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问秋雨

天晴

现在社会上总是有关于中医的激烈讨论，反对的一派认为中医就是伪科学，另外一派则认为中医不能取缔。这种对中医的讨论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世界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医佑护下来的，佑护的时间比科学的时间长得多。科学不会这么狭隘，把自己一时解释不了的"存在状态"判定为伪科学。

当天文学还没有发现很多行星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未被天文学关照的行星，并不是一种非科学的存在。

龙的形象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比较邪恶的形象，国内有学者主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误读，龙不应该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应该换一个图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秋雨: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脆弱目光而脆弱起来。一个强大的族群的早期图腾总是凶猛的。不少国家以狼、熊、狮、鹫作为民族象征，丝毫没有要改的意思。中国商代青铜器上饕餮图纹比龙更为狞厉，但我们为此而自豪。为了不让外国人刺眼，把老祖宗的徽号都要改？老祖宗正是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后代，才早早地把图腾强化。

社会上一直有人提出要抵制洋节来振兴或者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看的？

余秋雨:元旦也不过了？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都不过了？随之而来，我知道，西装不能穿了，电影、电视都不能看了，电话、手机也不能用了，因为按照逻辑只能这样。我想提醒一句过节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一个人"抵制"是自由，要别人一起"抵制"是强制，要很多人一起"抵制"是专制。我们怎么可以为了民族主义而走向专制主义？

秋雨老师，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认为应该继续进行呢，还是让它安安静静地埋藏在地下，我们永远不要去打扰它？

余秋雨:暂时不要挖掘，因为我总觉得条件还不具备，而人类也不能把什么事都在自己一代都做完。留下一些猜测，留下一些对自己的怀疑，留下一些对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对后代的期望，这才让历史神秘贯通。但是，我也不主张"永远不去打扰"，因为这样就会对后代做出强制命令，而后代的一切我们都无法预计。

包括王朔在内的一批人声称，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解读实在是无聊之举，您认为昵？

余秋雨:我也有同感，因为那毕竟是小说，而不少红学家却把它当做真实历史在研究，在意会，在考证。

艺术虚构是一种伟大的权利。如果把这种权利全部转让给学术，一个民族就太可悲了。

历史剧往往有两个倾向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第一个方面就是从某种戏说，从闹着好玩的角度来吸引观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贴近历史，讲的主要是权谋以及成功之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两个倾向的？

余秋雨:这两个倾向古已有之，但艺术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本质更接近于游戏，因此我更寄情于"戏说"，尽管现在"戏说"的等级还有待于提高。

莎士比亚前期写了不少更贴近历史的历史剧，但时至今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剧团会去演这些戏？带着厚厚的说明书弄清了历史背景再进剧场，这还算是看戏吗？

把历史交还给历史，让虚构来主宰艺术。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有必要树立文化偶像吗？树立多少？什么度是合适的？

余秋雨：文明和文化，表面上是由一些语句承传的，其实语句就像物品，要靠着载体才能向后代运动。这种载体，就是人格。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人格是一种生命现象，凡是生命现象，就有基因，有遗传。因此，中华文化，是靠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传承下来的。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很复杂，以后我会专门论述一次。但我说到这里，已经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承载文化的集体人格，必然会有代表，那就是你所说的文化偶像。

文化偶像是在时间过程和空间选择中自然产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树立"。既然这样，也就不存在数量和度量的问题了。

余秋雨老师怎么看现代公务员热？

余秋雨:这与谋生的安全性有关，很正常。但就我个人而言，却主张择业的个性，哪怕是冒险。所谓自由，最后要看个人的支配时间的多寡。把安全与自由相比，在择业上，我偏向后者。

最近几年很多官员因为重大事故被问责下岗，对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应该。中国的官本位主义太强大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风险。我只希望，在文化、宣传部门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论定。例如，很多传媒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起造假，这里传媒的负责人和上级领导应该被问责下岗；又如，花费巨大的政府资金打造了一台宣扬"政绩"的演出，而最后没有一个观众自愿买票进入剧场，这也应该看成是"重大事故"；再如，一座城市的文化渣滓通过官方渠道严重伤害了一个文化创造者，相关官员冷眼旁观不闻不问，这样的官员也必须受到责任处罚...

我甚至认为，在大学里，教授们大肆抄袭他人论文，某些学科的教育质量已经长期跌到高校的底线，或有些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应该视为重大事故而被问责下岗。

下岗就是下岗，不要变成"同级别调动"，使"问责"变成了官场巡游。这样的官员，我看到的太多了。

好像文化领域一直有三四个人在不断地攻击您，每次都是抛出一个危言耸昕的新闻，然后全国报纸转载，而您总是不予反驳。后来风潮过去，那些报纸也没有态度，只等待着下一个危言耸听。对此，您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一共五个人，后来退出一个，剩下四个。以前都是我的狂热崇拜者，但崇拜过了头，一个盗印我的书，一个抄袭我的书，都受到我的斥责，他们就转身成了攻击我的人。由于我国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不把诽谤罪、诬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于我国的媒体热爱名人的负面新闻而不必承担任何罪责，他们这四个人十几年来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最想与我"辩论"，我当然不给他们机会。我以无言的方式，把他们锁定在他们的等级里。对此，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

感谢王元化先生。

他们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理由只有一条：沉积在中国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恶，在文革中爆发过一次，后来被压抑了，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倾泄的口道。为此，我深感荣幸。

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有什么话要说？对于当下中国众多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情结您又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年代。由于“文革”灾难刚刚结束，大家记忆犹新，因此是非清楚，大道彰然，即使争论也明明白白。不像后来，记忆渐淡，那些小人又重新活跃起来咬人、毁人。

八十年代由于小人的集体冬眠，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大思考、大决裂、大创建时期，一片意气风发。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穿过身边密密麻麻的小人阵仗而梦回那个年代，一次次热泪盈眶。

成年人似乎面临着来自小孩子的挑战，电视上小学生可以挑战成年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在使用愈加频繁的电脑影晌下提笔忘字，念不对语音，说不好成语，写不对笔顺。更多的成年人在历史年号、典故知识的记忆上也比不上自己的孩子。您认为，成年人应如何面对基础文化知识的重新修补？

余秋雨:成年人的记忆力当然没有小孩子好，忘记一些文化积累是正常的，不必懊恼，也不必羞愧。成年人胜过小孩子的最大优势，就是人生体验，其中包括对古往今来多种文学作品的体验。这比语音、成语之类重要得多，我们正是在这些地方，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孩子们的老师。

