅在此，你敢怎么样？"对这一切，贾似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所以，在"奏凯还朝"后，他多次在理宗面前"告御状"，想害死高达。幸亏理宗明鉴，认为高达有大功，没有同意。不过，在论功行赏时，贾似道却耍了一个小花招，把那位军事才能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吕文德排在第一位，而把骁勇善战的高达放在后面。

最后，等他把这些不顺眼的人一一打发干净，贾宰相又动开了"脑筋"，指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人编撰了一部《福华编》，颂扬他在汉阳前线抗击蒙古军时立下的"赫赫战功"，好名垂青史，"永垂不朽"！

四、得过且过，太平宰相

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历代王朝，在皇权体制下，就有那么一些宰相，如冯道、曹振镛之流，原本庸庸碌碌，根本不是当宰相的那块"料"，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爬上了宰相的高位。

所以，当上宰相后，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敢放开手脚，经常是模棱两可，一味地摇摆于皇帝和权贵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可悲的是，在皇权社会里，这种"尸位素餐"的宰相往往是无灾无难，偏偏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也许，中国的皇帝就喜欢这样的"庸相"！

1．冯道："政治不倒翁"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前后不过54年的光景，却跟是走马灯似的，总共换了5个朝代，出了十几位皇帝。古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既然短命，当然会有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当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垮台而成"过眼云烟"。但是，也有一个人创造了"政治奇迹"，在这不断的王朝更迭中，他竟然泰然自若，从未跌倒过，他就是"长乐老"冯道：终其一生，先后在5个政权当官，侍奉过10位皇帝，均能处变不惊，进退得当。

那么，是不是冯道先生怀抱"经天纬地"之才，这么多皇帝都离不开他呢？恰恰相反，这个人在政治上既无多大建树，又没有什么气节，一旦大难临头，他就会比泥鳅还滑，另攀高枝，溜之大吉。这位冯大人毕生追求的只是高官厚禄，从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背君弃国对他来说简直就如同"家常便饭"。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河北瀛州景城人。相传，在未成名时，他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唐朝末年，冯道曾在幽州大军阀刘守光的手下担任参军一职。刘守光失败后，他转而投靠大宦官、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张承业对他很器重，任命他为巡官，不久又将他推荐给晋王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建立后，冯道便官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唐明宗时，他再拜端明殿学士，并当上了宰相。

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愍帝只好逃往卫州。愍帝前脚刚走，冯道这位"当朝宰相"就率领文武百官夹道欢迎潞王。既然冯道这么"识时务"，李从珂也不能亏待他，便命他继续担任宰相。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在契丹的武力支持下，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后晋。冯道倒好，"打个包"，又来投奔后晋。经过一番巧言游说，石敬瑭仿佛被灌了一碗"迷魂汤"，竟然任命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晋封鲁国公。石敬瑭死后，晋出帝石重贵上台，冯道又被加太尉，封燕国公。

不久，契丹大军压境而来，攻入开封，晋出帝被俘，后晋的大臣们或死或逃。至于冯道先生，依然是"临危不乱"，就像一位没事人似地前来朝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起初很生气，"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斥责："冯道，你在后唐曾事奉四位皇帝，可谓'君恩深厚'。后唐灭亡，你又投靠后晋，也经历了两位皇帝。如今，你竟然还要改换门庭，如此不忠不义，我怎么能相信你？"要是别人，这时恐怕早就羞愧而死。冯道的脸皮大概特别厚，所以能"心平气和"地站在那里听耶律德光责骂。

最后，耶律德光骂完了，又问冯道："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既没有城池，又没有军队，怎么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讽他："那你是什么样的老头儿？"冯道一听，故意装疯卖傻："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儿！"听了这话，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冯道，你倒也乖巧。我再问你一句，如何救得天下苍生？"冯道答道："此时佛出救不得，只有皇帝陛下救得。"耶律德光大喜，当场封冯道为太傅。

后来，契丹军队北归，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又来归附，被封为太师。几年后，郭威灭掉后汉，建立后周。冯道先生"处变不惊"，依然脸不红、心不跳地来到郭威的旗下，凭着两排伶牙利齿和一张老脸，博得太师兼中书令的位子。

三年后，周世宗柴荣即位。这位柴荣先生可了不得，他是郭威的养子，其文治武功在五代可谓"空前绝后"。他刚即位，北汉就对其来了一个"下马威"，大举进攻上党。柴荣闻讯，急忙召见群臣，说："我国新有大丧，北汉欺朕年少，以为朕一定不敢出兵迎战。眼下，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击败敌军，朕准备亲自出征！"

