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淡淡一片云 于 2010-10-8 10:27 编辑
第三节:大跃进时期二三事
可能五十多岁以上的人对大跃进还有点印象。顾名思义,跃者跳也。大跃进当然不外乎就是比跑还要快。谁也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客观规律性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敌强我弱,批判了不结合实际的速决战思想,才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生产建设上更有周期性和自然规律。但不知怎么搞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们更要去实践一下“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的事情,结果饿死许多人。
农垦 一九六一年我们部队奉命,由南京营区开到安徽芜湖那边的繁昌县湾址镇去农垦。我想农垦可能像北大荒,新疆建设兵团一样去开荒。谁知到了那里一看,全是上好的良田好地呀,主要是人死了没人种。当地房舍还不错,普通人家都有楼,但有楼无板,据说全拆下来做棺材埋死人了。那里的水田全靠围湖灌溉,在围圩上如同部队排队似的,一个埃一个的坟墓。
人一稀少,狼也猖狂了。我亲眼见过一个八、九岁的女儿,听说是被狼叼走后,又由老乡从狼嘴里救下来,肩胛骨处还留下大大的一个伤疤。
究其原因,据说是大家心急,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什么是共产主义呢?谁也说不清,只知道共产,共产,共了私产变公产!消灭私有制就是共产主义啰。于是土改时分的田入了社,每家每户喂养的牛交了公,鸡鹅猪羊当资主义尾巴割掉,集中修建起了超规模的鸡山,猪场。结果呢一个害瘟,个个遭秧,很快死光。只有狗儿不服管教,集中不起来。俗话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那时没有化肥,全靠人畜粪做肥料,猪牛羊鸡一集中,挑一担肥要走六七里,在路上东荡西恍,挑到田里只有一小半了,清汤寡水的田里也只能是“三毛”的脑壳,没有几根。再加上头两年的“高”产万斤田统征,公共食堂大锅饭一弄,啥子老本也没有了,咋个不饿死人来摆起嘛!
拉
夫 解放前拉夫抓壮丁是常事,小时我也见过,是当兵的抓老百姓,今天我说的是大跃进时期老百姓抓当兵的。
一九五九年我休假回老家探亲,我尊敬的夫人在一个小镇上教书,而对我有养育之恩的父母却住在另一个场镇,相距三十多里。我总不能有了夫人忘了爹娘呀。于是乎有一天我穿着便衣回家去看父母。路上行人很少很少,真有点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味道。因为男人全上山大炼钢铁,为超英(国)赶美(国)出力去了。农田里大兵团作战的,几乎全是娘子军。我一个青壮年汉子走在乡间小道上,确实十分显眼,与当时境况很不协调。走着走着,在隔路边几个田地方,一拨锄草的娘子军一边笑,一边指指画画的好像在议论我。她说她的,我走我的,懒得管。然而非我所想,突然间她们吼起来了:“大跃进了,还偷懒!快过来帮到整”。这时我才醒豁,她们想拉我的夫,喊我参加她们大跃进!当时我也走累了,正想休息,便一下坐在田坎上一动也不动,心想看她们搞个啥名堂。她们见我一坐,反而摸不清头脑了,有的说“他怕了,不敢走了”有的说“不对,你看他不惊不怕的样子,可能惹不起”。最后有几个麻起胆子到我跟前:“你又不走又不来劳动,到底是干啥的”。好呀!居然审查起我来了。我严肃地反问了一句:“你们想干啥”。这下她们傻眼了,知道遇到硬伙了,急忙说:“没啥!没啥!”。为了不给她纠缠,我慢慢地将军官证往她眼前一晃。她们笑哈哈地陪礼说,:“开开玩笑!开开玩笑” 刨祖坟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一伙人,专偷别人家骨灰盒敲诈钱财,后来被判了刑。我真没想到,还有做这门“生意”的。他晚上到墓地把死人骨灰盒拿走,并留下一字条,叫你往他银行卡打多少钱,你付款后他又告诉你你亲人骨灰盒现在何处,你自已去取。由于几千年来人们对亲人亡灵遗骸的尊重,因此他的小技屡屡得手。对这伙人判上十年八年也不为过,早在封建社会,刨挖别人祖坟是犯死罪的呀。可是在离我们现今不远的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死人争地运动。有些坟墓的确也太不像话,又是棺又是槨,这个碑那个台,占地老大一片,有的栽了许多树,对土地也还作了点利用,有的根本就是一个干土堆堆,啥也不种,完全荒废,而且还占的好田好地。对这些我一千个拥护铲掉,改为良田。但在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期,在铲坟开荒中,一不与坟主通知,二不让亲人捡回遗骸,见坟就平,见墓就挖。那年我休假回家,有幸目睹了“欢庆”刨坟运动“报捷”大会。河滩上堆着许许多多挖出来的棺材板与尸骨,这里烧一堆,那里燃一簇,臭气难闻。当时真干净,硬是找不到一个坟堆堆。
