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爱国，义和团不是榜样

蟾宫折桂

外来者称之为“暴徒”、主政者呼之为“拳匪”、启蒙者斥之为“愚民”、平反者推之为“爱国者”…… 每一次时代变迁，他们都会以截然不同的面目重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自1900年至今，100多年来，义和团运动的往事并不如烟——这场充满着非理智和暴力的运动成为矛盾的复合体。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但惟其正义，使人更感到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义和团式排外正义运动为何变成非理性的行为？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中认为义和团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本能”的反抗和合理的诉求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

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　　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而义和团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救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　　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清政府明确支持 义和团更向非理性方向发展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百日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　　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　　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蟾宫折桂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还可能“误国”。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团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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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98年起，活跃在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初中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的描述。义和团一直在历史神坛上跳着妖异的舞蹈，当抹去时间在他脸上涂抹的浓妆，触碰他干瘪粗糙的脸庞，你会在他的眼神里读到让人无所适从的冰冷……
　　这张被历史课本使用的照片，深深地印在多数人的记忆中，图片中“义和团小将”稚气未脱的笑脸成为了人们对义和团的直观认识。
　　核心提示
　　一百年前的此时，义和团运动正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到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刀枪不入？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而义和团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救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团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抚”“剿”之间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百日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 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最终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还可能“误国”。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团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闻氏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加入到争自由、民主的运动中去。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

蟾宫折桂

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老人、妇女和孩子 　　义和团杀害中国同胞的事震惊了世界。

灭洋人不灵 杀自己同胞有本事 　　他们一家一家地把房子点着了，黑暗中火光冲天。房子里的男人们已经逃走了，只剩下了女人和孩子，在冲天的火光中，传出了凄惨的哭喊声。有女人冲出火海。他们毫不留情地用刀剖开她的肚子，再几个人拽胳膊拽腿把她扔回大火中。 　　这是1900年6月4日晚上发生在保定附近的张登镇的真实事件。那些杀人放火的人就是一直被歌颂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角——义和团员，而被杀死烧死的人则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攻目标，中国信仰基督教的教民。那天晚上，勇敢无畏的义和团员们接连烧杀了张登镇几十户教民。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一共有2万3千多中国教民被杀害，许多人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教会收养的孤儿。 　　义和团的暴行是在满清政府的纵容鼓励下干的，而义和团也向这个腐朽的专制政府献上了忠心，他们打的旗号就是“扶清灭洋”。但是义和团灭洋人不灵，杀自己的同胞有本事。 被杀死的大都是妇幼老弱 　　1900年7月，在发生了一系列屠杀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惶恐无措的教民们两手空空地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个小小的村子涌进了三千多人。 　　7月17日，英勇无畏的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清军士兵是被景州城里的蔡氏兄弟忽悠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秀才，一个是举人，他们告诉路过景州的清军指挥官陈泽霖，说朱家河教堂是汉奸聚集地，请求陈派兵攻打。 　　义和团和官兵们向“汉奸”发起了英勇的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爱国主义义士们枪击刀砍奋勇无比，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害。到7月20日，屠杀结束，一共有2500人遇难，只有500人逃生。 　　清军指挥官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大都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2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

蟾宫折桂

不折不扣的暴行
　　早期信教的教民，其中老人妇女占了很大比重，这些弱势群体定义为汉奸走狗卖国贼二鬼子，说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这是对这些可怜的无助的穷苦百姓的诬蔑。说他们是汉奸卖国贼，那么，谁能指出他们究竟做过什么卖国勾当，究竟怎样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义和团杀害的2万多教民，既不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凶徒，他们大多数是最底层最无助的人，他们信教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没想到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义和团打出反帝旗号，在历史上自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应承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是不折不扣的暴行。
清军指挥官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大都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2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而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义和团杀死的都是汉奸，二毛子，是民族的敌人，是为非作歹十恶不赦的坏人。

保存到相册　　文章摘自《杂文月刊(选刊版)》2009年第7期 作者：郭老学徒原题为《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

　　一

　　他们一家一家地把房子点着了，黑暗中火光冲天。

　　房子里的男人们已经逃走了，只剩下了女人和孩子，在冲天的火光中，传出了凄惨的哭喊声。有女人冲出火海。他们毫不留情地用刀剖开她的肚子，再几个人拽胳膊拽腿把她扔回大火中。

