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江中牡丹 于 2010-7-19 18:56 编辑
书,人生路上的酒吧 别生疏手上的弦
书,人生路上的酒吧 ... 2 3 4
(一)
现在,我还会经常想起小时候一些与书相关的事情。
我父亲是五二年北师大哲学系的毕业生,因母亲是他的发小,又有婚约的同学,父亲要求分回到母亲身边工作。在那个时代,父亲应算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专业非常热爱。而且研究得很深,是当时辽阳非常有名气的理论专家。当然也不排除时代与地域的局限。没能使他老人家成为大家。仅举两个例子:例一:1964年父亲在课堂回答学生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不是顶峰”时说:由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是相对的,所以真理也永远是相对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顶峰,但还会发展。这一学术观点比武汉大学的李达先生1972年提出,早了八年。例二:八十年代初,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父亲给《人民日报》写了封信,提出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给予节选刊登了。其观点是:实践是一条流动的长河,理论是实践长河一个截点的提升,前者是动态的,后者是静态的。当理论在一个提升过程中完善时,历史的长河(实践)已经又向前发展了,前进的实践怎能去检验落后的真理。只能不断地修正真理。这就是让我敬仰的父亲。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现在辽大外院的院内。那时没有这么时尚的教学楼和园林般的校园。我家住在父亲学校为老师修建的筒子房里,虽然很简陋,但冬暧夏凉。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我记忆里,父亲总是在灯下,一只手捧着书,一只手拿着一只粗大的红兰铅笔,在书间勾划点批。那时提倡读原著,读书便成了父亲永远的劳役。这时也是我最惬意的时候,我会悄悄地猴儿进父亲的怀里,也总是在他的怀里不知不觉的睡去。这便是我最初的书缘。
(二)
我读书的生涯是在无书可读的时代开始的。
1965年的春天来了,那年我十岁,在市师范附小读书。我只记得那时的天总是灰蒙蒙的,路上的人总是行色匆匆,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当时,刘少奇在全国刚搞完“四清运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政治分歧已经显露)。一天,班主任老师-----一位快退休的老人,低缓地对同学们说:“现在,全国上下要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反修防修。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课半年,四年级以下的同学因年龄太小,就在家闹革命,五年级以上的同学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谁知这一停课就是三年。
在我记忆里,家里有一壁墙的书,时间太久,就连书架是什么样式都已记不起来了,只是梦里我常常能感受到来自那面墙的温暖。一天夜里,一群学生喊着口号来我家抄家,往日里抱着我玩,给我买冰棍糖块非常可爱的哥哥姐姐们,如同一夜间着了魔一样疯狂起来,他们叫着,喊着,挥动着手臂……我把头埋在被子里,从缝隙里看着他们把家里的书一摞摞装进了麻袋。他们走后,父亲沮丧地坐在椅子上…… 不久,父亲因关于“顶峰”的观点阐述(林彪语录:毛泽东思想是顶峰)被隔离审查了。 只记得后来母亲总说:我喜欢这本书,不是这个版本的,那个版本插图是谁的……这句话的原话是什么来的,就在那本书里,那本书没了真可惜真舍手……又是一天夜里,学生们将从老师们家里抄来的图书,还有些“四旧”堆在操场上烧了,人们在那里起舞,很象宗教的仪式,而很多老师悄然地走出家门,无助地看着……那火光时隔四十年,在我的心底还不曾熄灭。
(三)
我少年时的读书经历是奇异的。
因为长期见不到父亲,母亲总是心神不宁,我便经常偷偷去那座欧式建筑的教学楼里乱转,希望有一天能奇迹般地见到父亲,带回一点有关父亲的消息。学校早已不上课了,学生老师中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大喇叭、大字报、大批判已成了时尚。批斗会一个接一个。一个姓王为人和蔼的老校长在家里自杀了。一个姓陈的有两个老婆有国民党中校军衔的校医自杀了。让人已经感受到了什么是恐怖。恐慌的情绪在我们周围渐渐漫开。