你的问题让我产生一种担忧。这些年来，文化界有些人似乎越来越热衷于一些技术性的文化细节，而完全不在乎对大道、文脉、时运、诗魂、意境、心灵、感觉的体验了，这真是文化的一种可怕堕落。记住，文化之神永远大于文化之形，文化之道永远大于文化之术。对此，万万不可颠倒。

有越来越多的节目将目标放在小孩子身上，很多选秀节目将小孩子变得很成人化，很"不小孩"，而家长的纵容与制作人的刻意引导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小孩早熟的现象，您怎么看？

余秋雨:不希望小孩反常早熟，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小孩进入选秀节目。成人没有理由如此侵扰幼者，喧闹的社会没有权利过早地玷污纯净的童年。

纯净的童年对人的一生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拔苗助长是一种最残酷的伤害。每次看到五六岁的孩子在电视里模仿成人情感的节目，我都想伸手拨电话向公安局报案，因为有人在明目张胆地破坏《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秋雨老师，我们发现现在许多电视剧，都是老片重拍，比如说《西游记》和《红楼梦》，都在计划重拍，您觉得反复地重拍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创作者的原创力枯竭呢？

余秋雨: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不喜欢老片重拍。在观众的审美心理学上，老片有一种"先期号召力"，但是，观众在观看时的对比和厌倦，必然超过这种先期号召力。更尖锐的问题是:那些老片产生在思想尚未解放的时代，在精神上很难引起当代观众共鸣。如果要共鸣，那就要对老片进行大规模的改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拍个新片？

我估计，老片新拍，一是为了便于吸引投资，二是为了便于审查通过。

但是，既然身处一个主张创新的时代，老片新拍不值得提倡。

国内外的媒体更加关注于章子怡、刘翔这些文体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会精英分子，比如说科学家。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很正常。如果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注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科学家们的安静。

韩寒与陈丹青在做客某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评判，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些大师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被过誉。为此遭到网友的暴怒型攻击，认为韩寒侮辱大师，不尊重文学。其言韩寒也写了多篇博文论述此事，言"你们大师不是我的大师"。您对此怎么看？

余秋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太政治化，又太夸张，应该容忍后人作一点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也不必成为"定论"而获得"公认"，因为"定论"和"公认"之类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开设过一门现代文学史课，打破通行的格局，只凭我自己的艺术感觉选择作家，结果认为较好的作家只有鲁迅、沈从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励对一切问题进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这种大胆之举也没有受到非议，北大的王瑶教授看了我的讲稿后还写来热情的长信大加称赞昵。

这些年我多次去美国讲课，凡是在纽约开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在几次聚餐时，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他老人家推荐过的钱钟书的小说，智慧过剩;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中那股太故意的阴沉气息。我们两人总是说得高声大笑。

记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对我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里边的人都很好，但笔下却缺少才气，比较平庸，他问我有没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牵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还有郑振锋、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这不是对前辈不恭，而是维护自己进行文化判断的权利。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确表示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我非常欣喜，予以录取，尽管我还是喜欢莎士比亚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们正是因为反对莎士比亚剧中那种毒药、暗杀、决斗，而是主张表现"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欧洲文学的新局面。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借此鼓励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了自身文化感觉的人。更不要因为别人表达了与教科书不一样的想法就“暴怒”，你们千万不要成为思维僵滞、情绪激烈的族群。

1919年的时候，麦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号召当时德国的青年以政治为业。联系我自己在政府部门实习的经历，曾经有一个领导跟我说，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但是我现在看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热衷于进投资银行，进咨询公司，喜欢投身于政治、从基层做起的北大、清华的同学还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还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余秋雨:我不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从来不是，尽管有时看起来像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沉淀成两种心理:本能地觊觎官场，又本能地仇视官场。这两种心理看似对立其实出于同根，都不利于人文理性的建立。麦克斯•韦伯是一个社会学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说那样的话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后的德国历史证明，那种主张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前段时间有一个清华学生，因为工作不太顺利就去卖炒粉，也有北大同学去卖肉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您觉得他们在当前激烈的竞争条件下，自己去选择这样的职业真的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余秋雨:当然不丢脸。如果他们真行，也许能把相关的食品业整合起来。真正丢脸的，是那种拿了名校学历却无所作为，又想让别人尊敬的人。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这个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为社会早已习惯于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还包含着父母的心血、老师的设计，因此一步走错便伤筋动骨。今天中国的所谓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秋雨老师曾提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包括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历史，包括上个世纪旱期的时候，像傅斯年、顾颠刚他们"古史辨"就提出对古史有一个重新的考量，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为历史可以构成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

余秋雨:历史很难信任，因为历来的高层史官把它宫廷化了，底层艺人把它故事化了，大多民众把它情绪化了。出此三"化"，能有几人？

相关资料，看看可以，主要是寻找自己心中的历史。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能让我们信任一种独特而又可靠的逻辑。由此我可以借用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的语言结构来表述一种主张，心外无史。

至于那些历史学家的"古史辨"，戳穿了很多历史的虚假性，这是有价值的，但他们自己也掉到真实性的泥坑中去了。那些史料考证，可以洗刷一些明显的虚假，但这些史料考证就是可靠的吗？

我们发现，在网上炮击名人的现象好像越来越多，比如章子怡不爱国，刘德华没有爱心，但是我们感觉这些名人，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不至于遭到这么强烈的谴责，您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

余秋雨:无端地攻击他人，永远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以为攻击名人可以脱罪，其实是一种暴民心理。"文革"早就由红卫兵、造反派试练过了，他们当时残害的对象，叫做“三名三高”，简单说来，就是名人。

攻击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但社会上树立的却是一系列道德模范，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因此，中国的名人必须为这些人承担这样的心理投射义务。

如果要想控制这种现象，只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国的法制建设能让诬陷罪、诽谤罪、侮辱罪真正获得审判，情况就会有所改观。

我们一直在谈论历史，有一句话叫做"盛世修史"，那现在中国涌动的对历史的近乎狂热式的推崇，是不是表明了我们现代涌动的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或者是我们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一点点浮躁的某些现状呢？

余秋雨:真正的盛世不太"修史"。狂热地寻找历史话语，多半是为了获得精神安慰。而且，这种精神安慰是幻想式的，片面裁取的，迎合无知心理的，哗众取宠式的。因此，这样的"历史热"，如同民间节庆祭祖的炮竹烟火，转眼即逝。

