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料】抗战时期的中日假币战 国民政府“以假对假”

失败的匈奴

抗战时期的中日假币战 国民政府“以假对假”

日军炮制假币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我军官兵在打扫战场时，从战死的日军尸体的口袋中，发现一些中国的纸币。奇怪的是，这些纸币并非当时通用的，已经过时作废，不能再用了。如有一些纸币，是一家叫中国殖边银行发行的纸币，但该行早在袁世凯上台后，就已宣布倒闭，其发行的纸币早已作废。日军不知从哪里搞到这些废纸币，在上面进行了涂改，将原有的“哈尔滨”涂改成“浙江”，以此企图在沪宁杭地区使用。不仅有中国纸币，日军还使用作废的马克等外国纸币。
显然，这是日军战争初期抢购军需物资的权宜之计，也是最早发现日军企图利用假币、废币的证据。
同年11月2日《申报》报道，日本人携带此类废纸，是日军当局发给士兵的，目的想利用军事强权在当地强买强卖物资，“俾使各兵士以不能流通之钞票，易取商品”，“徒为一种手段拙劣之丑剧耳”。
随着战局的进程，日军利用废币的行为，根本无法满足侵略需要。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又进行经济战，谓之“以战养战”，以收双管齐下之效。其最险恶的一招，是在携带使用无编号的“军用手票”外，还采取卑劣的伪造中国法币的手段，大量抛售于国统区，目的在于攫夺中国战略物资，破坏法币流通和信用制度，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搞垮国民党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为此，日本在其本国设立了制造假币的专门机构，在沦陷区也设立了发行和印刷假币的机关。
伪造法币的任务，由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承担。该研究所主任山本宪藏曾专门赴华东和华中地区考察法币流通情况，撰写了《法币谋略工作计划》，提出伪造法币设想，获得日军参谋本部同意。
1938年12月，由日本参谋总长，陆军大臣下达命令，正式落实伪造法币的《对华经济谋略实施汁划》，将伪造法币的秘密活动称为“杉工作”，在上海实施伪造法币的秘密机关称为“杉机关”，由参谋本部第八课的冈田芳政兼任机关长。据有关史料统计，“杉机关”在战时印刷和发行的假法币共达40亿元。
还有一个由川本芳太郎负责的“松机关”，在驻各地日军的庇护下，进行“特殊贸易”，即利用假钞票高价向国统区购买医药用品和日用工业品。另据军统局情报，日伪使用假币，较常用的手法，是以每百元假钞换法币60元的代价，卖给钱摊、不法商人进入内地使用，以假乱真，疯狂地在国统区抢购物资，增加大后方的法币流通量，造成法币的膨胀压力。
另外发现，日伪为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也伪造过大批解放区的货币，利用奸商潜入根据地，高价收买粮食和其他物资。
日伪假币 数量不详
1940年后日军战线愈拖愈长，经济上逐渐陷入困境。在“以战养战”思想指导下，日军更加迫不及待地伪造、印刷和大量使用法币。
2月，日军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的1元、5元、10元券共500万元。日军在伪华兴银行印制的假法币就达3500万元。
9月间，日本大藏省印铸局曾公然伪造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版法币10元券500万元，百元券500万元，用于套购国统区内各种物资或直接投放到内地市场，造成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极大混乱。
又据1940年重庆财政部钱币字第19957号密函称，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长津田静枝一次性从日本国内运来假中央银行法币500万元，点交日本三井洋行和大康、同兴、公大等日商纱厂混用，以扰乱法币市场和破坏法币信用。
1941年，德军潜艇曾俘获一艘美国军舰，在舰艇里发现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约有10余亿元。日本政府听说此事后，设法从德国买回了这批半成品的钞票，进行加工伪造，然后运到中国使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曾命令在港银行，战争一旦波及香港:“法币应赶运，必要时销毁，在港订印的券钞和券版寄内地或销毁；重要文件和人员尽量内迁。”
但由于日军进攻凶猛，英军抵抗不力，18天后**。战火一起，许多银行的员工，因为炮火连天，交通阻断，无法及时赶到银行上班。赶去上班的银行职员，接到上级命令，开始连夜销毁钞票，但数量实在太大，处理了部分钞票后，银行即已经被日军占据。日军从中抄获了大量钞票（包括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简直如获至宝，本来伪造法币，有一些细节尚不清楚，这下他们可从容研究，从法币的制版、印刷、用纸等各个环节着力仿制，使其加工伪造的法币几可乱真。
日军这种加工伪造假币的行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日军曾自诩“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其流通也很顺利”，但到底伪造了多少假币，又有多少假币投入到国统区换购物资，始终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未知数。