蟾宫折桂

这时，冯道却站出来劝阻。起初，柴荣感到很奇怪："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经常亲自出征，朕为何不可？"冯道欺负柴荣年幼，所以出言无忌："依为臣看，陛下还比不上唐太宗！"柴荣一听，勃然大怒。原来，他早就看这个已经事奉过9位皇帝的"老家伙"不顺眼，所以他立即下诏免去冯道的"太师"一职。随后，柴荣亲自率兵出征，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军队。冯道这个"老滑头"过去不知闯过多少大风大浪，这回倒好，竟然在小小的柴荣这里翻了船，他不禁又羞又恼，很快就病死了。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位冯道不同于以往或以后的大多数奸臣，他从不盛气凌人，仿佛是一位刻苦、自励的"忠厚长者"。当后唐、后梁两军在黄河沿岸决战时，冯道住在一个茅庵里，晚上他就睡在一捆枯草上。当时，有一位朋友怕他晚上寂寞难熬，就把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一个美女送给他，冯道实在推辞不掉，就将她安置在别的屋子里。等过了一段时间，冯道又将她送还给原来的主人，因而受到许多人的称赞。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五代时期，天下纷纷扰扰，战乱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冯道却怡然自得地做起"政治不倒翁"，非但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亲自著书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的光荣史，自号"长乐老"，给自己戴上一顶"高帽子"：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读后真是令人作呕！看来，在厚颜无耻上，冯道大概是天下第一人、古今中外第一人，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

历史进入清代，在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笙，号怿嘉，安徽歙县人。最奇怪的是，曹振镛这个人政绩平平，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上升得很快。

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奇怪的是，曹振镛不仅得宠让人吃惊，其固宠也让人吃惊。在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却见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赐宴15位老臣，曹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此外，道光还亲笔题词，嘉奖曹振镛：

"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节庆典，曹振镛被赐予双眼花翎，他们曹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下诏对他"盖棺定论"：

"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

所以，《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来，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曹公的一贯作风。据说，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天理教首领林清突袭紫禁城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宫，群臣都劝皇上暂时不要回京，先调兵镇压再说，只有首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皇上回銮，以亲自掌控局势。至于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镛，则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曹、董二人：

"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因为确实没有多少大事可以记述，所以《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那么，既然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呢？其中肯定大有"奥秘"！

据《瞑庵杂识》记载：

"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上升做为之官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至于他为什么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关键是他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因为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残守缺，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

蟾宫折桂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曾3次充当学政，4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是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令很多，落实的很少，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便献上一条"妙计"：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一听，不禁暗暗称绝。于是，他依计而行，果然省时省力，大臣们都战战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错，只好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所以，台湾史学家苏同炳称：

"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在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下，既然有道光皇帝，就会有曹宰相；有了曹宰相，就会有曹振镛式的大小官吏。曹振镛的这套做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对这种圆滑、颓废的官场习气，有人作了一首《一剪梅》以讽之：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可以说是对曹宰相"多磕头、少说话"的六字做官真经的绝妙注解！


第二章文臣：帝王的"网中鱼"

士大夫，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这是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学习知识，既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又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是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中，活跃在"权力场"上的主要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

不过，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天下定于一尊"，士大夫的出路非常狭窄，入仕做官是最理想的人生设计。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只能像被豢养的狗一样，纷纷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向皇帝讨饭吃，成为帝王的"网中鱼"。

因为天下文人太多，专制政权需要的少，供远远大于求，对专制帝王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充分的挑选余地，自然不需要珍惜。反之，为了衣食富贵，士人们奔走在"羊肠小道"上，必须多方钻营，一方面互相争斗，抢夺那一点残羹剩饭；另一方面，对专制帝王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希望能分享到一点点"龙恩雨露"。

纵观皇权社会，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他们始终是专制帝王的奴仆和工具。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脱离"权力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由于士大夫们的一生总要围绕着皇权和权力场进退取舍，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虽然掌握着知识，却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去甚远！

一、"学而优则仕"

"书中自有黄金屋"，古往今来，多少中国文人就是在这一信条下读书、做学问的。反之，真正为了做学问而读书的文人，则是"凤毛麟角"。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这些文人真是又可爱又可恨：没有文人，便不能治理天下；有了文人，他们又可能翘起尾巴，时而掀起一些政治波澜，甚至与皇帝对着干。