有良知的智者，应该在人们忘记历史时独自走向废墟，或者，在人人大谈历史时悄悄离开，去思考民族的痛疾。

北京奥运期间实行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广受老百姓的好评，甚至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一直沿用下去，为此韩寒在博害中创作了一篇小说，大胆设想单双号限行数年后各种因果关系下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您认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求得平衡点？

余秋雨:韩寒的小说没看，但"多数人的暴政"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数人"极易盲从，"多数人"无法实证，"多数人"难以反驳，但"多数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这是我在"文革"灾难中反复看到的事实，几乎颠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识。一切反对民主却又要伪装民主的人，都会利用暴民，害怕暴民。我敢断言，人类灭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广泛失控。

是选择理性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两者之间无法取得平衡，只可取前者，否定后者。如果试图平衡，结果必然失去民主。

我们在给孩子们介绍中国文明的那些历史和经典著作的时候，是应该把它们改写成非常浅显、非常明白的小故事讲给他们呢，还是保持它原来的形态，让孩子们去背诵《三字经》《论语》呢？这似乎需要进行取舍，秋雨老师怎么看？

余秋雨：两种途径都要。最难的是对经典作出精彩的“现代阐释”，这不仅仅是对孩子的问题。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现代阐释"大师，使维纳斯、拉奥孔等古代艺术作品，以及古希腊的哲学著作获得普及的现代生命。其实，后来他们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毕加索的阐释也很成功。

阐释，是现代良知与古代情况的对话，也是现代对古代的一种选择。这个工程，不亚于一项重大的学术研究。中国近代一直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阐释者群体，有一些学力深厚的学者开始做了，如王国维、陈寅恪，但他们没有把阐释之桥逼向普通民众，因此还只是学术性阐释而不是社会性阐释。

前段时间上海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淡化了战争史，尤其是革命战争史，而代之以重视物质文化历史的记述，而且描述方式也有一定的变动，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如果让您编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或者说您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历史教科书，会是怎样的？

余秋雨:上海对历史教科书的这种调整，方向是正确的，可惜最终又屈服于历史界和教育界的压力，缩回去了。这又一次说明，上海人不乏明智，但缺乏勇气。

在我看来，不仅历史教科书要调整，总体历史观念也要调整。我们流行的历史观念，来自于朝廷史宫，因此可称之为"宫廷政治史观"。后来产生的革命战争史，也是从这种"宫廷政治史观"派生出来的，只是方向不一样罢了。就像下一盘棋，黑白倒置了，棋还是这盘棋。

我们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观"转向"全民生态史观"。人类文明的实质性推进，中国文化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具体成果，才是真正需要研究和教学的课题。相反，一次次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对文明和文化来说，确实未必重要。

上海的学者们，既然你们做对了，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年代，属于政治、经济、科技的盛世。我所担忧的是，我们许多文化精神却在流逝、在消退，我们是否需要再有一个战乱的时代，才能迎来再一次的文化繁荣？

余秋雨:以为战乱能推进文化精神，是一种致命的误会。这种误会，大多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各种影视作品种下的恶果。

战乱，永远是文明的最大摧残者。人类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毁于战乱。如果说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灾难会带来抗震救灾的大爱精神，但我们不能为了培植这种大爱精神而期待地震。

战乱确实有可能激发英勇气概，但更多的却是非人道的残忍。而要消除这种残忍在人们心灵里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费远比战乱更长的时间。墨子说，一心只想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统治集团，他们会用千言万语论述战争的必要性，而对普通民众而言，则没有任何理由接受战争。因此，他提出，为了普天下的"兼爱"，必须坚持"非攻"。

古今中外有很多的名家、名士进行创作时都带有某些怪癖，比如说李白，每当他写诗之前都要喝酒，海明威创作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写字台前面，古龙在写作之前必须把手洗得很干净，干净得甚至都脱皮等。这些怪癖包括我们讲过的魏晋名士们也有很多奇怪的行为方式，您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还能容得下这些有怪癖的才子吗？

余秋雨：不少杰出的艺术创造者确实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有时甚至表现为神经质。这不仅应该被宽容，而且应该被欣赏，就像欣赏窗外一棵长相奇特的树，奇特到不像正常的树;或者欣赏天边一朵怪异的云，怪异到让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群体生态造成了在生活习惯上互相窥视、互相衡量、互相偷笑的恶癖，只容得下平庸人物的寻常生态，给很多杰出人物带来了大大小小的不幸，还说人家是"怪癖"。

我认为，即使不是艺术家，不是名人，也可以有多种奇特的生活方式。这不可耻，可耻的是偷窥他们，又容不下他们的人。大而言之，一个把平庸的一致当做生态标准的民族，是可怕的。

至于你所说的李白喜欢喝酒，海明威站着写作等，根本说不上奇特，而是很正常。艺术家太正常是让人遗憾的，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不少隐潜的怪异，没让大家知道。

前一段发生过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某个城市街边的银行旁，一个歹徒突然冲到人群里对一个女孩捅了一刀，抢了她的包就跑了。那个女孩倒在地上一直在流血，但是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头，却没有一个人理会那个女孩，直到最后那个女孩流血过多致死。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事情，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余秋雨:这件事，是一个城市的耻辱，也是一个时代的耻辱。很多路人也许会解释，他们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关系，不便介入。但是，鲜血就是命令，生命就是命令。孟子说，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近于本能地把他拉住，而不会问那是谁家的孩子。孟子认为，拉不拉小孩，是人和禽兽的区别。

在我看来，中国人在公共空间发生的灾难，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旁观者的冷漠才造成的。这个毛病不改，总有一天大家会在更大的灾难中束手无策。

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社会名流、影视明星都纷纷捐款，随后网友们在网上将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名人、明星列入一个个黑名单，进行抨击。您对这一现象如何评价？

余秋雨:这种倾向使我非常担忧，因为——

第一，大爱的奉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和比较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爱就会陷于尴尬，并大打折扣。这种行为，极有可能成为不捐助者对于捐助者的审判，结果从根本上败坏崇高的捐款活动;

第二，捐款途径多种多样，仅从网上查询，很容易搞错。我在灾区看到不少开着大卡车前来捐献的企业家，他们的捐助数量就很难查得出来。我本人捐了五十万元人民币为灾区小学建三个学生图书馆，由于我必须亲自挑选书籍和设备，就把款项交给一个工作小组来执行，这也无法在红十字会的账目上查到。