但不久更多的坟又出现了,许多饿死的人总要安置处理呀,当时又没有火葬场,但也不能丢在路边喂狗,再说狗也打来吃光了。最后也只好挖个坑埋了。我在安徽繁昌军垦时,就见圩子上排着一个挨一个的新坟。后来分了自留地,有后人的又将遗骸迁到属于自已的地盘上。
最近常见什么海外同胞游子回乡祭祖,我真纳闷,那些墓中真的是他祖先? 除“四害”
在我国近代史上,有一次声势浩大的除“四害”运动,但时至今日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了。那是公社化时期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齐动手,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蚊子,苍蝇,老鼠历来就是罪恶累累,故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俗语。至于麻雀么,名声似乎还不那样臭,有的地方还称之为家雀呢,但到秋收稻熟季节,却在田里偷食,让人讨厌,有时也派人拿着破竹竿边吼边赶。但往往东边赶到西边,南边赶到北边,拿它总没办法。还是毛主席群众运动利害,来一个全民总动员,在统一时间,大人娃儿,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齐上阵,每人手中拿个洗脸盆等能敲响的东西,边吼边敲,整个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全是呵!呵吼声与嘟嘟,梆梆敲打声,吓的那些乌鸦,麻雀,东飞西串,飞累了刚要憩下,这边又吼又打开了,不一会儿,扑哧掉了一个下来,就这样一个个扑哧扑哧地往下掉,没半天光景,那些害人精全完了。当然这只能在平坝上人多的地方起作用,山里可不行。不过也有办法,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把树砍光不就行了么?
后来又听说麻雀有点冤,它虽偷粮食,但也吃害虫,功过各半。不知这话真否,反正我不懂这门科学。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几年饿死许多人,不完全是麻雀偷食的罪过。 二两粮票
粮票,对于三十岁以下的人来说,不知何物,但在粮食统购统销配给制的年代,那却是赖以生存的票证。有了它,才可以买到一日三餐或两餐的定额供应的食品。二两粮票,可以吃上一碗二两份量的面,或者买上两个一两一个的锅魁。
现在,物资大量丰富了,早已取消了配给的供应制度,只要你有钱要买多少也行。每当我看见那些宾馆餐厅满桌满桌的残汤剩饭时,不由地使我想起五十多年前二两粮票的往事,而且心中总充满愧疚负罪之感。
1959年的夏天,我从部队休假回到我妻子教学的一个小镇上。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农民开始断粮了,但为了显示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市场还打扮得一派繁荣景象。到夜晚,小镇上的小吃部搬到了街沿边上,灯火通明,什么汤圆、三合泥、抄手、珍珠圆子、醪糟等,各种面食玲琅满目,甚是繁荣热闹。但这一切,必须凭票供应,真是“有钱有票请上座,无钱无票休进来”。这时的粮票显得比钱还珍贵,因为配给制的供应对象是城镇人口,也就是所谓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或工厂工人、部队军人和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而只能凭供应证在当地粮食部门购买粮食。除有特殊情况,如因公出差,单位开上证明方可在你的供应定额内改成粮票发给。种地生产粮食的农民,不是供给的对象,是无权享受的。在小食摊前围了不少的人,但看的多,吃的少,因为他们没有粮票。当我去小摊上宵夜,掏出钱粮购食时,总会引来很多羡慕的眼光,进食时还会遇到许多大人、娃儿贪婪地把你盯着。对他们那种食欲的渴求和凄凉的眼神,我真的有些怕,往往急匆匆地吃了就走。
有一天,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据说也是我妻子学校的学生,拿了两个鸡蛋到我家,带着撕哑的声音对我妻子说:“老师,你家有粮票吗?我用鸡蛋给你换二两,我的爷爷快死了,想吃一碗汤圆。”当时我的心底只装着一个“法”,然而却忘掉了一个“情”。我妻子问我可以吗?我说不行,那女孩便浸着眼泪静悄悄地走了。事后,我真后悔,粮票不能买卖和变相买卖,为什么不可以送她呢?许多年来,那女孩哀求的眼神和绝望的身影总鞭挞着我的心,一个老人临死前想吃一碗汤圆的愿望,我有能力满足而没有去做,真感到羞愧和内疚。
天灾耶人祸耶
