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高考“成本路线图”：35年翻了数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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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费用推高高考成本 制图吴玉涵

又是一年高考季,网上一份高考“成本路线图”传火了。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从1977年以来的35年间,高考成本从最初的几毛钱“涨”到了现在的万元以上。
【网络热传】
“高考成本”增长惊人
“(上世纪)70年代一本练习题,一碗绿豆汤,花费不到5毛钱;80年代买套好文具,花费10元;90年代买复习资料,喝碗鸡汤,花费350元;‘00年代’请家教、租宾馆,花费5000元;‘10年代’一对一补课、订营养餐、租学区房花费四五万元……”高考“成本路线图”如此写道。
网友“天天逍遥”感叹,数万倍的增长,再这样不计成本地折腾下去,还能折腾得起吗?网友“天天秋天”则担忧,高考成本越来越高,考生越来越娇贵,不知道是社会进步还是退步。
网友指出,从1977年至今,高考已从“一个人的战斗”变成“全民战争”,从“一次升学考试”演变成全民的消费,继而形成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包括保健品、补脑液、补习班、家教、营养餐、学区房、高考移民代理、高考房甚至考后的庆功宴、谢师宴等等。
有网民说,当孩子的高考和家庭前途,甚至和家族命运绑在一起,考试和各种利益群体、社会机构绑在一起,高考就“逼得家长们像鲁迅笔下捐门槛的祥林嫂,虽然备受搜刮,却也心安理得,只要对孩子高考有好处,再贵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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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庭
高三一年总共花了约5万元
虽然对所谓“高考成本”的计算口径存在争议,但围绕着高考,家长们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
毛惠珍家住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街道,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2012年一家三代高考的见证者。她说,上世纪70年代,“不敢给家里增加负担,最多买两本几毛钱的二手复习书”。到上世纪80年代,女儿考大学,开销就增加了,每个月给5元到10元的零花钱,还有麦乳精等营养品。
今年,毛惠珍的外孙女要高考,她感到特别紧张,而备考开销更让她唏嘘不已,上一家知名培训机构,一对一补课,双休日4个小时,每小时190元,“都是重点中学退休的高级教师,孩子肯定要额外补一下。”营养上“顿顿无鱼不欢,维生素、钙片也要补,一个月伙食开销3000元左右,算下来,外孙女高三一年总共花了约5万元。”不过,让毛惠珍庆幸的是,好在家离学校不远,不用租学区房,省下了几万元费用,要是租“学区房”全方位“贴身”照顾,开销超过10万元很正常。
北京家庭
仅临近高考这一个月就花了上万元
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高三学生阳阳,高考体检之后,每天开始食用“富含微量元素”的某品牌补品,一瓶120片,售价400多元,每天吃两三片,每天还喝某品牌专用牛奶,一天喝三四盒。阳阳的妈妈杨莉还专门聘请了三个老师“一对一”辅导,每周费用1400元。今年北京“上合峰会”恰好和高考撞车,考虑到交通问题,不少家长都在考场附近定了“高考房”。杨莉就租了一个“高考房”,一天288元。此外,因担心考试两天有雨,专门预订了三轮车接送孩子。
“因为我高考,爸妈已经成月光族啦!”阳阳告诉记者,包括家教费、营养费、高考房在内,仅临近高考这一个月就花了上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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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牛学智说,在物质投入的背后,家长遭受的“精神折磨”更是无法量化,“这不是在考学生,简直是在考家长嘛。”
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副教授、家庭问题专家周美珍认为,某种程度上,高考考的是家长的智慧和定力,考的是孩子的心理素质。一些推波助澜的商业炒作,迎合了家长的“口味”,使得“高考焦虑”越发泛滥。
高考对孩子固然重要,但用钱就能堆出必胜的底气吗?吴勤校长等认为,围绕高考的合理投入是有必要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并不是说你花钱越多,对孩子帮助就越大,有时候可能适得其反。过分关心往往会给孩子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容易出现紧张等情绪,不利于孩子的发挥。

七色槿