于是，在专制帝王们的精心策划下，"学而优则仕"这条"康庄大道"便铺就了：只有把那些喜欢兴风作浪的文人都纳入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内，专制帝王才能高枕无忧；只有驱使读书人为做官而读书，才能最大限度地磨灭文人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千百年来，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多少读书人趋之若鹜，拥挤在那条越来越窄的"独木桥"上，乐此不疲。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虽然被戴上了一副"政治枷锁"，在思想上被阉割，却浑然不觉，心甘情愿地接受着专制帝王的"嗟来之食"。

皇权社会中，在"学而优则仕"这条羊肠小道上奔走的汹涌人潮中，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权力场"的又有几人？当然，也有个别洁身自好、不为名利所动的"真正的文人"，譬如陶渊明，但也是"凤毛麟角"！"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恐怕早已深入中国古代文人的"骨髓"了。其实，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学"与"仕"之间是对立的，但中国古代文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竟然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天衣无缝。

几千年来，中国皇权社会有一支"举世罕见"的文人队伍，但是这些素来以宏扬民族文化、启迪智慧为己任的文人却是"囊中羞涩"，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流传后世的好作品，岂非咄咄怪事？细想一下，一点也不奇怪：这些"御用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为此孜孜以求，连"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性"都丧失了。试想一下，他们连"独立人格"都不具备，又怎么会写出发人深省、启迪智慧的作品，创造出好的民族文化呢？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独立性"的丧失由来已久。自从孔老夫子以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大都怀着一颗"治国、平天下"的雄心，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自觉地与权力场贴近，这是古代文人们丧失"独立人格"的主要原因。对此，国学大师王国维颇有感慨：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蟾宫折桂

王国维的这段话寓意深远，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只知道追逐功名利禄的心态。

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早年曾周游列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诸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学而优则仕"等，鼓励读书人积极投身名利场。于是，在"孔圣人"的号召下，无数读书人受到错误的诱导，都拼命地往官场这条"独木桥"上挤，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天职--"治学"、"著文"，丧失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受到功利主义戕害的又何止是天下读书人，更贻害整个民族，毒害后世。

几千年来，加强思想控制一直是历代王朝的"既定方针"，并且愈演愈烈。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一建立，秦始皇就迫不及待地"焚书"、"坑儒"，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天下读书人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刚刚苏醒过来的文人迷失了自我，投身于"名利场"，丧失了自主性。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皇权国家体制进一步完备，对于文人的压迫更加残酷，使无数读书人不敢进行独立思考，更不敢批判社会现实，只好钻入故纸堆中，以考据为业。至于那些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书人，从来都是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关汉卿只能写剧本，施耐庵、曹雪芹只能写小说，而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墙头草"--骑墙文人，如洪承畴、曾国藩，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礼遇。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为了生存，中国皇权社会的文人又怎么能不为"五斗米"而向专制帝王们折腰？

1．"东门犬"李斯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是秦朝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对和他一起奔赴法场的儿子，既是临终，也是临别时的一句话。死到临头，还能说出这么一番名言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平常人"。纵观古今，除了一些有着坚定信仰的文人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类似李斯这样坦然面对死神、勇于解剖自己的"硬汉子"了！

至于封建社会或旧社会的芸芸众生，大多是在苟活着，只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被绑赴法场时对着围观的人群"无师自通"地喊出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至于一般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碰到这样的场面，实在是让我们泄气：他们可以向专制统治者叩头求饶，乞求活命，却很少有人能够像秋瑾烈士那样写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所以，在临死前，李斯能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名言，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李斯相秦，后功至伟，我们可以这么说，"千古一帝"嬴政的功绩，有一半得归功于李斯；同样，秦始皇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得归罪于这位"李丞相"出的坏主意。可是，奇怪的是，李斯这个计谋高深的"非常之人"，竟然干出一件"非常之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在秦始皇驾崩后，他竟然与赵高、胡亥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为虎作伥，害死了秦始皇临终前指定的"法定继承人"扶苏，并篡改遗诏，将胡亥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真是让人无法相信，李斯这位曾经纵横捭阖一时，为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出谋划策，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会如此缺乏远见卓识，被智商不高、六根不全的宦官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竟然"近视眼"似地拥立一个"政治低能儿"--胡亥？看来，权力还是太诱人了，以致于迷住了李斯的双眼，使他丧失了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