偶尔,我也学着成人的样子看看大字报。其实,我那根本就看不懂各造反派之间在相互攻击什么,只想在里边找到一些关于父亲的信息。但,我因看大字报时常会引来一些看大字报人的讥讽嘲笑。我变得自卑自闭起来……那是一个没有阳光的时代,一个被斥为“黑五类”的子女------没有学上,没有书读,没有小朋友一起玩,还不时地承受不知来自何方的伤害,没有人向你解释这一切。我经常会梦见一个人在大漠、荒原、深山中行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学校被封存的图书馆,这是一个很宽敞,采光面积很大的房间,一趟趟桌椅整齐地向图书馆的深处延去,由于久无人问,上面已落满厚厚的灰尘,里面是书库,所有的书架从上到下都被牛皮纸封盖着,那时,我已经知道所有封在里面的图书都是"封资修的毒草"。但还是一种以久违的宁静从图书馆的四面飘散出来,一种久违东西在呼唤着我……管理人员原是我父亲一个教研室的白叔,文革中因有问题下放到图书馆,他只抬一下头,然后就做自己的事去了,他无视我的存在.我向书库的深处走去。
四)
古谚云:三岁学,不如三岁择师。我几十年来所以学无所成,事因少年好学而无师。
我在书库深处,翻动封盖书架的声音,惊动了白叔,白叔拉着我的手走到了书库最里面,说:书架上的书你看不懂,也不让人随便看,你就看这些书吧。这是书库深处的一片很大的空场,中间堆着山似的书,外人都忙着闹革命,很少能光顾此处,我拾起一本书,封面上有某某人的签名,我知道那是从老师们家搜来,还没有来得及烧毁的书。不久,这里就有了属于我自己的桌子,凳子(是用书摞成的)。成了我以后三年读书的桃园。
(五)
其实,我那时的读书状态是与世隔绝的,除了书的吸引外,还有很多逃避现实的成分,换句话说,是当时的社会现状把一个十岁多点的孩子逼到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让他把暂时宁静虚幻成了世间的永恒,书成了唯一的朋友,一个可以无语交流的朋友,一个永远不会背叛我的朋友.我把我的世界交给了他,他把他的世界毫无保留的给了我.我时常能听到书在为自己所遭劫运哭泣.如果说我是在向书倾述,不如说是我们是在相互的哭述.在哭述中我们走向平和...书,成了我心灵的慰藉,第一次成了我人生路上的酒吧.
在那个不幸的时代,我是幸运的.我读很多当时孩子们想读而无法读到的书.当时所有能看到的现代文学(不是当代文学)名家的作品我都涉猎过.(后来我上大学时还为此感到骄傲)什么《三家巷》、《六十年变迁》、《早春二月》、《晋阳秋》、《为奴隶的母亲》、《八月的乡村》、《呐喊》、《青春之歌》、《家》、《春》、《秋》、《莎菲女士的日记》、《雷雨》...革命战争体裁的《暴风骤雨》、《红日》、《逐鹿中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铁道游击队》、《运粮队》、《敌后武工队》、《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苏联文学作品《青年近卫军》、《土士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安娜卡拉林娜》、《猎人日记》…….短篇小说《契卡夫短篇小说》、《卡夫卡短篇小说》、《莫泊桑短篇小说》……古代文学作品也仅限限于《老殘游记》、《搜神记》。三言二拍之类.《聊斋》不敢看,看了几眼就鬼狐乱飞,只好作罢.中国的四大名著只有《西游记》、《水浒传》能看得懂,《三国》还搞不太懂,《红楼梦》只读一半就放下了,理由是太啰嗦……每每读书,我都要把书上灰尘擦去,有时会搞得满身满脸都是灰……把卷起来的页弄平,不时地用一摞书压上.看书累时,我会去选书,把选好的书,靠墙边码起来,如同码劈柴堆似的.开始时,母亲还到处找我,后来,母亲知道我在图书馆就不管了,那时她自己的愁事比我多.只是有时,我往外跑的时候,母亲会喊住我,给我兜里,装上一点吃的.
我最幸福的事儿是埋在书堆上睡过去,梦里与书中的人物,故事,景物,情节交融在一起……醒来时,还是那片宁静温暖的阳光照我的身上.(写到这儿我想哭,)
(六)
1968年,中国三年的无政府状态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变节奏的时期.大中院校的学生,在革完老师的命之后,开始革自己的命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但是,"文革小组"极左的思潮并没有改变.仍应坚持"宁要无产阶级的晚点,不要资产阶级的正点.""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无政府的状态一直延续到1972邓小平复出.期间,我们不是在工厂做工,就是在农村种地.工人农民们就去搞大批判.除此之外,就是继承我们大哥哥大姐姐的光荣传统,学校无休止地批判(打骂)老师.这个阶段有个喜人的变化,大学复课闹革命后,开始召收工农兵上大学,很多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色者被保送上了大学.一些当权者的子女也成了幸运儿.当时,我们同学中最流行一句话: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种读书无用论一直延续到1977年.