　　这是1900年6月4日晚上发生在保定附近的张登镇的真实事件。那些杀人放火的人就是一直被歌颂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角义和团员，而被杀死烧死的人则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攻目标，中国信仰基督教的教民。那天晚上，勇敢无畏的义和团员们接连烧杀了张登镇几十户教民。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一共有2万3千多中国教民被杀害，许多人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教会收养的孤儿。

　　义和团的暴行是在满清政府的纵容鼓励下干的，而义和团也向这个腐朽的专制政府献上了忠心，他们打的旗号就是“扶清灭洋”。但是义和团灭洋人不灵，杀自己的同胞有本事。义和团运动中一共只杀了4百多个洋人，绝大多数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还有几个建铁路的工程师，而这些功劳还不能都记在义和团的帐上，因为一半多的洋人是被官府杀的。

　　二

　　义和团杀害教民最大的惨案发生在河北景州的朱家河教堂。那是震惊世界的惨案，只是我们自己的民族记忆在这样的事情上容易或故意忘却，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此案。

　　1900年7月，在发生了一系列屠杀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惶恐无措的教民们两手空空地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个小小的村子涌进了三千多人。

　　7月17日，英勇无畏的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清军士兵是被景州城里的蔡氏兄弟忽悠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秀才，一个是举人，他们告诉路过景州的清军指挥官陈泽霖，说朱家河教堂是汉奸聚集地，请求陈派兵攻打。

　　义和团和官兵们向“汉奸”发起了英勇的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爱国主义义士们枪击刀砍奋勇无比，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害。到7月20日，屠杀结束，一共有2500人遇难，只有500人逃生。

　　清军指挥官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大都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2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

　　朱家河教堂里的两个外国神甫在生死关头表现出了高尚的精神。本来，在义和团攻打的前一天晚上，教民们劝他俩趁黑夜逃走，但他俩坚持要与教徒们在一起。在室外枪声杀声不断的最后时刻，教徒们做着祷告，无奈但从容地面对死亡。

　　这场中国人屠杀无辜中国平民的震惊世界的惨案，我们每一个后来者都应当铭记在心，但是，喂养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义和团杀死的都是汉奸，二毛子，是民族的敌人，是为非作歹十恶不赦的坏人。义和团是民族的英雄，他们是为民除害，为祖国除害。果真是这样吗？

蟾宫折桂

三

　　中国的教民，也就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信仰了洋教，为什么会惹来了杀身之祸。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的1582年，就有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利玛窦在那一年来到了中国。传教士早期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收获不大，到了清朝初年，又被雍正皇帝禁止了。他对外国传教士说，我知道你们的宗教是劝人行善的，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的大清子民入了你们的教，就听你们的上帝的话了，那我的话他们还听吗？他们如果不听，我还怎么治理国家。雍正的这一番话，把道理讲透了。为了维护执政地位，即使是劝人为善的教也不准信。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合法了，到了19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洋教士来到中国传教。

　　洋教士最开始把传教对象瞄准知识精英，但碰了钉子。中国五千年文化培养的知识精英都是最自信的人，哪里瞧得上蛮夷的邪教。于是，洋教士们调整了策略，把目标锁定在底层老百姓身上。其实基督教在西方最开始也是在穷人中传播的，后来才被上流社会接受。

　　向底层老百姓传教，仅仅靠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的传教士宣讲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教会的主要办法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新教教会的办法主要是办医院、办孤儿院和赈灾等，但不是很灵。那时中国人根本不信西医，只有极少数快死了的人，在中医没有辙的情况下，才送去看西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办孤儿院对中国人更没有吸引力，中国人命不值钱，孩子说卖就卖说扔就扔，没有人会因为你收养了孤儿就认定你善，随你信教，没准还怀疑你收养孤儿是为了吃小孩脑髓呢。唯有赈灾救助还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灾民入了新教。

　　天主教会的切入点比较切合实际，他们除了做新教做的那些善事外，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官吏极其腐败，司法极其不公，办案手段野蛮愚昧，没有钱没有势力的老百姓冤屈太多。于是，天主教教会就常常帮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发现信上帝可能不受欺负了，于是信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天主教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多好多倍。

　　19世纪的中国是极其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敢于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视、辱骂和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师不教教民的孩子。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教民还要加入教会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数是贫穷百姓，是最弱势的群体，加入了教会遇到了难处有人帮有人管，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于弱势，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