总之，我不希望把全民参与的一个伟大的救助活动搞脏。我们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习惯于鸡蛋里边挑骨头，把好事折腾成坏事，大家要警惕。

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像工地，不断在拆，不断地建，我们似乎难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别提心中的安稳了。请问余老师，您怎么看目前包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拆大建？

余秋雨:我们原来的生态实在太落后、太简陋了，可以用"脏、乱、差"三字来概括。因此，"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过几年就安静了。

在这个问题上，不少文化人给大家制造了一个误会。他们总是宣称，我们是从和睦的古典社会一步跨入喧闹的现代社会的，因此诱使大家进入了一个"是古典，还是现代"的伪命题之中。

其实，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古典"早已过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时代就过去了。而且那时的"古典"也不精彩。后来，兵荒马乱、连年灾害、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多数中国人陷于最低劣的生态之中，现在的"大拆大建"，是针对这种生态而来的。

即使被现在一批文人描绘得精彩绝伦的上海"石库门"房子，也是一种低劣生态，我长期生活其间，深有体会。狭小而阴暗的房间和楼梯，处处都可以互窥和偷听;没有卫生间，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马桶"的呼声，整个城区臭气熏天;没有煤气，家家户户都在生煤球炉，因此臭气又裹卷在呛鼻的煤烟中，使人张不开眼-

中国民众有权利过得好一点，千万不要为了写文章而伪造和美化过往的生态。我们的前辈一直没有找到像样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们的幼稚强加给他们。

周正龙虎照终于被裁定为是假冒伪劣产品，而围绕这个事件，上上下下一起圆谎。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余秋雨:为假冒伪劣圆谎，大家都只在乎好听而不在乎真实，这是我国近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文化癌疾。我曾惊讶:为什么有关我的全部谣言都能在媒体上一一得逞，而大家都对真实不感兴趣？时间一长终于明白，假冒伪劣已经成了上上下下的一种心理惰性，这便是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一种"文化"。

在这种文化的弥漫下，我们没有对真伪界线的敏感，没有对虚假扮演的警惕，一旦发现疑点也缺少实证机制和驳伪机制，我们甚至找不到脱伪返真的基本程序。我认为，假虎照事件的被揭穿，是一个偶然事件，中国文化战胜假冒伪劣的功能至今尚未获得。

我们未必喜欢假，却已经习惯于假。终于，习惯也成了喜欢。"假作真时真亦假"，那么，就让真实去承担"虚假"的恶名吧。

对这个现实，我非常悲观，并坚信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曙光。

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都已经进入到一种高速发展的时期了，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大量的古迹被以很快的速度消灭掉了，另外一方面，一些投资巨大的、规模堂皇的仿古建筑又被建设起来了。您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城市发展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余秋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意思一、古迹必须保护，但也不能把古迹的范围无限扩大，对于保护的项目、内容、数量、范围、方式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论证;二、对于仿古建筑，不能加上"假古董"恶名一概反对，这是现代建筑学家擷取传统风格进行再创造的美学权利，但要力求提高等级，体现整体气韵。

城市建设是专业化要求很高的事情，已经建立了很多国际公认的技术标准和审美标准。对此，城市领导者不应该越过专业意见而武断决定，也不要对于传媒间那些非专业人士的议论过于在意。很多民众和那些喜欢发表意见的文人对于当代建筑的走向非常陌生，多数意见偏向于街坊戏谑式的保守、坐井观天式的幼稚，他们应该获得高层次的专业引领。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似乎都在盘点三十年来的得失，对于这三十年来文化方面的发展变化，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余秋雨:这三十年，在经济上发展很好，在文化上问题很大。八十年代还不错，九十年代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假、大、空"的排场文化盛行，并互相攀比，对民众和领导产生普通误导，以为这就是文化繁荣，

第二，文化体制改革速度缓慢，完全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在主流文化领导部门和作协、文联等机构，基本上看不出体制改革的任何大动作，只有近两年才在出版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动静;

第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甚嚣尘上，并越来越走向极端，严重抑制了已经急不可待的文化创新，

第四，大量纸质传媒中的文化版面在精神品质上严重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冒充民意、伪装正义来攻击文化创造者的阵地，由于这些传媒的官方背景，致使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磨损机制已远远超过文化创造机制，

第五，文化立法严重滞后，对于打击文化领域的盗版、诽谤、诬陷依然乏力，结果，二十年来文化名家出现的比例小而又小，即使出现了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扑灭的状态。

前段时间曾经有人声称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知道秋雨老师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余秋雨: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图。在中国，富裕虽然令人羡慕却缺少话语支持，贫困虽然令人同情却缺少实质帮助。因此，“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说法，很有针对性。

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话进行理论琢磨，就立即显得简陋了。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办事的地方，一定还有难办之事;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讲话的地方，一定还有难言之痛。那么，官员的宿命就只能是:随说随办，无论贫富。

请问秋雨老师，对于京城的一些新的地标项目，比如说鸟巢、水立方以及中央电视台新楼，您的观感如何？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一定会感慨北京城城将不城，因为长安街一路走过，可能就是万国博览会，您如何看待这个老城里出现的光怪陆离的各类现代建筑呢？

余秋雨:我在建筑上的观点与你不一样。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有资格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也会赞成。

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说，最好能留下一些昔日的记忆，但更重要的是展现面向未来的活力。

一位教授在论述自由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首先解释了理性，他把人类的理性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科学思维，第二种我们姑且叫它意志，或者叫私性，然后他就谈到宗教信仰，有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地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教徒，实际上这构成了对人类理性的压迫的一种可能，或者是对人的自由的干涉的危险，我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余秋雨:我不赞成他的看法。一个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会构成对他人自由的压迫和干涉。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小，真正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集中在政治界、企业界、娱乐界、体育界，几乎挨不到知识分子的事。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原因出了一点名，也根本没有获得一个健全公民社会中"公众人物"应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具备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我劝社会各界，不要再以夸张的手法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伪造这种幻想式的“公众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自己也这么幻想，那就比堂言词德还可笑了。

中国人不仅有一种彩民心态，还有一种评奖的心态，特别关注评奖，尤其关注诺贝尔奖，屡次有学者指出这个奖更多地关注了实验性的科学，技术性的科学，没有关注基础性的科学，比如像数学没有放进来，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傲慢与偏见，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人现在如此热捧诺贝尔奖呢？