这期间,父亲所在学校也开始招生,图书馆已经去不了.我读的书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书的来源断了,读书没有了选择性,只能是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当时的手抄本小说已在同学们手上传抄.主要有两种:《第二次握手》、《梅花党》,我抄写这两本小说是从妹妹的一个同学手里借来的.抄书是有条件的,一次只能传给你几页,还回去后再给你另几页:二是有时间限定(因为还有很多人等着传抄呢).这两本有着与以往图书的不同特点,视野比原来扩大了,前者讲的是海外与大陆的之间的高级知识分子间的爱恋故事,后者讲的是台湾与大陆两党间高层变故的故事.让人耳目一新.当时,《毛泽东诗词选》已经发表,背诵毛泽东诗词已成为所有知识分子和文学青年最快意的必修课.除了发表的,还有来自手抄本的,现在依稀记得几句"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看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闪闪青眸子,霞染海魄衣."当时,《革命烈士诗抄》是公开传阅的读物,那里面有很多东西影响了我的一生:"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牢底坐穿."还有鲁迅的诗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唤起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还有批儒弘法的批判材料,介绍了许多儒家思想,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四书五经这些经典文献.
(七)
这个时期还有另一类图书---剧本(八个革命样板戏)。父亲曾对我说:要向剧本学习语言,剧本的语言是精练的.革命样板戏的剧本有着很强的政治倾向,除了向人们灌输革命的斗争哲学(只讲破坏,不讲建设)外,还忽视人的社会存在和人的个性心理需求,但对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我来说,有这样的文学作品看已是别有意义了。首先应是人格的培养。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的人格塑造是畸形的狭隘的有缺陷的,除了仇恨仇视,孤独孤僻,就是自我封闭自我否定。剧本让我远离现实,看到英雄们大写的人格世界,尽管那些英雄是革命的英雄。但我依然喜欢,有杨子荣、孙达得、田大江这类人物在我的精神生活里活现,使我的生活有了一道亮色。他们机智勇敢,坚韧无惧,敢于担当的品格,成了我做为社会人的理想模型。其次是情感培养。剧本还让知道人世间还有大恨大爱。人不光有个人得失,小家的得失,还有民族得失,天下的道义.当时还不知道有《楚辞》有屈原这样的爱国诗歌和爱国诗人,但已经有了象杨子荣入匪穴的那种舍身,孙达得取情报的那种担当.如果有机会你能再听一遍《智取威虎山》穿林海一段唱腔的前奏,依旧是让你有洗涤心肺般的感觉。我心灵的第一次被音乐(当然不如后来听到的《天国的女儿》)激活.生命开始有了色彩.我才懂得音乐原是一种大爱。三是审美情趣的培养。我在那里第一次接触戏曲,尽管是现代京剧,但那种快板的铿锵,慢板的抒怀,过门的气口,念白的顿挫,依旧让人美从心来。还有剧本插图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那种形体,及形体动作中的力度与节奏,很长时期都是我衡量舞蹈美的标准。还有对色彩的理解,舞台构图的认知,灯光的平铺与点染,道具的符号意义,都是从那时开始渐渐明晰的。
另外还有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我知道他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就我当时的认识能力是不知道其政治功能怎样实现的,只知道他是文革中小说写得最流畅的。尤其是《西沙儿女》,散文诗似的语言.美极了。我才知道,原来文字可以这样写。
(八)
七十年代初,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将台湾代表驱逐除联合国:9月13日林彪坠机于外蒙.1972年美国国家乒乓球队访华,尼克松访华,揭开了中美冰封的外交历史.1973年邓小平复出,协助病重的周恩来总理收拾文化大革命残局.但"四人帮"政治集团势力还在,所以出现一正一反的两个文化现象.一是出版界出了郭沫若先生的一本书《李白与杜甫》(由于文艺界文革前十几年来一直是执行文艺黑线,所以文革中出版界是重灾区,没出过一本书)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一是"四人帮"利用张铁生"白卷事件",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进而反击以邓小平为首的"右倾翻案风"
在我的读书生涯里,当时有两件事对我很重要.林彪事件后,郭沫若写了一首打油诗,还能回忆几句: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可恶叫做可敬,亲人叫做冤家.夜里演戏叫做旦,叫做净的恰恰是满脸大黑花...这首诗给我心灵震撼很大.这不是诗,是诗人洞明世事后反观社会的一种阐述.让我懂得了社会还有另一种解读.一天,母亲下班回来,在装饭盒的兜里拿出一本书-----《李白与杜甫》,大三十二开,褐色的封面.这是我们全家从广播中听到后,一直盼望得到的一本书.母亲说她先看,然后再给我看.其实,是我和母亲同期读完的.母亲白天上班看,我晚上在家看.读李白的诗,我第一次懂得什么是大气磅礴:"攫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嗟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汉为之却流,山岳为之生风,羽毛扬兮九天降,烈火焰兮千山红."读完了书,我问母亲":我能否成为诗人?"母亲说:'"能".从那天起,诗人就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理想.
