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知己 NO 074】我和林高先生的文缘 [复制链接]

郭曼

主楼

发表于 2012-4-10 12:3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蔷薇盛开于 2012-4-16 08:54 编辑

我与林高先生的文缘

郭曼

我容易激动，迄今却未为熟悉的文人写过一篇稿子；但置身太湖畔的今天，似乎听到由远而近清明雨的足音，蓦地想起为地区纸质媒体作过贡献、已故去的原《×××报》总编林高先生，在这舒畅的解密时代，匆匆写此短文。

林高是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泗阳县人，杂文家（出版过杂文集《正气集》），笔名“古木”。1983年5月12日复刊的报纸渐趋兴旺，繁衍至今的报业集团，朝气蓬勃的团队，应该说，与林高等领导早期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那时作为文艺科的编辑，我总感到大树底下好乘凉，心里毫无1957年反右扩大化遗留下的一丝寒意，宽松地编、采、写，同事们亲密无间。而领导的爱护、信任部下，是这一切的基石。那时是三级（编辑、科长、总编）审稿。一天，具体分管文艺科的林高跟我说：“你编稿仔细点，我不一篇篇看了。”他只在副刊整版的送审稿封面上签字，而科里别人编的“文摘”版我签字后即可交付画版。我知道他还要忙新闻稿，我懂得领导对一个中层干部嘱托的分量，但有的杂文，我则请他过目。最让我难忘的有两件事：

一是，1985年3月30日我在报上以“水月”为笔名发表的短篇小说《擦灯》，写的是上级下去卫生大检查时，厂办公楼过道的吊灯早已擦干净了，却有人爬上“人字梯”还去擦灯，实际上是擦给来人看。关键词是“人字梯”、“爬”，和寓意的“越擦越黑”。稿件送审时我请林高一定要过目，并将生活中的擦灯故事先讲给其听，倾听他的意见。他说文学就得爱憎分明，把握好度即行。稿件发表几天后有人来报社吵闹，说该稿批评的他，将小说中人物与自己对号入座了。林高帮我解了围，说小说是虚构的，批评的是一种现象。1992年4月24日晚我去××师专讲写作课，我将文学理论结合我的创作实践，举了《擦灯》的例子，谈了创作与源泉，文学反作用于生活的课题。这时我才悟出林高那时建议我用笔名发表此文为宜对我的爱护，防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二是，1990年夏末，报社开党支部会议，批评我编发在8月3日报上小诗《生命》的问题。原诗为：

原野上一棵小树

手臂般嫩绿的枝条

伤折于暴雨的无情

它倔强地挺立着

舒展着坚韧的根须

它多想拥抱太阳呀

该诗是一位现役军人（孙红军）写的，本地人，那时在天津当兵，一次实弹演习中负的重伤。诗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显示生命的顽强不息，内容健康，艺术性尚可，低沉了些。我稍改，送审了。当时的值班副总批语“暂不发”。我一笑了之，将此稿放置一旁。过了一段时间，画版的同事说版面缺一块小稿子。我翻遍备用稿，无尺寸适合的。后发现《生命》，正好，便在稿末加备注“作者系本地籍战士”，补上了。理由是，“暂不发”不是“不发”；又值建军节。批评会上，我感到很突然，会前没一点预兆啊。发言者的发言，我糊里糊涂记下，心想，我发表第一首诗起，已数十年了，省建国30周年诗选，是我被借调去出版社编的呀，这豆腐干大的一块小稿，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但林高的发言，我注意听了。想不到他是读发言稿，其中有几句是：“不是稿子本身问题，而是当时上版面未通过领导的无组织无纪律问题，太自负了。”

后来才得知，当时还是反对什么“化”的大气候，我忽略了，组织上开这个会，是为了保护我，向上汇报时，可说已批评过了，消灭在萌芽状态了。我由衷地感谢艺术地保护我的林高和同事们。事后我对林高说：“我误解你了，对不起。”林高说：“真正的知己，是不需要道歉的人。”

这时我想起“未通过领导”的那位领导，即值班副总，过去曾提醒过我：“你总得靠一个人吧，如果有什么事好帮你说说话。”我懂得他指的是什么。可我是顽固地四不靠的人。但不靠却是最牢靠，我就凭本事吃饭。开这次批评会的另一原因林高没说明，我却意会了，于无声处吧。

林高英年早逝。写到此，我流泪了——清明雨之源吗？我想起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请将版面代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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