等胡亥坐上龙床，昧着良心的李斯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如泰山"，今后再也不用担心了。他哪里想得到，这仅仅是拉开一场权位争夺战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呢？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各地人民纷纷响应，秦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这时，作为"当朝丞相"的李斯非常着急，准备进谏，劝胡亥改变统治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赵高知道后，眼珠滴溜溜一转，计上心来，就找到李斯，告诉他："现在，关东盗贼出没，皇上却拼命征发人民修建阿房宫，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我本想规劝皇上，无奈人微言轻，丞相大人为何不去劝谏皇上呢？"

听了赵高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李斯也很感动："现在皇上深居简出，我想向皇上进言，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赵高暗喜，急忙说："丞相要是能进谏，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哪天皇上有空，我就派人告诉您！"

其实，这是赵高设下的一个圈套，李斯倒好，这只"傻狗"竟然不识好人、坏人，顺着他的道来了。

于是，赵高就趁秦二世正在寻欢作乐之时，派人通知李斯。李斯这个"傻冒"竟信以为真，来到皇宫门前求见。如此次数一多，秦二世非常扫兴，对李斯很不满。

这时，赵高趁机"火上浇油"，大进谗言："听说李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太守，和盗贼陈胜等人是老乡，所以故意不派兵镇压，致使楚国盗贼横行。此外，我还听说，他们在暗地里有书信往来，勾勾搭搭，不知干些什么勾当。"秦二世听后，认为赵高说得"头头是道"，真是自己的"知心人"，便派人调查李斯的"劣迹"。

不过，李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很快就知道了其中的"道道"，便立即上书揭发赵高"心怀不轨，阴谋篡权"，说得有理有据。可惜，他碰到的是秦二世，竟然不进盐酱："你说了些什么胡话呀？赵高只是一个宦官，向来安分守己，从不恣意妄为，对朝廷忠心耿耿，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你却无端怀疑他，是何道理？"对于李斯的"金玉良言"，秦二世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怕李斯对赵高不利，又派人传话给赵高，让他小心。

当时，关东地区的盗贼越来越多，朝廷派兵前去镇压也不能解决问题，就像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割而复生。于是，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进谏，劝秦二世暂时停止修建阿房宫，减轻对老百姓的压迫。胡亥不但听不进去，反而下诏，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投入监狱。冯去疾、冯劫知道后，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就自刎了，只有李斯这个"软骨头"没有自尽。

李斯一下狱，赵高就对他严刑拷打，鞭子就像雨点一般落到了他的身上。李斯平生哪里吃过这个苦，最后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谋反"。但是，李斯心里不服，自认为劳苦功高，便在狱中上书秦二世，给自己"评功摆好"，恳求他发一发"善心"。没想到，这些奏章全都落到了赵高之手，他连看也不看，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囚犯无权上书！"说完，他就将这些奏章付之一炬。

蟾宫折桂

最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一家老小，一个不漏，全都被"腰斩"于咸阳。眼看就要行刑了，刽子手已经将那把磨得雪亮的鬼头大刀擎在手中，这时李斯才长叹一声，对即将人头落地的儿子谈起陈年往事："小二子，你还记得吗？那时，我领着你们哥儿几个，牵着黄犬，走出上蔡东门去追赶狡兔的情景吗？看来，这样的闲情逸致，这辈子是再也不可能了。"

就这样，在临死前，这位杀出上蔡的河南人，对自己追逐权力的一生进行了一次全面否定！

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对"权力场"有着一种异常的嗜好，有着强烈的权力癖。也许是受孔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影响，许多人从一开始读书识字，就有一种强烈的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才产生一种内在的冲动，促使许多读书人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上窜下跳，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为了权力，他们可以阿谀奉承，磕头巴结，摆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奴才相"。一旦在官场上失意，他们就会如丧考妣，怨痛万分。许多古代文人就是这样一辈子沉迷于"权力场"中，自以为得意，却丧失了做人最基本的人格，李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直到临死前，李斯才大彻大悟，但是为时已晚。如果他一直在老家上蔡纵狗猎兔，又何至于此；不过，要让他在上蔡一辈子啃干馍、喝糊糊，也真够他受的！

李斯杀了一辈子人，现在竟然轮到自己被人杀，这滋味不好受啊！作为秦始皇的"铁杆屠夫"，在骊山脚下坑杀数百名儒生、方士时，他大概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眼下，自己身边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才唤醒了李斯早已泯灭的人性。此时此刻，这位大秦帝国的丞相、《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也不由得为自己效命的这个残暴的朝廷痛心疾首。本来，以"指鹿为马"著称的赵高要处死李斯，只要砍掉他的脑袋就行了，人只有一死，何必来一次腰斩，再剁成肉酱呢？可是，这种匪夷所思的刑罚，也许就是李斯担任廷尉时制定和颁行天下的呢！