事隔将近五十个年头,在中国古老而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死了几千万人,这不是瘟疫,也不是战争,而是饥馑。当时称之谓“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是说罪魁祸首是老天爷。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又有人说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到了八十年代又有人改口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到后来干脆撕掉遮羞布,称之谓人祸。到现今已相隔甚远了,许多人忘去了这段历史,有的人根本对此一无所知。为此特意将点滴见闻批露如下,让人知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关键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既可推动历史的前进,造福人类,也可阻碍历史前进,祸害生灵。
四川成都平原,有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灌溉工程,真乃物富人丰,故而号称天府之国。平原坝子富庶之十四个县,由温江地区管辖,听说当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地区,就饿死了五十多万。当然到底确切是多少,谁也说不清,谁也不敢说。据我的老家,四川省崇州市(过去的崇庆县)最近确切调查,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白头人民公社三大队一队,二十一户,共计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十七户死亡三十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死亡人口如下:
姓
名
性别
年龄
死亡时间
现有亲属
何祝安
男
57 1959年7
无
何祝安妻
女
56 1959年10 无
何学元
男
38 1959年11
无
何奎奎
男
35 1959年12
无
何友贵
男
25 1959年11
无
何哑巴
女
5 1960年10 何学户妺
何哑巴妹
女
3 196010丢弃
何学户妹
李子云
男
62 1960年9
李福平父
李福全
男
36 1960年5
李福平兄
李福牛
男
20 1960年4
李福平兄
李福金
男
12 1962,5
李福平弟
何德兴
男
52 1960年3
无
何德兴母
女
70 1960
无
何德兴妻
女
50 1961
无
何德兴孙女女
5 1962
无
何德兴子何仲文 30 1959矿山死亡
无
龚模久
男
5 1959
龚和清祖父
龚作兴
男
52 1959年10 龚和淸父
龚桂华
女
11 1959年4
无
龚桂华妹
女 3 1960(送人)
无
张黄糟
男 65 1959年2
无
何八斤
男 60 1959年2
无
何芳芳
女 3
1961
何学川女
何学仁
男 53 1962
何英才父
何元庆
男 20
1961
何英才兄
何光照
男 23 1961
何英才侄
何光照子
男 3
1959
何英才侄
吉生女
女 2
1961年10 何登文妹
何蔡氏
女 45
1962
何登蜀母
何运国
男 12 1962
何学贞弟
何运国妹
女 3
1960
何学贞妹
何纪云子
男 2
1961
何纪云子 :
何开松
男 50 1960年3 何学嘉父
伍志清
男 52 1960年3
无
何火生
男 30
无
何家兵
男 6
1960
何登宪兄
当时真是走不到几里就会看到饿殍,我家隔几间铺子一个杨老二、年龄大概只有三十多岁,应该是青壮年,身体也无病疾,但家中连耗子吃的也没有,怎能活呀!那天他将唯一的一只鸡宰了,锅也在食堂化时期全打来炼钢铁了,便用个土盆盆煮起,吃后就上吊死了。跟随我们生活多年的刘玉林,坐着坐着头一歪就没气了。
为什么那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身体蛮棒的青壮汉子也一个接一个倒下去就爬不起来呢?一句话:饿的,饿死的。难道地里不长庄稼?难道这些人一个个是懒汉?非也!非耶!过去在革命战争中,我们许多先烈举着红旗,前赴后继倒在红旗下光荣牺牲,最终才夺取了全国的胜利。我想他们中的饿死者,有的虽然才两三岁,但也是倒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光荣”而饿死的呀。应不应该给予“烈士”称号呢。
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真不错,那个又不想过好日子呢。大跃进也真好,一天等于二十年,所以说呼喊毛主席万岁也合情合理,一天二十年,五百天就够一万岁了呀。要在十年里超英赶美当然振奋人心。人民公社更好,“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通往天堂的路还不走吗?军事化组织,连、排、班编队,大兵团作战,可雄伟呢!公社食堂更好,吃饭不要饯,瓢儿子栽桩随便干,管饱。吃了还可给家中狗狗猫猫端点回去。反正是亩产万斤,粮食有的是。想起水稻之父袁隆平得最高科技成果奖,我“真”有些不服。人家早在一九五八年就亩产万斤了,你今天算啥!