余秋雨:中国人关注诺贝尔奖的热忱，并不大。你所说的学者议论，人数很少。任何奖都有自己的局限，议论议论它也是可以的。至于国内评奖，倒是有点过热。但那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做最无奈的表面文章。你稍加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大有作为的行业和部门从来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尴尬的角落。

近日颁布了2007年作家财富榜，郭敬阴名列榜首。您作为两次都上榜的畅销书作家，如何国应"中国作家不是富，而是太想富"的说法？

余秋雨:据我多年观察，并没有见到过"太想富"的中国作家，却看到了大量"太想富"，而且已经真正富起来了的盗版者。还有一批嫉妒作家稿费收入而天天口出恶语的评论者，他们的嫉妒证明他们也是"太想富"的一群。

真正的作家如果"太想富"，成天绿着眼睛东张西望，一定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作家反而是当代中国想富想得较少的一群人。

我的书畅销，但稿酬收入一直不多。除了盗版集团外，那些正式出版社也大多对稿酬的问题漠然以对，几度查问都没有回应，让你觉得再问下去很没有格调。有的出版社，则一次次以请客吃饭、赠送画册等等搪塞过去。我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只保留单位最低的基本工资，我妻子在八年前就被迫失去了工作。我们又有两个家庭需要照顾。幸好，我们两人生活非常简单，又从来没有雇过保姆，因此靠着那点稿酬，日子还过得不错。

当然，我知道二十年来一直在盗我版的那些书商过着广宅深院的豪华日子。为了防止我追究，他们还每隔几个月雇人在网络、传媒上大造一番谣，使我即使追究也失去了正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听任他们过好日子吧。

有学者的名片上把"博士生导师"写成头衔，被某国际学者戏称为:就像一个扫厕所的工人自我介绍时说，我是负责刷马桶的!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余秋雨:这确实有点可笑，但已经成为习惯。中国的名片头衔中有很多好笑的内容，例如"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又如，很多演员的名片上都印着"国家一级演员"的头衔，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的评选？这显然不可能，"国家"没有这么一个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名片上印"国家二级演员？我在北京还得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家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审定他。

听说还有"国家一级作家"的称号，那就更滑稽了，不知是谁评的。我想，如果哪个出版社敢于出一套"国家一级作家丛书"，哪个剧场敢于组织几轮"国家一级演员专场"，那肯定要让国家大大贴一笔钱了。哦，原来"国家"的含义在这里。

您在5•12地震之后写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初衷是什么，您又如何面对误读与质疑？

余秋雨:5•12地震后，我与国内一些"文化人"产生了严重的观念分歧。他们认为：一、这次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谴责;二、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三、倒塌那么多房屋，主要是建筑质量，因此灾民必须把地震现场当做控拆官员的现场;四、死亡人数、救援、捐款，都带有很大虚假性。

我认为：一、这明明是天灾，不是人祸；二、十三亿中国人没有做错什么，没有理由受到谁的惩罚；三、这么高的地震级别，倒塌房子已经不是"建筑质量"所能解释的了；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的政府、军队、官员，表现得都不错。

这种严重分歧，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用多篇文章与他们反复辩论。后来，看到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请愿要求惩罚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我的辩论对手们兴奋异常的时候，我就对那些家长作出了劝告。我知道那些辩论对手一定会在网站趁机闹事，诬陷我"反对请愿"，但我出于良知，不能不发言。我发表的真实意见是：

第一，呼吁政府部门虚心听取这些家长的意见，尽可能保留废墟证据，以便以后做法律鉴定。但我又告诉灾民:由于这次震级实在太高，倒塌房屋实在太多，抢救过程中翻动实在太大，要对倒塌房屋的建筑质量做出法律鉴定很不容易，不能急;

第二，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几十万人都在紧急转移，灾区防疫又是火烧眉毛的大事，我请求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要继续挤在那里请愿了，应该把法律的事交给律师来解决；

第三，同时我又责斥那些挑唆者你们要反对政府，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时间，为什么要唆使这些可怜的父母充当你们的政治棋子？你们还有人道底线吗？

果然，我对家长们的劝慰立即遭到这几个人的围攻，很多网民不知事情真相，也以为我在反对家长请愿，跟着他们一起声讨我。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做得一点儿也没有错。我本来不太关心政治，经过这件事情终于明白，那些以文人面目出现的政客实在太邪恶了。他们居然诅咒十三亿中国人遭受天遣，试图抹杀一切抗震救灾的壮举，刻意挑唆受难儿童的家长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都不顾这些家长的死活;不仅如此，他们又在海内外报纸上大规模就此事造谣，后来又伪造了我"假捐款"事件•.....至此我豁然醒悟，我与他们，不是什么理念分歧，而是本性上的敌对。这种敌对关系，从"文革"时我爸爸被关押，我叔叔被杀害时就建立了。我在今天能重新发现他们，使自己的人生意义更完全。因此，我会继续与他们周旋下去，绝不放过。我很可能失败，因为很少有人支持我，包括官方，包括全国传媒，但我不怕。天地间总有正义。

近来内地游客在华尔街骑铜牛，还大喊."领导骑牛，比牛更牛!""我们是中国人!"等口号，此事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此举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另一些人觉得此事无关紧要，有的外国人也骑。您对此有何看法？

余秋雨:小事情。普通中国人在华尔街的这类举止，虽然有点过度兴奋，却也没有怎么离谱，不存在"损害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的问题。纽约街上，怪事多多，大家都很随意，我还多次看到时代广场上有一些脱衣牛仔在招摇，过路人最多也只是瞟一眼，笑一下，没有什么人去查问他们的国籍，更不会觉得他们损害了什么群体的国际形象。在这类问题上，我们的心态要放松，再放松。

前几年全国高校最热的话题之一，莫过于迎接教育部的教学评估。为了教学评估，各个学校使尽浑身解数，做假教案，重改考试试卷备档，甚至为了搞迎接教评活动的晚会、欢迎领导来校而停课，耽误正常的教学，真是花了血本。同学们人人自危，上课迟到面临被开除的危险，盛传"如果你在教学评估过程中毁了北大，北大就将毁了你"。诚然，教学评估有意义，客观上改造了学校的"生态环境"，提高了教学条件。但是，评估不可能年年搞，不搞评估的这些年，楼道就可以一直脏兮兮么？迎评促"进"的进步，是真的"进步"么？