失败的匈奴

国民党政府“以假对假”
面对日伪大肆伪造、使用假币，国民党政府为保证战时经济的运转，也采取了“以牙还牙，以假对假”的策略，与日伪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货币对攻战，充分反映了抗战时期中日对抗的多样性。这大概是抗战期间鲜为人知的一幕。
1942年1月，戴笠在报告中向蒋介石建议:“为挫败敌伪阴谋计，亦应仿造敌在我沦陷地区使用之军用票与伪组织所发行之银联券、储备券等，藉以吸取沦陷地区之物资，破坏敌伪之金融。”
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报告，深感兴趣，在征询子宋子文、贝祖诒等人的意见，并了解到英美方面的态度后，蒋介石在戴笠的报告上批复:“准予照办。”决定委托美英及自行印刷日伪的军票的银联券、中储券，运到沦陷区抢购物资，破坏敌伪经济。
当时宋子文人在美国，在美国的接洽就由他去担当，国内则有中国银行总裁贝祖诒和戴笠负责。
1942年1月，贝祖诒致电宋子文，说他们正在搜集全份的货币样本，以最快的速度寄到美国，请宋子文在美国秘密与印刷公司联系，准备进行仿制的工作。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宋子文在与罗斯福总统的会面中，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一设想，获得了罗斯福总统的同意。美国一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印刷厂，在对敌伪钞票进行鉴定后，认为可以仿制，没有问题。
1943年春，重庆中国银行收到美国印制的第一批伪政权钞票，共计46包。蒋介石下令将这些钞票暂时存放在中国银行，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拨付使用。这些假伪钞，在蒋介石等人的口中，都被称为“特券”，因为它既不是国统区的法币，也不是沦陷区的伪钞，而是伪钞的“伪钞”，为了保密的需要，只得使用这样一个中性的专有名词。
经过戴笠等人的策划，制订了特券的六项用途:破坏敌伪金融币值、抢购沦陷区物资、收买策反伪军、运用伪军对付中共部队、资助游击队即加强对敌伪之行动、发展沦陷区特务工作等。
至于如何使用，戴笠设想了五种办法:
1、在接近沦陷区的地区设立行庄商号，以特券换给商人，向沦陷区购买物资，并藉以收回法币；
2、利用游击队走私在沦陷区换购物资；
3、利用军统局掌握之可靠伪军使用特券，换购沦陷区物资；
4、利用军统人员在沦陷区设立各种不同商号，以便吸收伪币，行使特券；
5、经常派遣人员化装商贩，携带特券赴沦陷区购买物资或换取法币。
特券从美国陆陆续续地运到重庆，有5元面值的，也有10元面值的，总数在几千万元。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将这些钞票运到沦陷区使用，抢购急需的各色物资。这一任务，因为蒋介石再三强调“均须绝对统一”，确保机密，遂由戴笠亲自掌握的“对日经济作战室”负责。1943年4月，经蒋介石批准，成立财政部货运管理局，与军统一起负责抢购沦陷区的物资。
除了由美国代印较为精致的沦陷区钞票之外，军统局为求时效，也曾经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伪造日本假币的造币厂，自印假钞运沦陷区使用。文强在《戴笠其人》一书中回忆道:“当时戴笠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战区抢购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
假币混杂在敌伪中储券或银联券中使用，不断输入沦陷区抢购黄金、棉纱、布匹等物资，破坏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取得很好的效果。
日伪当局 防不胜防
战时假币横行的情况，无论在国统区还是沦陷区，都是公开的秘密。国民党政府与日伪政权相互防范，采取各种措施以截获假币。
特券第一次在日伪沦陷区使用时，就因为购物数额巨大，编码系统不符，加上在美国印刷的假币纸张精良，大大优于毛糙的伪中储券，引起日伪中央银行的怀疑。经过鉴定，认定是国民党方面伪造的假币，遂下令各银行、银楼、商号等严加防范，并“详列号码及其不同之点，登报拒用”。
在日伪上海市警察局档案中，有“特警处长通知”文件，详细说明特券与中储券等鉴别方法，计六点:
1、伪券（即日伪所指的特券）正面国父遗像头部及右颊的线条较为简略及粗杂；
2、真券的红绿色丝有一定的分布位置及方向，伪券则无；
3、伪券尺寸比真券小，且印刷面又稍为缩小；
4、伪券上的总裁与副总裁的印鉴不清楚；
5、伪券上的中山陵旁树木印刷不清楚；
6、伪券的字头:D/C、D/B、B/G、D/A、V/D、K/E、T/P、D/N、B/T。
日伪政权还制订了《战时伪造法币治罪暂行条例》，企图以严酷的镇压行动来吓阻特券流通。条例规定，对特券的伪造者处以死刑及7年以上无期徒刑，收集、交付及运送者处以无期徒刑及5年以上徒刑，提供伪造场所者处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又以高额奖金鼓励民众告密检举，日伪制订的《查缉伪券致送酬金办法》，规定凡破获伪造机关者奖励10万元以上酬金，抓获贩卖特券者奖励5万元，检举使用特券者奖励3万元。
日伪的一系列防范和恐吓手段，使特券在沦陷区的流通受到一定影响，戴笠在报告巾承认特券在沦陷区的推销“未能达到预期成效”，特别在华北地区，由于日伪统治严密，伪币银联券发行时间长，品相破败，而特券纸张精良，面貌崭新，故容易辨认，被发现扣押的次数较多，因而发行量远不及华中地区。
但从总体看，特券的发行效果还是显著的，据统计，不论在华中或是华北地区，每一千元的中储券或银联券中，就有一元是特券，应该说数额巨大。截至1944年3月，特券在华中地区的使用金额达到4000余万。从时间上看，则从1943年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没有间断过。
特券混杂在敌伪中储券或银联券中使用，通过不断输入沦陷区，去抢购黄金、棉纱、布匹等物资，不仅破坏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而且由于大量特券是利用伪军将领、日伪系统的公司去换购物资的，被日军察觉后，引起日伪狗咬狗的斗争，起到了离间敌伪内部的作用。
由于发行特券的任务极端保密，参与决策其事的人，职级都很高，他们都没有留下回忆文字，致使事情的真相一直湮没无闻。一些中下层参与者，虽然参与了一些发行特券的事情，但对全貌，也不是十分了然。如当时在军统局国际科任职的邓葆光，他后来回忆说，发行假币的事情是戴笠一手筹划操办的，特券的面值分1元、5元两种。实际上不然，因为这样重大事情，没有蒋介石的点头，戴笠如何敢作主，又如何作得了主呢?而因为飞机运输的印刷成本的关系，特券的面值也不是1元、5元两种，而大多为5元、10元券；中美合作所的梅乐斯上校在《另一种战争》一书中，对此事也有所记载，他认为特券的伪造是在上海附近的中美合作所营地进行的，可见他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了解美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以及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才使这一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