一色辛苦，俺们长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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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高考公平性的讨论很热，矛头直指北京、上海等的“高考特权”。比如，有人举例说：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数据：2010年安徽每1357名中有一人可以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而上海每4467人才有一人能考上，前者是后者的3.3倍。很明显，名牌大学招生时对所在地有很大的倾斜，指责北大、复旦的“地方化”，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在对高考公平性的集体吐槽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说法，不利于公众看清真问题所在，更不利于凝聚共识、妥善解决问题。一些意见领袖，难免脱离现实，书生意气，从柏拉图谈到罗尔斯，从理念谈到理念。有的专家甚至连起码的“功课”也不做，在某一档电视节目中，某经济学家义正辞严地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特殊人群有特殊照顾的招生制度”。殊不知美国著名的平权运动，就是在招生中对有色人种实施倾斜照顾，因为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政策，造成黑人孩子的学习条件差，形成“起点不公”，所以在招生中保留黑人的专门名额。不过，这也造成了新问题：白人孩子成绩比黑人好，却因为自己是白人不被名校录取，形成逆向歧视(reversed discrimination);而且，有研究称，这个政策没能帮到真正的贫苦黑人，反而是黑人中产阶级占了便宜。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公平和正义的维度是很丰富的，在不同国家需要应对不同的社会矛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唯一的正义标准。
首先，当然要承认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中国的城乡二元、地区差异，造成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这是必须改变的。但扭转不公平，不等于一步到位实施抹杀地方财政投入差异的“全国统一录取”。
“高考洼地”是怎么形成?有学者选取了京、津、沪，以及浙江、江苏等总10省市做了研究，发现：1978年，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仅低于上海、江苏，排第三位;1988年，北京市的文科分数线退居第六，理科线退居第七;到了199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开始处于垫底位置。
也就是说，“高考洼地”是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这与1990年以后，国家教育权下放，地方政府参与建设高校有关。199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对高校逐步实行“中央与省两级管理、分级负责为主”的管理体制。
这也可解读为中央政府“逃避财政责任”，向省级政府转嫁了高等教育负担。1994 年2001 年间，中央部委属高校的总经费年均增长16.86%，中央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由84.80%下降至57.65%。截至2004 年6 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1683 所，地方政府所有的院校有1358所，占92.4%。
地方财政不仅掌握了占大学总数九成的地方院校，还成为国立大学的“金主”。“211 工程”与“985 工程”使得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共同建设大学的做法，即所谓“省部共建”，地方政府给予国立大学资金、税收、土地等一系列支持。一般说，中央给大学多少钱，地方就给予多少的配套资金，也有比例更高的，截至2001 年，教育部与广东省给中山大学投入的12 亿元共建经费中，广东占了9 亿元。
“吃人家嘴软”，地方投入的越多，当地得到的招生名额也就越多。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27%，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占40%，武汉大学在湖北的占50%……各地都在使用地方财政，争夺名校招生资源。这不是北京、上海的特例。所以，本文开头处对北京的吐槽，就五十步笑一百步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也得到教育部门的认可：这些重点大学要“更多考虑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当然要大幅度的扩大”。
但是，国立大学招生的“地方化”，严重危害了教育公平;也不利于名校的长期发展。在一片谴责声中，2006年，教育部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一律不得再提高;超过30%的也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但中央-地方分羹大学资源的格局，已然形成。
以上就是当今国立大学倾斜属地，上海、北京等形成“高考洼地”的原因。教育公平背后，还是一个地方财政投入分享的问题。在承认城乡二元、地区差异不公平的大前提下，也要承认不同地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不同的。既然是“分灶烧饭”，全国“统一就餐”就是无法实现的事。所以呢，大家盯着北京、上海碗里的肉，抱怨“不公平”的同时，也要问问贵省每年高等教育投入有多少?有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果不尊重地方的财政投入，势必形成公地悲剧，没有地方政府愿意投资高等教育。
有人提出：国立大学不用地方的钱，就能解决公平性问题。且不说，现在大学里九成是地方院校，光堵住国立大学，对高考分数线(特别是二三本线、专科性)的影响有多大;且不说，目前地方投资大学的土地等资源，中央财政能否赎买得起;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倒退思维，是违背帕雷托最优的，部属大学不拿地方的钱，势必导致教育资源的恶化。原先，还是能否进北大的问题，如果真的不拿地方的钱了，可能变成能否进本科的问题了。这些残酷的现实，远没有公平正义的词藻吸引人。