余秋雨:中国各行业的所谓"上级检查"、"领导评估"，常常成为一种灾难，多数是自欺欺人的过场闹剧。试问，这种"评估"，曾经“评估”出一位大学者'或"评估"出一个抄袭者吗？曾经"评估"出一项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项目，或是一大堆秘书所制作的报表，一大堆空空洞洞的"肯定"和“希望”。季羡林先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对我说"这种评估，如果认真一点，即使只对全国重点高校，花一百年时间也轮不过一圈。"

有一位省委书记深知这种评估、检查对下级单位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在电视里看到他在一个大会上宣布"全省一百二十个检查团、评估团，今天下午全部撤销，立即返回省城做正事!”我一听，在电视机前远远就为他鼓掌。

将中国的第一颗探月飞行器命名为"嫦娥"，似乎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彰显和宣传。但是，仔细想来，将中国古典文化和艺术中最具浪漫情调的意象之一，中国的阿弗洛狄特"嫦娥"与一颗没有美感的金属机器联系在一起，发人深思。现代科技其实对传统文化艺术正顺理成章地侵蚀。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侵蚀，甚至是文化想象的替换。"嫦娥"之类，在我们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的心目中，就可以是某种高技术产品的意象了，泛着冷冷的金属光……这并非危言耸听…...

余秋雨:你的想法太保守了，不像你的年龄。一个古典形象的最大魅力在于超越时空，而超越时空的最佳状态是融入新的时空，而不是让新时空中的一切对自己"肃静"、“回避”。嫦娥既然有勇气飞向月亮，为什么没有勇气飞向现代？

另外，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幽默。我第一次看到伦敦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穿着满台牛仔服演莎士比亚，一下子适应不了，但在看了半小时之后就为莎士比亚高兴了，发现他真的有能力穿越时空，而且，我仿佛也看到他在剧场上空爽朗大笑。

你们那么年轻，干万不要成为因循守旧、咬文嚼字式的老古板。人类史上一切有价值的灵魂都是可以互相对话的，他们都会像飞天一样自由朝翔，这不是谁"侵蚀"了谁，也不是谁"战胜"了谁。这是一种互相"侵蚀"和互相"战胜"，结果指向人类的完整，艺术的永恒。

不得不说中国电影，尤其是大制作，偏爱武侠和古装戏。很多人将之归为对"童话"的回归，武侠是"成人的童话"，而我更愿意指出这些片子的一种特质——异时空。电影不断地讲述古代，难道是当代生活的贫乏不足以生长想象么？作为造梦工程的电影，只能在讲述与现实无关的"异时空"时，才能制造出让人获得审美愉悦和观赏快感的"童话"么？对比好莱坞，当代生活照样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获得自由舒展。电影造梦，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当下的生活松绑？中国人电影中的"现实生活"意象，为什么总要和"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实生活不等于现实主义。

余秋雨:很抱歉，我必须指出，你提问题的语言方式太拗，听起来很费劲。

以古代武侠编织现代童话，是中国艺术需要经历的一个美丽阶段。因为只有这样的阶段，才能使我们在艺术上真正超拔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局限。用你的概念，只有琢磨了"异时空"，才能知道我们身边的时空。

但是我相信，这个阶段不会沉湎很久，观众也没有长期陪伴的耐心。艺术家们在翻越一个山口后不会老是赖在这个山口不走了。他们很快就会游荡别处，观众们等着跟随他们走新路吧。

这一段时间的古代武侠童话题材，也暴露了我们电影艺术家的一个大毛病实在不会"质朴叙事"。这是缺少文学原创力的证据，一时补不起来。那么多大同小异的炫丽场面，那么多的感觉和哲理，展览得眼花缭乱又苍白无力。如果他们要跳上更高的台阶，必须花大力气修炼"质朴叙事"的功夫。最惊人的想象力，也以"质朴叙事"为基座，例如《指环王》、《哈利•波特》。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瑰宝，古琴一直是很高层、很小众的艺术形式，它伴随着一个阶层一一文人士大夫阶层，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士大夫阶层退出历史舞台而跟着逐渐步入坟墓。但最近几年古琴固热，看起来形势大好，琴也成为大型音乐会的宠儿，但是，古琴的声音不断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扩音设备回晌在人们耳边的同时，又使得古琴音乐精华——极其微妙处(比如细微的吟猿之音)丢失，从文化的层次上说，更抽离了它深刻的文化属性。古琴音乐从来不为悦耳，流行音乐则一定是和"好听"分不开的。高雅艺术走向大众，还是高雅艺术的变质和死亡？

余秋雨:又太保守。古琴在古代的地位，显然被夸张了。数量少得可怜的文人士大夫的高雅生态，显然也被理想化了。

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都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做宫，整日忙忙颠颠，诗、书、琴、画对他们来说只是"风雅余事"，达到专业水平的不多。诗、书好一些，琴、画的水准大多也只是入门而己，其中尤其是琴，真正能弹的只能是专业琴师，一般文人也不过是摆弄一下罢了。

因此，要说古代文人弹古琴没有表演性，其实那完全是一种萎弱的不自信状态。等到明末江南有一些官僚文人有能力养琴师了，当时也是不惜四处通知、长期张罗，竭力打造着一个个表演场面。阮大诚家里就是如此，已经是非常热闹了。我们不能用臆想中的古代，来批判现代创作。

现代音乐创作中能发现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殊美色，应该鼓励。但如果要把古琴曲与民间的原生态音乐相比，我更钟情后者。这一点，我与音乐界的朋友谭盾先生有近似的看法。

艺术形式的创新和维持，往往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命题。中国古典诗词讲求格律，本来是为其"音乐"美，但是，如今，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遵守格律，则不一定和坚持诗歌的"音乐"美统一了。本来合二为一的目标，如今已经不再一致。而且，今人学习古诗词，用今天的语言，也很难再直接、生动、纯粹地感受到它们原初的美，就像是兵马俑一类的出土文物，我们看到的，已经褪去了油彩，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失去颜色的灰色调，就是那个时代的意象。再者，即使今人完全按照诗韵来作诗，那么我们也仿佛是一个盲人在手杖上绘出王色斑斓的图案来，有和无，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余秋雨:你的表达方式也是太"绕"，听起来不太明白，但我大致领会了你的意思。你认为古诗有当时的音律美，但不必在现代依样画葫芦了。我赞成你的想法。

