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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一只知更鸟》:民族改造的秘方
(本文选自《随笔》2011年第3期)
谢宗玉
美国电影学院把《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主角格利高里·派克评为百年电影“一百名银幕坏蛋与英雄”的头号银幕英雄。而这个英雄,在电影里,只是个律师。整场电影,他所有的壮举,除坚持不懈地打了一场失败的官司外,再就是远远射杀了一只来历不明的疯狗。按我们的思维,这头号英雄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他,主演过《第一滴血》系列的史泰龙、《虎胆龙威》系列的布鲁斯·威利斯、《真实的谎言》的施瓦辛格、《非常人贩》系列的杰森·斯坦森似乎都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个称号。但美国人就要把这个人家吐他口水,他也只是掏出手帕擦擦脸的绅士送上第一把交椅,为之奈何?
单从情节来看,《杀死一只知更鸟》并无过人之处,看得人都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美国南方小镇的灿烂阳光并不能在黑白电影里层次分明地呈现,白晃晃的阳光会将它拥抱的事物变成飘浮的幻影,而将它遗弃的事物变成沉重的阴影。如果不是几张稚嫩而生动的小脸蛋撑着,画面实在单调得有些乏味。
这部电影的重要性,最初是由它的时代性造成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黑人运动的高潮,传奇人物马丁·路德·金在这部电影公映不久后,晋见了肯尼迪总统,要求通过新的民权法,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并于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名震天下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部白人律师执著地为黑人打官司的电影,其出品可谓正当其时,与轰轰烈烈的黑人运动遥相呼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简直就是一部“听将令”的作品。
带有鲜明时代性的作品,一般有两种命运。一种是随着时代的一去不返而幻若云烟,一种却以斧劈刀雕般的力度为消失的时代留下永恒的见证。《杀死一只知更鸟》幸运地属于后者。原因是导演当初在电影中埋有伏笔。“为黑人运动推波助澜”只是电影的显性意图,电影的隐性意图则是一个民族该如何从愚昧、偏见、固执中走向文明、公正、理性。从1962年电影出品,到现在已有五十个春秋,电影的伟大精神正日益彰显,并散发出愈来愈强劲的光芒。电影由最初为黑人争取政治权利呐喊助威的“急就章”,最后变成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象征主义杰作,这大概是与电影同时代的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律师芬奇,虽然不是一个让观众见了血脉贲张的暴力侠士,但他在电影中坚忍、公正、执著、宽容、理性、博爱的品质却让人过目不忘。他虽然没有能力解救一个被诬陷的黑人,但他似乎把整个美国民族从黑暗愚昧的深渊拽上了新的彼岸。选他为银幕英雄第一人,正是美国人成熟而理性的标志。
除了浓郁的象征意义,这部电影的成功,还在于它巧妙的孩童视角和结构安排。斯科特是律师芬奇的女儿,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她操纵了整个故事的取舍和进程。作为初来人世的小孩,对未知的事物总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幽灵和鬼怪就是世界被掩藏的真相。他们对邻居布尔的各种可怕传闻深信不疑,说他活吃小动物,常常满手鲜血,牙齿凸凹稀落,两眼深陷不见,瘦得就像传说中的骷髅。在想象的恐惧中,他们把布尔家的房子当做的恐怖探险的最佳场所,并借此获得一份自信的力量。可危险却来自另一个方向。当固执凶残的尤厄尔要伤害斯科特和她哥哥时,被他们幻想成恶魔的布尔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勇敢和诚挚,赢得了孩子们的认同和亲近。想象中的恶魔原来是那么善良、单纯、富有爱心,就像《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钟楼怪人。以往莫名其妙的事情,这时也真相大白。比如说,被裹成一团的裤子为什么会叠得整整齐齐?树洞里为什么会时不时冒出一些小玩具?原来都是布尔暗中向他们示好的举措,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可以说,对布尔的重新认识过程,正象征着孩子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过程。
