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王安忆对谈文学 称对80后敬而远之

飞翔蓝天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6月27日 10:47新闻午报




著名作家莫言、王安忆在上海大学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文学对谈（摄影：齐琦）

　　昨天下午，著名作家莫言、王安忆在上海大学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文学对谈，与大学生们共论文学创作的动力、内容与技巧。王安忆以几个小故事对小说创作进行了诠释，莫言则历陈他在创作中的“痛”与“快”。当学生将他们称为“过去10年、当今10年和未来10年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时，两位作家都显得诚惶诚恐。莫言说：“我们可算不上什么‘中坚’，我们对‘80后’可是充满了敬意。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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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痛”与“快”　　

当莫言与王安忆同时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先开口的往往是莫言，抵挡尴尬而富有挑战性问题的也常常是莫言。对此，莫言说：“我是男人，必须要冲在前面为女士解决困难。”而王安忆则竭力“吹捧”莫言是“非常有天赋的作家”、“回答问题的高手”。　　

写作初——快　　

“作家为什么要写小说”、“写什么”和“怎么去写”成为莫言开讲的主题。在莫言看来，写作从来就是一件“痛苦”与“快乐”并存的事情。“当你处于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阶段时，你往往会非常快乐，小说的构思可以有无数种可能性，所以你的思想也将达到最大程度的自由。你的想法犹如一束强光照亮面前无尽的黑暗，你知道方向在那里，可以直奔而去。”　

写作中——痛　　

莫言认为，小说的动笔之初是作家开始感受痛苦的时候。“进入到写作烦琐而具体的过程中去，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决心。”莫言还回忆起创作中遇到难点时的痛苦，“我会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才华耗尽，甚至感觉一开始选择写作道路就是一个错误。”　
　
写作终——快　　

“但我每次都能‘咬牙切齿’地渡过难关。”他渐渐显出得意的神色，“然后就会陷入极度兴奋的状态中，我甚至会赞美自己：‘你他妈的还真是有才华！’”而写作最幸福的时候，莫过于——“当长篇创作进入最后的1／3,我们就到达了最为幸福的时刻。那时，只需顺水行舟，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走向早已确定，我们成竹在胸，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调侃“80后”　

　对于学生将自己评价为中国文坛“过去10年、现在10年和将来10年的中坚力量”，两位作家一致否认。莫言说：“过去10年，我们文坛的中坚力量是张承志、张洁和丛维熙等，我们的地位就和现在的‘80后’是一样的。现在的10年，写作已日益成为一种边缘化的、孤立的存在，也很难说我们是不是中坚。至于未来10年，老实说，我们对‘80后’可是充满敬意的，敬，而远之。”　

　说起对“80后”的敬意，莫言语带调侃。“一个50岁的男人很自然地会避开两类人。一类是50多岁的男人们，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老，常常要到年轻人堆里混，却不知道已经被人称作‘老东西’，很讨人嫌。另一类人，就是年轻的、十几二十来岁的男孩子。他们还小，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发展成怎样，但已经开始要装大人的样子，还时不时向成人发起一些挑战。”莫言认为，后生可畏，“还是敬而远之会比较好。”　　

借故事诠释生活　　

王安忆说，文学创作与它的社会功用都是“神秘事件”，甚至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所以，她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方式———用讲故事来为此作出隐喻和诠释。　　

故事一：哑女导师与沟通　　

海伦是一个既不能看，也不能听，更无法说的重度残疾人。但她幼年时的老师却用了一种今日已经失传了的、神秘的方式，在她的手心里描下了开启她心智之窗的那些神秘符号。王安忆对此感到非常好奇，为什么海伦的老师会懂得这样一种奇特的沟通方式呢？于是，王安忆追溯了这位女教师的生平，发现她在幼年时期曾经生活得如同一只遭人遗弃的自闭小兽，是一位修女渐渐为她打开了心门。王安忆说，作家写小说有时候就和这些神秘沟通方式一样，需要通过努力去与外在世界建立联系，并重塑一个新的可以被认知的封闭世界，“这个世界将是自给自足的，也将是独立存在的。”　　

故事二：禁口男孩与累积　　

王安忆的第二个故事来源于日本名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早安》。讲述的是两个生活在蜚短流长的村庄中的小男孩，由于频繁要求父亲为他们买个电视机而被训斥，于是他们决心以禁口来表示抵抗的故事。在他们禁口的过程中，由于无法与人交流产生了无数的麻烦，而村庄中的人们也因为太多嘴而对彼此造成的伤害。最终，男孩子们赢得了电视机，村庄的流言也通过语言交流得以澄清。“其实，我们写小说也是一样。”王安忆若有所思，“我们一开始说了太多废话，但是这些废话渐渐累积起来，发展到最后却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来。”　　

故事三：杀人凶手与细节　　

第三个故事来自于王安忆曾旁听过的一次庭审。被告出门求职未成，却在去看望前妻时，杀害了她的现任男友。法庭要对他是否故意杀人做出判断，所以追究事件发生中的每一个细节。被告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手套和胶带都成为案件的证据，虽然被告一再声称这些东西只是他的求职必备品，但因为他不慎遗失联系人电话无法被证实。被告在被判决前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王安忆：“如果不是我杀了人，我带着这些东西有啥关系呢？我丢了电话又有啥关系呢？”王安忆表示，那个人无心的嘀咕正指出了小说创作中的逻辑堆砌，“所有的细节都将进入我们的逻辑链，我们是在为那个结果而写，以每一个貌似无关的细节来推波助澜，形成逻辑链上一个个紧扣的环。”　　

王安忆还为大家讲述了那些常常念叨“生活没意思”的人的故事，其中有为了获取丰厚的物质生活而去卖淫的女子，也有处心积虑赚钱四处招摇的男子，但他们最终对生活的评价都是一句心灰意懒的“没啥意思”。王安忆认为，“生活的意义——这或许就是文学与艺术将为大家提供的，文学未必能让人吃饱饭，却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希望和意义。”(干琛艳)（编辑 小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