但好景不长,高产卫星的气球越吹越大,最后“呯”的一声:爆了!没气了。满满仓库里的粮食,把面上的吃了,下面全是草,开不了锅啦。高举三面红旗入公社时,每户家中的粮食早已被统购统销弄光了。这下可惨了,有的饿慌了就偷田里尚未成熟的蔬菜,这还了得。一九五九年我从部队休假回家时,晚上听见生产队开会打那些为了活命,小偷小摸的老少男女,打的哭兮流的精叫唤。
这样的日子一直弄到一九六二年解散公共食堂,给大家松绑划了一分多自留地才结束。抗战八年,我们死了几千万人,至今一说起小日本还恨的牙根痛,不知道当时让人高举三面红旗的伟大人物对死去这样多人有何良知。反正我知道,一九六0年反右倾和一九六五年“四清”时,凡是对三面红旗有动摇,那怕一丝丝动摇的人都是罪当该诛。我们有个排长叫陈乃维,广东番禺县人,探假回队说一只鹅要卖三十元,有些人跑到香港去了,为此受到严重批判。我们一个军医叫李金玉,是1948年的老兵,1960年在上海军医大学习时,在党小组会上讲了饿死人的事,被划为极右份子,打回原单位监督使用,虽然他工作一贯表现不错,但从此与晋级晋衔无缘,转业到地方也无资格,只能复员回家。到了文化大革命,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更是划分“走资派”的标准,对三面红旗不满,或举的不高的,通通是批斗对象。我真不知是不是伟大旗手还嫌死人少了? 元帅与挂帅
什么是元帅?大家都会说这是一种官职,是统领千军万马的最高领导。我最早接触这个词,是戏曲里的穆桂英挂帅,尔后又知道了一个斯大林大元帅,再后才是我军的十个元帅。不管穆挂英女帅也好,还是斯大元帅也好,十个元帅也吧!总之是管打仗的。其实不然,在我党历史上元帅可多呢?可以说比牛毛还多得多多。自从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反右斗争,将什么民主同盟的头头罗隆基之流赶进右派队伍行列之后,的确杀鸡吓了猴,政协也清风雅静了,所谓的民主监督,政治协商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不仅如此,就是我们独霸天下的党内分工,也起了变化,行政上什么乡长、县长、专员……统统靠边站。一切由书记挂帅,这可是红头子文件规定的哟!这样一来统帅可多了,大队支部书记也是帅,公社、县委书记是帅,从下到上,一直到伟大统帅毛主席,凡是党的各级领导全是帅。不仅人是帅,而且物也是帅,什么钢铁元帅升帐啦!那才更帅,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比统帅百万大军还雄伟。
现在呢又时兴帅了,对美女叫靓,对美男叫帅。这还好,只好看不管事,比过去挂帅清闲得多,也不会独断专行办蠢事,也不会搞一言堂扼杀民主。 改田有感
前几天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导的一个地方用推土机平整土地,把小梯田改成大的,便于机器耕作,心中十分高兴,而且感概万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农村有时也进行小规模的改田平整土地,我们机关干部也下乡参加义务劳动。那时全靠肩挑背扛,更笑人的是硬把湿地改造成“良田”,湿地,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冬水田”,由于常年积水,只能种一季水稻,改成“良田”后,可增加一季小麦,填饱点肚子。于似乎就想尽一切办法,咋个才能把水弄干?最后经过多次实践试点,总算“成功”了,就是在湿地四周挖很深很深的沟,将水排干。那时可没有机械呀,就靠人一锄头一锄头的挖。好在中国农村有的是人,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创造出来”。湿地变了“良田”,好不让人高兴,但地下水呢?却缩了一大节。到现在而今眼目下,又说那是破坏了生态平衡,最近成都市又规划在2010年在崇州市三个乡规划三十平方公里的地盘来建造湿地。
啊哟!真弄不懂。不过我相信还是讲科学好,不要随便“与地斗其乐无穷”,去破坏生态平衡。否则会遭“老天爷”惩罚的。 学
生 我的老伴是教书的,从十六岁参加工作就教书,一直干到退休,可以说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我们工作不同,因此互相间很少谈论工作中的问题。但是有关他一个学生的事,我多次听她深情和伤感地谈起。也许是由于她的善良和富有的同情心感染了我,使我至今仍然忘不了我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的学生。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落后的农业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的发展。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许多农民还吃不饱饭,往往断上两三个月的口粮。许多生产队,只好秋收后将小麦油莱地用来改种一季红苕,以贴补口粮不足。