当孩子们沉浸在幻想的偏见中自得其乐时,梅岗镇的居民也深陷在对黑人固有的成见中无法自拔。长期的种族隔离,使得白人几乎不了解黑人,他们看到的只是黑人的表象和负面。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黑人是美国社会所有乱源的起因。当一名白人女子在她父亲尤厄尔的威迫利诱下,不得不诬陷一个时时帮助她的黑人时,镇上几乎所有的白人都认为这个“强奸犯”罪该万死,并且不等审判就要将他乱棍打死。
律师芬奇替黑人罗宾逊的辩护过程,既可看做是为黑人运动鼓与呼,也可看做是要将镇上的白人从偏见的泥坑里超拔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们眼中的邻居布尔,就像那个时代白人眼中的黑人。是爸爸芬奇理性、公正、博爱的言行,才把孩子们从莽撞、易怒、偏执的迷雾带出来。然而作为律师的芬奇,却没能够最终把镇上白人的偏见扭转过来,十二名陪审团成员,一致认为罗宾逊有罪。尽管如此,坚忍而执著的律师却有力地维护了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使得正义和良知仍然畅行在1932年经济大衰败的美国大地。时代黑暗,前途渺茫,到处都呈现出山穷水尽的萧条景象,但整个民族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
法庭辩论是全剧的高潮,不管大人还是小孩,白人还是黑人,都搅到了一起。电影的两条线索在此合并为一,并互相影响。尽管黑人罗宾逊最终被判有罪,但律师芬奇理智而冷静的法庭辩论,不但为同时代的黑人撑起了希望之灯,还为后代播下了公正和良知的种子。从1932年到1962年,电影故事的发生时间与电影的出品时间相隔三十年,正是故事中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间。三十年代的孩子们已变成了六十年代美国最年富力强的国民。风起云涌的黑人运动,只有黑人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还需要大多数白人作为盟友。而这些人不是骤然降临这个世界的,他们正是从三四十年代的前行者那里吸取了人道和正义的营养,从量变到质变,逐渐掌握了探寻真理和认识世界的钥匙,才在关键时候把握住了美国发展的正确方向。
废除种族隔离,追求人种平等,不仅是黑人的福祉,也是美国走向更文明更富强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律师芬奇其实也可看做是全美人们的父亲。北美大地正是雪藏着这样千千万万的“父亲”,才会带领“容易犯错、莽撞天真、富有探索精神”的年轻民族走向一条健康发展的阳关大道。可以说,电影中的孩子们正是美国年轻民族的象征。
美国南方有这样一句俗语:杀死知更鸟是一种罪恶。原著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就是取于这句俗语。知更鸟歌喉婉转,曲调多变,每天清晨为沉睡的人们报晓。却不破坏花草,不毁坏稼穑,主要以蠕虫、毛虫、甲虫、苍蝇为食。无论如何,打死这样的益鸟是一种罪恶。在电影中,知更鸟既象征着黑人罗宾逊,也象征着邻居布尔。
律师芬奇不是一出生就先知先觉,小时候他也用猎枪射杀过一只知更鸟。但自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就再没有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人世间任何一件事情。惟其如此,尤厄尔吐他口水,他也坚忍着不还以颜色。就算面对一只疯狗,他举枪的手臂也犹豫不决。枪法超群,身怀绝技,却从来不付诸武力,只想依靠自身沉稳的正义力量,依靠内在的精神气质,让盲目愤怒的人们望而却步。这是人类朝文明进发所必需的一种境界。
知错改错,既是一个人进步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标志。“知更鸟”罗宾逊被射死,那是一个民族在犯错;“知更鸟”布尔被洗脱恶魔的嫌疑,那是一个民族的后代在修正错误。正因为能知错就改,美国社会才会一点点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很显然,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也没有毫无纰漏的制度,民族中如果缺少像律师芬奇这样的中坚力量,再好的制度也会在执行中的过程变得不伦不类,制度中的任何隙缝都会被人性中的恶撕开一道天大的口子。律师芬奇其实就是民族中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既是民族进步的战斗者,也是民族情操的守护者。丰富的学识、责任心和正义感。坚守信念,并为之奋斗终生。博大的胸怀充盈慈悲之光。情感永远受控于至高无上的理性。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特征。
那些流血伏尸的武士,其奉献终究是有限的,而理性和公正却能将颓势中的整个民族引向柳暗花明的境地。这才是格利高里·派里能成全银幕第一英雄的最大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其实就是美国民族改造的秘方!
(电影在1962年上映,改自哈伯·李的同名小说而成,曾获1963年奥斯卡最佳男演员、1963年奥斯卡最佳编剧)
(《杀死一只知更鸟》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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