其实，李斯应该明白，正是自己给刽子手们创造了机会，才使他们练出了这种又割又剐、又凌迟又腰斩的职业本领。最后，李斯咎由自取，只好痛苦地领受自己制定的酷刑，在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刽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这时，李斯是多么怀念那早已逝去的牵着大黄狗，走出上蔡城东门，在秋日的夕阳下追逐成群狡兔的岁月啊！

所以，后人就把李斯的这句话缩成"东门犬"三个字，既表示悔不当初，也表示对自己一生沉溺于"权力场"的彻底决绝。孔老夫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对这位河南汉子来说，这也就够了！

2．"华亭鹤"陆机

除了李斯，还有一位"大彻大悟"的读书人，同样值得大书特书，他就是西晋的陆机。无独有偶，他也在临死前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表示后悔不迭的典故--"华亭鹤"，正好与"东门犬"对仗工整。据说，在被砍头前，他曾说过一句"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这时，距李斯之死已经511年了。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因为他曾经担任平原内史，所以被世人称为"陆平原"。他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的名将，他们家是江东数一数二的大贵族。

华亭，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上海市郊区的吴淞口。西晋时，这里有大片的滩涂，许多迁徙的候鸟都在这一带停留。

据史书记载，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这样一位出身高贵的风流才子，想必仕途是一帆风顺吧？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他跟随成都王司颖之后没几年，陆机却接到了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当时，陆机告诉部下："当初，成都王司马颖托给我重任，我想推辞，却没有成功；今日，竟然要遭受诛杀，难道不是命运的捉弄吗？"直到临死前，他还镇定自若地给下令处死他的司马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然后"面不改色"地受刑。

其实，陆机被杀原本并非必然，完全是他自己找上门的。倘若他一直呆在华亭，完全可以继续听他的鹤唳声，可以吟诗作赋，根本没必要来首都洛阳谋求发展。如果说李斯把上蔡这个小县当成"厕"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陆机竟然把人才济济的江东看成是"厕"，那他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吧！

想当初，陆机刚到洛阳时，也曾大大地风光了一番：京师万人空巷，夹道欢迎他。这时，陆机真是如登仙境，只要他一开口，想做官，不是宰相，也是公卿。退一步说，凭他的才华和声望，由他来领衔文坛，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他来说，高位、盛名、权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

可是，一个好文学家，不一定会做官；同理，一个官做得好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好文学家。陆机的名作《文赋》，是用赋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学评论，具有独创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论》，探讨了东吴的兴衰存亡，如果他坚持写下去，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一定"非同小可"。但是，一个人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们这位"陆先生"有了这点本钱，便骄傲起来，以为可以伸手要官，可就令人不敢恭维了。到最后，失败、杀头，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刚来到洛阳，陆机就利欲熏心，喜欢结交权贵。可惜，他所交非人，竟然与臭名昭著的贾南风的外甥贾谧"亲善"，结果被大家看不起。不久，他千不该，万不该，竟然卷入了"走马灯"似的"八王之乱"，惹来杀身大祸。

起初，他是在吴王司马晏手下做一个郎中令；后来，他投靠赵王司马伦，当上了相国参军。不久，赵王司马伦登上大宝，陆机投机成功，被破格提拔为中书郎。哪知道，没多久，赵王司马伦又被齐王司马冏推翻，陆机也被抓了起来，等着杀头。幸亏，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司马晏出面为他说情，才发配3000里，没有丢掉脑袋。

过了几年，朝廷颁布大赦令，陆机也被放了回来。按说，"吃一堑长一智"，这回他该"金盆洗手"了吧！不，这位"陆先生"竟然"负其才望"，要"志匡世难"，救万民于水火。其实，他对洛阳恋恋不舍，恐怕是另有所图，也许是贪慕官位，还想再赌一把。权力好比"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投身"权力场"，饮出一点味道了呢！

蟾宫折桂

可惜的是，他把"宝"押在了成都王司马颖的身上，"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不过，司马颖偏偏是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大笨蛋，陆机焉有不败之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陆机最后竟然遭到小人的陷害，被自己心目中的"中兴之主"--司马颖下令处死于军前。本来，他身为一军之长，还可以起兵"清君侧"的，或者是交出军权，逃到天涯海角，司马颖恐怕也拿他无可奈何。但是，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害了他，加上他素来喜欢感情用事，最后竟然乖乖地交出脑袋，作"华亭鹤"之叹！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不知道还有多少文人经不住权力的诱惑，在"权力场"上随波逐流，甚至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依附于权贵，沽名钓誉，为当权者（主要是皇帝）卖命，最终迷失了自我，甚至于被当权者所杀悔之晚年！