这个学生十一、二岁,家中人口较多,真正可以说,一年四季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昏暗的眼睛从来没有一点光亮。瘦弱的身躯,在寒冬里穿着单薄的破衫,缩头抱臂,索索发抖。由于营养高度缺乏,身体太虚弱,他又染上了肺结核。本来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这种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不说吃药治疗,加强营养调理,连基本的生活,红苕稀饭也吃不饱。早上,浓霜晨雾中,他不得不起床,拖着病弱的身躯,咳咯着带血丝的痰,趿着一双没有后跟露出脚丫的布鞋,挽着一个竹蓝,在那头天挖过红苕的地里,埋头寻找着遗留得可怜的一些红苕根须。才翻过的土堎上,结着一层白霜,带着冰渣的冻土,划着早己开裂的脚跟。竹蓝里所拾到的“战利品”,就是他的早餐,不,也许是他全天的粮食。几天后他再也用不着去挖红苕须根了,因为他已带着痛苦和怨恨离开了人间,去到真正属于他的天堂。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来到这绚丽多姿的世界,他得到了什么?温暖还是饥馑?他见到了什么?是美丽的春天还是凋零的寒冬?他只有痛苦的挣扎而没有童年的欢乐。但愿这一切成为永远的过去。 对审判红色高棉有感
上月开始凤凰网站陸续报导了联合国与柬埔寨审判原红色高棉领导人的罪行。我想这不仅是对几个人的惩罚,而更重的是对历史的总结。但由于诸多原因,我们不便报道。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所犯的惨绝人環的罪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对我国不仅有其深刻的教训,而且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化大革命中,谁不知道常驻我国的柬埔寨红色政权二号人物乔森潘?
红色高棉的兴起到垮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风暴的产物。 越南反美战争的运输线
越南在反美独立战争中,所需物资,包括各种枪枝弹药,完全依赖中国与前苏联,其中尤以我们最多。越南是个沿海的国家,北部与我毗邻,西与老挝柬埔寨交界,东南为海,中间是狹长的蜂腰部份。当战争进入到南方时,蜂腰部份常常被敌人严密封锁。领海权由敌人控制,无法由海上运输。老挝是内陸国家,物资也难运送,唯一便利的便是借道柬埔寨。柬埔寨本来是个中立国家,但在外交与丰厚物资支援下,终于在柬埔寨建立起了秘密运输。当然这使美国十分恼火,便在1970年3月18日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苏期间,支持郎诺集团发动了政变。在西哈努克最困难时,我们仍按国家元首礼遇接待了他,支持他在华组成流亡政府。
反美斗争中掘起的红色高棉
柬埔寨原本在北部山区就有一支很小的共产主义武装,为首的是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等人,当时由于借道援越,也不好公开支持其活动。西哈努克被赶下台后,但在国内仍然有许多支持者。在我们国家领导人撮合下,在相互利益趋动下,西哈努客终于与波尔布特携手合作,共同打击朗诺,抗击美国。很快柬埔寨局势起了变化,波尔布特夺取了政权。
残酷的统治
波尔布特掌权后,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要“一举建成共产主义”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将城市人口全部赶到农村,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大修水利,平整土地。所有人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过时不候。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
一般估计那时死亡人数在100万以上。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毛泽东的热情接待
在这期间,正是我们文革时期,红色高棉领导人纷纷到中国“朝圣”,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波尔布特,毛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事实上,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许与鼓励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却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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