　　几十年来，我们的宣传一直把这些早期信教的教民，其中老人妇女占了很大比重的弱势群体定义为汉奸走狗卖国贼二鬼子，说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这是对这些可怜的无助的穷苦百姓的诬蔑。说他们是汉奸卖国贼，那么，谁能指出他们究竟做过什么卖国勾当，究竟怎样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写到这里，问题很清楚了，义和团杀害的2万多教民，既不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凶徒，他们大多数是最底层最无助的人，他们信教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没想到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义和团打出反帝旗号，在历史上自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应承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是不折不扣的暴行。

蟾宫折桂

阴魂不散：对暴力的历史反思
成也义和团 败也义和团
　　 他们自身被政治所裹挟，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形象又被时代所裹挟，成为政治化的符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悲剧。可以说，这个国家从义和团发生之后，就一直徘徊在这个悲剧所造成的阴影之中。
  
被清政府利用 成了替罪羊
　　义和团虽然进行了抵抗，也牺牲了很多人，但却没有对八国联军造成太大的威胁。他们实际上是被清政府利用了，确切地说是被保守派利用，当了替罪羊。

　　当逃亡到西安的西太后决心讨好列强之后，义和团被无情抛弃，遭到了清军和八国联军携手的镇压。这种镇压，消灭了义和团，但也从此最大限度地消减了清政府的合法性。

　　义和团运动过后，从晚清到民国，义和团都是一个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拳乱”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而知识界一直在追求文明。但是，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来没有真正褪去。即使在刻意讲究文明的“五四运动”中，依然有洋人下毒这种义和团式的谣传。现代革命在中国兴起之后，义和团逐渐获得“平反”，知识界的非基督教甚至反基督教倾向，再次浮现。

一有风吹草动义和团的情结马上就会冒头
　　后来，在一轮又一轮的革命浪潮中，所有当年教案的流行说法，就都变成了课堂上的历史讲述。也许由于这种革命传统的历史观，在涉及西方的事项上，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一有风吹草动，义和团的情结马上就会冒头。多年教科书的教化，以及教科书精心选择的几张义和团的照片，已经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刻板的道德化印象。

　　更糟的是，这种刻板印象使得某些人相信，只要爱国，义和团就是榜样，至少是榜样的一种。凡是否定义和团，就有汉奸的嫌疑。多少年来，义和团作为戊戌维新反动的一面，长期被刻意遮蔽，教科书甚至会把这两个原本对立的运动，说成差不多一回事。其实，在义和团运动中，不仅康梁和光绪是绝对的反面角色，连那些洋务派的官僚，也都是敌对势力，只要有可能，都会被杀掉。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改革开放之后，含糊谈，或者回避谈。这样的话，人们心里的那个义和团阴魂，无论如何都去不掉。因为，这个阴魂，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民族古老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跟我们后来的革命传统，也息息相关。

蟾宫折桂

历史当事人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出了大名。一时间，成为各国媒体每日关注的头版头条。可惜，国人的出名，不是因为好事，而是由于滥杀教民和传教士以及围攻各国的使馆。19到20世纪，中国人给西方最大的刺激，就数“拳乱”。（《看历史》2010-05-20）

　　从文化的角度，义和团运动应该算是一个古老民族，在面对西方侵略和文化冲击之后的一种基于传统力量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其实也有可能采取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形式。

　　毕竟，教案冲突的这些年，也是中国一点点现代化的过程。洋务搞了几十年，义和团发生的当口，中国不仅有了轮船，还有了火车和洋机器的工厂，军队也装备上了洋枪。义和团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戊戌维新失败后的一种“反动”。我们这个民族，顺理成章的自救与反抗，应该是维新变法。

　　甲午战争，中国这个学习西方的中等生败给了优等生日本，亡国灭种的危机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这个古老民族的觉悟。在变法的问题上，其实无论西太后还是光绪帝，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实存在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却阴差阳错地在变法过程中，使得帝后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

　　不甘退出权力舞台的西太后在保守派的拥戴下，发动政变，尽废新法。但是，此举不仅伤及清朝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而且形成了一个政治上无解的尴尬变法是为了应付亡国危机，不变法，但危机却仍在，政治上向后转的清政府，将如何应付呢？似乎唯一的选择是，向后转，从传统中寻求抵御西方的武器。

　　大传统武器库里已经没有了，只好面向小传统，眼睛向下，从民间文化，民间信仰里寻求出路。这个时候，愈演愈烈的民教冲突，使得跟西太后有同样焦虑的地方官们，有了一种新的发现民气可用。不仅民气可用，而昂扬的民气中，民众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刀枪不入的法术。