二、白发童生，寿星举人

俗话说得好，"七十二行，官为首行"。几千年来，"官本位"一直是中国皇权社会的特征。

皇权社会里，享有特权的"官位"具有"收益高、稳定性强、风险小"的行业优势，因而成为许多人追逐的对象。一旦捞到"一官半职"，马上就能成为"人上人"，光宗耀祖，人前显贵，那份荣耀真是令人羡慕。

从隋唐以后，历代王朝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为了能够挤进官场，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倾尽毕生精力，在浩如烟海的经书中苦苦攻读，那种悲壮精神就连皇帝老儿见了，也会为之动容。

为了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多少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前赴后继"地埋头于"四书"、"五经"，一方面极大地缓解了读书人的"逆反"心理，强化了知识精英对于专制皇权的依附，造成对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有力统治；另一方面，科举取士也为官僚队伍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促使官僚集团更新速度加快，从而巩固了皇权专制制度。

古人云："十年寒窗苦！"中国古代的文人之所以要皓首穷经，埋头在故纸堆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一旦金榜题名，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飞黄腾达，享受富贵荣华。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金榜题名的背后，却隐含着无数莘莘学子艰难、苦涩的故事！


1．漫漫科举路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的方针，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个人学识的依据就是科举考试。自从隋朝以来，这种开科取士的制度就成为专制帝王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也是天下读书人获取功名利禄的主要途径。

不过，要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容易。打个形象的比喻，科举考试就好像是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士子们只能一级级地向上爬。下面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加以简单说明：

第一步，是考童生（就是考秀才）。要取得秀才的资格，考生们必须要"过三关"--县考（由知县主考）、府考（由知府主考）和院考（由本省学政主考）。

只有考中了秀才，才可以去省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又叫秋闱）。乡试是本省的考试，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考试的试题由皇帝"钦定"，监考官也是由皇帝任命。乡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平均10～20个人才录取一个人，考上了就成为"举人"。

考上举人，就有资格进京赶考，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也叫春闱）。清代会试的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的贡院，连考9天，共考三场，录取率连10%都不到。通过会试的人，就取得"贡士"（又叫"进士"）的称号。

考上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但是究竟做什么官，却要取决于殿试的成绩。殿试起初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乾隆以后移到了保和殿，前十名是由皇帝"御笔钦定"。殿试的一甲录取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录取100～300人不等。

只要考中进士，就可以披红挂彩，骑马游街，那是何等风光！反之，"名落孙山"的人却是面如死灰，有的人昏倒在金榜之下，甚至找一根麻绳上吊，从此永诀考场。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就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考上举人却发了疯。

在科举制度下，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困死在考场，读死书，死读书，最后却一事无成。

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将天下读书人视为"网中鱼"、"池中物"，竭力提倡和灌输一种"科举文化"。这不，大宋真宗皇帝赵恒就曾"亲自上阵"，作了一篇《劝学文》，公开鼓励读书人从小就为"金榜题名"而奋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科举考试，好就好在："使草野寒酸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所以，历代王朝一再宣称科举考试为"抡材大典"，标榜"选无遗珠"，目的就是将天下贤才"咸纳于其彀中"。

可是，科举考试的名额毕竟有限。就拿清代来说，全国秀才的名额大约有25000名左右；乡试的名额在1500名左右；会试的名额更少，只有250名左右。从童试到会试，淘汰率都在95%以上。对于那些寒窗苦读的士子们来说，层层淘汰的现实是无法绕过的。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清代，一个人从童试到殿试，前后总共要经历十几次考试。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计算，是建立在每一级考试都能一次通过的基础上。在现实中，许多士子往往是在某一级的考试上止步不前，蹉跎岁月。例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状元王式丹，他20刚出头就考上秀才，等到考上举人时已经是58岁的老头了。也就是说，王式丹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从秀才到举人的路。其实，王式丹还算是一个"幸运儿"，更多的士子则可能"科场蹭蹬"，永远看不到"金榜题名"的那一天。

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来说，"名落孙山"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对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有过一番"诛心"的描写：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闱）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即考棚）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考）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指发榜）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