你们不知道，我能写一手很纯厚的古典诗词。我从小就背诵大量古诗，感谢中学语文老师刁攀桂、穆尼使我有了这方面的鉴别能力，更感谢大学时代的陈汝衡、盛钟健、范民声老师严格地教会了我写作古典诗词的技巧。后来，陈、盛、范三位古文专家都对我写出的古典诗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我现在完全不写了，因为那些词语方式，与我的真实心情产生了阻隔。前几年，马鞍山市要在李白去世处立一块碑，市民投票让我书写碑文。我提出，如果用辞赋体或文言文来写，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但我要用现代散文来写，才能真实表达我对李白、对长江、对中外游客要说的话。他们同意了，我很高兴。

请注意，只要写好了，现代散文也会有一种语言节奏，可以句句入心，句句在口。这种语言节奏，未必比古代音律差。

秋雨老师，记得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您说过，如果把文化知识和看文化的眼光来比较，您更希望我们接受您看文化的眼光。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您的这种眼光确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我想问您的是，这一年的相处下来，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和建议吗？

余秋雨:我很高兴这一年与你们的相处。我已说过多次，本来我对中国的经济很乐观，但对中国的文化不乐观;自从结识你们，我在文化上也稍稍乐观一点了。当然'还只是“稍稍”。

对你们的希望和建议，这一年我零零星星已有不少表述，概括起来是三句话——

第一，把善良当做生命的根。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我别有所指。你们从过去和现在都会听到很多动人的口号、漂亮的主张，包括那些国际通行的理念，这些都会理所当然地吸引年轻人的心，然而必须注意提出者的"善良指数"。他们如果以诋毁他人、造谣中伤、歪曲事实、幸灾乐祸为基本手段，那就干万不要追随。这是我在"文革"中取得的经验。那些"打、砸、抢"的造反派提出的口号，也是"为了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现在不少投机者连"文革"造反派都不如，完全是在扮演某种角色，你们一定要防范和警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把善良作为生命之根，并以此来衡量世间百态。

第二，把创造当做文化的魂。这是针对当前风行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而言的。没有面向未来的创造，中华文化便没有前途，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意义。这些年，文化的误导、政治的需要、大学的风气、民间的无知，造成了对古老话语和故事的盲目崇拜，这是中华文化面临转型和迈进时遇到的一个大泥潭。希望你们能够看清这一点，快速地移身到创造者的立场上来。为此，你们要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能力和评判能力，增强对一切创新信号、异态信号、陌生信号、后代信号的敏感能力和吸取能力，千万不要成为装模作样的“伪古董”。更重要的是，你们虽然出身北大，我更希望你们不要满足于成为文化的讲述者和评论者，而应该力争创造一点什么，从事文学创作、推动创意产业都可以。

第三，把自己当做独立的人。这就是说，不要盲从已有结论，不要盲从既定规范，不要盲从官方思维，不要盲从传媒误导，不要言从众口喧哗，不要盲从多数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在大学里的所学、所读、所听，绝大多数都是前人和别人的想法，整个儿是一个"异己的沼泽地"，明明已经被吞没了还觉得“水草丰美”。只有独立的人格，才有自由的思想。而一个人要唤醒并加固独立的人格，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否则，只能使平庸的文坛更加平庸，使杂乱的精神更加杂乱。在当前，年轻人更需要从网民的情绪潮汐中自我解救，独立寒秋，冷眼江湖，厕身人海，中流砥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抓住那一点点独立。平心而论，生于今日而求独立，远比老子、孔子、屈原、李白他们的独立更困难，也更可贵。

这三句话，是我历尽半辈子风霜的自处之道，自卫之道，敝帚自珍，且转赠你们参考。人与人之间，生存环境可以千差万别，但生命哲学却处处相遇。我与你们深谈了整整一年，彼此的生命也有了关联，因此临别直言，如同家人。

最后顺便说一句你们今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而又估计我能帮得上忙的，尽管来找我。

天晴

原文问题部分都是涂黑的，很便于阅读。可是到了这里，版式全变了，我不会用。对不起过来观看的读者了。

宜笑

雷老三

学习，余秋雨回答还是高水平的，尽管他的为人有问题

天晴

学习，余秋雨回答还是高水平的，尽管他的为人有问题
雷老三 发表于 2011-7-22 12:29

  我想打消你的误会，问一声他的为人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我都会给你一个答复。

雷老三

余秋雨的人格问题

雷老三

评论：余秋雨也配谈“君子人格”？


网友说：余秋雨讲自己是君子，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心理学家说：人的内心越是缺失什么，往往就越想表达什么。正如那些压根就没谈过一次恋爱的小男生，往往喜欢把自己吹嘘得像西门庆般的大淫棍似的；而人前人后拼命标榜自己“功夫如何了得”的仁兄，十之八九都是阳痿早泄一般；于是乎，余大湿隐忍多年，终于火山喷发不可遏抑，开始大谈“君子人格”。

雷老三

我并不知余秋雨前些天到了长沙，如果知道，即便如何私务繁忙，我老人家也会拔冗去泼他一脸的尿，把余大师打回原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余大湿”。当然，我只会给他泼尿，绝不会给他泼粪，那实在太浪费了。

余秋雨说他和于丹“一见如故”，其实如果把这形容词置换成“臭味相投”或者“一拍即合”什么的，我想会更准确一些。而余秋雨和于丹这两位光会糊弄些散碎文字的边缘文人（张一一先生按：这两位是否有资格被称作“文人”都让我很有些不舍）和投机倒把分子，俨然也能以大陆“文化代表”身份出现，越俎代庖堂而皇之大谈什么“君子之道”，这不能不让人跌足痛哭我主流文化的沦丧，真个是“时无英雄，遂使大湿成名”，竖子亦能充巨子。

余秋雨先生在《君子人格》一文中沾沾自喜地“按”道：我在台上看下去，全场的所有男性中，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打领带。我知道这是隆重的正式场合，打领带表现了一种礼貌，但我又受不了千篇一律的枯燥，所以作一点突破。前些天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我与日本表演艺术家栗原小卷女士一起为“评委会大奖”颁奖，我也没打领带，今天是第二次了。

这一段文字至少透露着两方面的信息：首先，为了“作一点突破”，余大师不会拿礼貌不礼貌当回事儿，只要能“鹤立鸡群”突出自己，礼貌算个屁。其次，余大师无非向我们广大网友彰显他的崇高地位，又是国际电影节作评委，又是和的日本表演艺术家，又是也刻意没打领带，您瞧我们的余大师多神气多有国际影响力，多会制造国际影响力啊。