　　这个法术，在西太后派出可靠的大臣现场查看之后，居然确定是真的。这个信息，给了这个一向谨慎的女强人一种从未有过的底气。特别是当保守派刻意激化西太后跟列强矛盾，制造假照会让西太后交权之后，西太后终于不肯再忍，破釜沉舟，支持义和团，跟列强决裂，发布了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份宣战诏书，对西方十一国宣战。（《看历史》2010-05-20）

　　被视为朝廷救星的义和团，其实是一大群分布甚广的乌合之众。所有义和团的领袖，无论是朱红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甚至于后来的曹福田，都算不上是义和团领袖，他们顶多是一个部分团民的头儿。刀枪不入的法术，是义和团的标记，但这个标记，却是由一群具有相差无几的气功本领的老师，走街串村传授的。这些法术经过无所不在的民间教门改造，流传民间，就变成了救世的法宝。


   

蟾宫折桂

他们的法术，对于应付枪炮没有任何用处，但有时却可以蒙人，动员很多人加入。需要澄清的是，当时并没有所谓红灯照这种妇女组织。所谓的红灯照，只存在于某些富于幻觉的人们的传说中，一些人甚至幻想她们可以飞到外国，用红灯把俄国和日本的首都给烧了。厉行禁欲主义的义和团里，的确存在若干女人，男人簇拥的女人，比如黄连圣母。

　　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的法术和神通，义和团把自己可怜的知识储备中的所有都倾囊倒出，有八卦的名号，有符咒的使用，还有来自戏剧小说里的神仙和英雄，从关羽张飞到悟空八戒，应有尽有。

　　当然，这样的义和团和他们的法术，对于抵御八国联军基本没有什么用处。几万团民，甚至几个月都打不下由30个洋兵把守的西什库教堂。众多义和团研究列举的义和团战绩，绝大多数都是清朝正规军的。建立在虚幻的法术上的勇敢，是靠不住的。

　　尽管他们的确进行了抵抗，也牺牲了很多人，但却没有对八国联军造成太大的威胁。他们实际上是被清政府利用了，确切地说是被保守派利用，当了替罪羊。而且当逃亡到西安的西太后决心讨好列强之后，义和团被无情抛弃，遭到了清军和八国联军携手的镇压。这种镇压，消灭了义和团，但也从此最大限度地消减了清政府的合法性。（《看历史》2010-05-20）》

　　义和团运动过后，从晚清到民国，义和团都是一个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拳乱”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而知识界一直在追求文明。但是，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来没有真正褪去。即使在刻意讲究文明的“五四运动”中，依然有洋人下毒这种义和团式的谣传。现代革命在中国兴起之后，义和团逐渐获得“平反”，知识界的非基督教甚至反基督教倾向，再次浮现。

　　再后来，在一轮又一轮的革命浪潮中，所有当年教案的流行说法，就都变成了课堂上的历史讲述。也许由于这种革命传统的历史观，在涉及西方的事项上，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一有风吹草动，义和团的情结马上就会冒头。多年教科书的教化，以及教科书精心选择的几张义和团的照片，已经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刻板的道德化印象。

　　更糟的是，这种刻板印象使得某些人相信，只要爱国，义和团就是榜样，至少是榜样的一种。凡是否定义和团，就有汉奸的嫌疑。多少年来，义和团作为戊戌维新反动的一面，长期被刻意遮蔽，教科书甚至会把这两个原本对立的运动，说成差不多一回事。其实，在义和团运动中，不仅康梁和光绪是绝对的反面角色，连那些洋务派的官僚，也都是敌对势力，只要有可能，都会被杀掉。

　　这样一个连人们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的运动，在今天满大街追求洋名牌的社会里，居然还有市场。一些浑身洋名牌，满口英文的大学生，在民族主义热血沸腾的时候，脑子里居然义和团的阴魂不散，即使留学到了美国，义和团阴魂还是不散。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改革开放之后，含糊谈，或者回避谈。这样的话，人们心里的那个义和团阴魂，无论如何都去不掉。因为，这个阴魂，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民族古老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跟我们后来的革命传统，也息息相关。

　　一百多年过去，义和团的阴影仍在，话题也时不时冒出来，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赞扬还是咒骂，其实，真正了解这个运动的人，并不多。

昊哥

无知者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