至于有人提出人才流通、晋材楚用，地方政府的眼界不要太小;新移民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也应折算到异地高考政策中……那就是更高层次的问题了。
总之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立足中国的现实。在认可整体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大前提下，也需尊重分享地方财政投入的公平性，谁都不愿“花钱买炮仗给别人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正义;地区平衡，扶助落后，也是一种正义;分灶吃饭，多烧多吃，也是一种正义。这是“平行真理”。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城乡平权的过程中，类似的矛盾还会有很多，关键要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渐进有序变革，而不是采取激进手段，实现简单的全国统一录取。回顾一下中国的百年历史，不难明白，有多少以公平为初衷的激进运动，是以悲剧或闹剧结尾的。这是我们应该共同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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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就得逐步实施统一高考后“学校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推出一年多考。这也是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的明确要求。
又是一年高考季，网上一份高考“成本路线图”火了。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从1977年以来的35年间，高考成本从最初的几毛钱“涨”到了现在的万元以上。
“高考成本越来越高，考生越来越娇贵”，令不少家庭十分焦虑。过去10多年来，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症”越来越严重。本年度高考，各地依然上演着“全员护考”的场景，我们看到，这的确为考生提供了良好的考试服务，但其背后，也传递着焦虑情绪，整个社会都在扩大支付着“高考成本”。
本来，在1999年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大扩招时，教育部门曾经设想通过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拓宽上大学“独木桥”，缓解高考压力。可是10多年过去，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已经翻番，高考升学率从1998年的34%提升到今年的75%，然而，高考焦虑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
高考成本之所以增加，高考焦虑症之所以难以缓解，与自始自终维持的“一考定终身”格局有关。过去10多年中，各地也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比如高考考试科目改革、春季高考改革、自主招生改革等。可是，几乎所有改革，都是以不动摇集中录取制度为前提的。
高考每年举办一次，这一次成绩只供当年录取，一分之差，将决定考生进入哪一个层次的学校。上本科线可以获得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上高职高专则没有学位，加之就业存在比较严重的“学历歧视”问题，这一次高考，对考生、家长、老师等来说，自然是“压力山大”。
解决集中录取的弊端，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曾被寄予厚望。不久前，南科大的“自主招生”方案获批。南科大被纳入提前批录取，将采用“以高考为基础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高考成绩占60％，高中阶段平时成绩占10％，南科大自己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虽然评价模式有一定进步，但由于是在集中录取的提前批录取，这意味着学校的自主招生权十分有限，最关键的考生的选择权并没有增加。按照这种招生模式，“一考定终身”的格局依然很难撼动。
要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就得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在统一高考之后，高校自主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学生自主提出申请，一个学生可以申请若干所学校，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就是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模式，也是许多国家的大学实行的统一测试基础上的自主招生方式。
实行这一方式，首先可以让考生的选择权增加。接下来，在条件成熟时，逐步推出一年多考。这就把考生和家长从“一考定终身”的焦虑中解放出来，也将大大降低社会的“高考成本”。
实际上，这也是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的明确要求——“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纲要》颁布已近两年，舆论千呼万唤，出台具体的高考改革方案已不能再“等”了。

七色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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