雷老三

余秋雨先生报告中的文字基本上是“不忍卒读”，不过好在余大师还有一些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是唯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余大师在文章中说：“满口学问的人，很可能是小人，他们常常以大量的文字玷污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集体人格。”这是余大师多么真实而生动的写照！余大师还说：“在文化上，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对此，我恍然大悟并深表敬意，难怪余大师能击败“最成功作家”郭敬明，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了。

末了，愿把孔老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金玉良言，赠予余秋雨大师这个喻于义、坦荡荡、和而不同、不忧不惧的真君子。（张一一）

阅读延伸

从文革余孽到假捐款门 余秋雨是是非非三十载



余秋雨无疑是30多年来中国文化界最富争议且争议最为持续的人之一。置身于舆论漩涡的余秋雨也曾对这些“争议”颇为诧异，认为争议从未与他写作和演讲的观点有关，却聚焦在另外三个方面：一是在“文革”中从事过写作，二是他的文章中有不少“文史差错”，三为“文化人不该上电视”。但在四川大地震中“事不关己”的言论和最近的捐款质疑无疑将这种争议面又一次扩大了，这次，无关文学，落在人品。

历年争议事件一览

“文化口红”批判

1999年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用不以为然的口气称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是“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他讲述了在上海文化圈流传很广的一件趣事：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朱大可认为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

雷老三

“石一歌”写作组

1999年 12月，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声称据一个“当年同事”的揭发，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写过几十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全国轰动，多数媒体作了报道。

2008年1月，由纽约文化局、美华艺术协会和林肯中心合办的第二十七届“亚洲最杰出艺人奖”颁奖。中国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是三名获奖人之一。图为她和丈夫文化学者余秋雨十日在纽约畅谈中国黄梅戏如何在新时代的文化氛围下求新求变。中新社发邓悦摄

“收受深圳豪华别墅”事件

2000年第2期《书屋》杂志刊登了肖夏林所写的针对余秋雨的文化批评文章《文化中的文化》，里面写有“他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的文字。2000年8月，这篇文章又被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余秋雨现象再批判》一书，随着书的出版批判随着而来。

石破天惊逗秋雨

2003年7月，书海出版社出版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一书，指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中存在的差错多达126个，其中“时、地、书、名”差错30个；职官旧制差错3个；“文词音韵”差错61个，另有由于误书和排校疏漏等所造成的差错16个。这些差错的具体分布是：《文化苦旅》65个，《山居笔记》56个，《霜冷长河》4个，《智者的声音》1个。

“首富”事件

2006年12月20日余秋雨在博客上贴出《我对“全国作家财富榜”的回复》对“中国作家富豪榜”做出回应。他认为1400万元的版税错把伪书和盗版书收益计算在内，但这也证明了自己拥有强大的购买号召力。此举遭到作家郑渊洁的抨击，认为余秋雨“想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赚钱最少、书又卖得最好的作家”，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虚伪。

是非青歌赛

2006年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中，作为评委的余秋雨因将“仁者乐山”中的“乐”“yao”字读成“le”音，将“杯水车薪”的“车”（che）误读成“ju”，遭到观众的短信挑错。

2008年网友总结了余秋雨在青歌赛中的三大口误

（1）“鲁国太弱小，所以不属于战国七雄”——针对“哪个不属于战国七雄”的选择题，余秋雨在点评时对“鲁国”这个答案的解释是“它太弱小”。随后有观众在网上纠正说：“鲁国之所以未列战国七雄，不是因为弱小，而是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

（2）“孔子是战国后期人”———在点评一个流行组合的回答时，余秋雨评委发出一连串提问：“孔子，字什么？名什么？”答题者没答出孔子字仲尼，是儒家创始人，余秋雨在点评时突然冒出了一句“孔子是战国后期的人”。随后，有观众在网上发帖纠正说：孔子是春秋时期人，生于公元前551年，而战国时期大约是从公元前475年开始的，当时孔子刚刚去世。

（3）“但丁不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余秋雨问一位选手：“请说出一位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选手答“但丁”。余秋雨却认为不对。有观众立即在网上留言说：“余秋雨对选手回答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有但丁感到惊讶，这使我也很惊讶，恩格斯早就说过，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显然他应该是文艺复兴的最早代表。”

“故居门”

2008年9月上旬，一则“慈溪为余秋雨老宅申报文保单位”的消息见诸于省外几家媒体。报道说，余秋雨在慈溪的老屋，也就是慈溪桥头镇“2层7间房的老宅”已经重新修葺，成为当地著名的景点，而当地文化站也正在努力，争取让这幢老宅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一时间“余秋雨故居有可能成为文物”的言论快速传播开来，网上口水四溅，来自民间、媒体、网络的各路评论员纷纷发表评论。

天晴

“石一歌”写作组

1999年 12月，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声称据一个“当年 ...
雷老三 发表于 2011-7-22 12:52

    哇哇哇，千万别信网上的东西！

    记得有一次我的领导告诉我：网上说余秋雨为汶川地区小学捐款之事是余秋雨炒作的。我说：你信吗？还有人说他诈捐呢。

    我总是在想，一个人在努力创作，埋头建树工作，对别人中伤不理不顾的人和另一些什么也不做，只知道造谣、中伤搞创造的人，我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我只想问一句：你所引用的那些东西那一件能够落实？

雷老三

这还不够落实吗？

天晴

这还不够落实吗？
雷老三 发表于 2011-7-22 13:06

   引述网上的东西很容易的。但是想要证实是真的，请拿出证据。

   如果你也想成为批判余秋雨的队伍中的一员，请拿出你自己的东西来。

天晴

中国是一个虚假成灾的国度，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全凭你的一双慧眼。

正像余秋雨在这一篇的结尾处所说：“平心而论，生于今日而求独立，远比老子、孔子、屈原、李白他们的独立更困难，也更可贵。”

如果在这个帖子底下谁再攻击余秋雨，我将不再理会。

莫冉

很赞赏余秋雨对秦始皇陵与《红楼梦》的看法，科学、客观。

天晴

回复 3# 宜笑


    宜笑来读，一定会收获不小吧。

天晴

很赞赏余秋雨对秦始皇陵与《红楼梦》的看法，科学、客观。
莫冉 发表于 2011-7-22 23:20

    问题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提的，都是他们当前对中国文化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疑问。我觉得很有时效性就给发上来了，目的是想把我看到的一些好的东西介绍给大家。莫冉喜欢我当然高兴。

    看余秋雨，就像品味饕餮盛宴，好东西多到一时看不过来，我倒是挺喜欢他对中医的论述。

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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