其间,家里未被搜走的仅存的《资本论》走进了我的视野,那时候,说读<资本论>,不如说是耗费时光,打发无助的青春.但他却为我后来的哲学兴趣打下了基础。
(九)
在之后的几年里,"批林批孔"已成了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斗争方向直接指向已经身患癌症仍在为国操劳的周恩来,导致邓小平再次下台.很多关于儒家的经典文献以其独有的方式送到了我们这一代人面前.我们开始知道.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仁者,爱人.下面分两支:"对内讲"孝(入则孝--对父母)悌(出则悌--对兄长)",对外讲"忠(为他办事尽心尽力)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还知道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 仁.义.礼.智.信)".还知道了"朝闻道,夕死足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春江水暧鸭先知,说来也怪,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性是出奇的灵.有一次,我听大人们说,在父亲学校教学楼里正在放一批供批判用的资料片,我也偷偷的溜去了,那间放映教室门是从里边插上的,我敲开门,开门的人为了看片子,竟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说了声:"把门插上",就急忙走了.那天,我看到了郭沫若先生的话剧《屈原》,那种震撼不亚于后来我看小泽征尔的音乐会.至今屈原朗诵的《雷电颂》还在我耳边回荡...那个一身素裹身如枯槁的文人问天形象和那间教室久久定格在那个历史的空间里.后来,在那间教室里,我又看到了郭沫若的另三部话剧《孔雀胆》、《虎符》、《蔡文姬》。
为了这个,我千方百计地弄到两本书,一本《郭沫若戏剧选》,一本是《沫若诗集》。(后来发现这两本上竟印着父亲的印章)我如捧着《圣经》般的虔诚,一遍遍的读……我感到那里面的很多东西点点的渗到了我的骨子里血液中,成了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为作品的激情所感染,常时会大声朗诵出来:"一切的一芬芳,一的一切芬芳,芬芳是你,芬芳是我,芬芳是他,芬芳是火……"不信你再去读一读《雷电颂》、《女神》、《凤凰涅盤》,也一定会为诗人澎湃的激情所感染。
(十)
1976年对于中国是极不平静一年。三位伟人先后去世,7月唐山大地震,10月“四人帮”垮台。
值得一提的是4月4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
有一个参与者回忆“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清明节,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约有上百万人云集广场 ,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 …… 表达对周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这一天,最激动人心的是出现了高达四米的巨大的花圈,是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用钢条焊制的。当大卡车把花圈拉来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另一引人注目的是,在烈士纪念碑上,挂着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估计是天没亮挂上去的。内容是:'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无论是坐车还是骑车经过天安门,都能远远地看到它。有一首《向总理请示》的诗,暗示“四人帮”快要垮台:'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在纪念碑正前方,高高地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下是用大朵白花排组的大横幅“民族英魂”。再下面又是巨大横幅∶'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敬爱的周总理。' 广场中央有四幅巨匾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诗∶'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我在这儿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到处是诗词、悼文,人们争相抄写,朗诵。那种壮观场面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有诗为证:'清明的花圈如皎月,嫦娥感慨同悲切。清明的挽联像尖刀,忠魂挥舞断贼腰。清明的檄文放光彩,进击大旗长空摆。清明的诗歌披彩霞,革命事业露新芽。清明的歌声连广宇,国际战歌不断曲。清明的口号震乾坤,人民永将正义伸。'”
至今,我能脱口而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诗后来被《人民日报》称为“ 反革命煽动”。再后来我买到了一本书《天安门广场诗抄》。
(十一)
1978年,在一个区办工厂干了三年电工的我,在应大学毕业的年龄考上了辽阳师专.开始了有序地系统学习.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普通语言学》、《训古学》、《写作》等许多基础知识都在那时奠定的.为了将来能做一名合格的中学语文老师,《离骚》、《岳阳楼记》、《六国论》很多古文名篇都是背下来的.古汉语的十类语法,如:“所以”谓宾倒装;“为”的万能用法:“老吾老,幼吾幼”的名词意动,实虚词的用法都在不断地应用中得以掌握.
我们那个年代有人生三大幸事的说法:在家有个好父母,学校有个好老师,工作有个好领导。
在师专我遇到了第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好老师---是教我们现代汉语的顾春仁老师,他是一个蒙古王爷的后代,有着草原人特有的长像。谦和而寡言。.知识清晰而准确,板书简洁而漂亮,真是令人称绝,让我们知到做事什么叫做"到位".他的言行很长时期成为我的楷模.
那时,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伤痕》《班主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已经让我读得忘情。
由于文革后不久,出版业刚刚恢复,各类图书都很奇缺。出版的各类图书是按额度给各省市分配的。编教材的速度就更远远落在各大专院校需求后面了,各学校基本上是自己编教材,由于编得匆忙,很多书编进来名著的只是一些片段,注释简单,标准不统一。“书荒”让人们感受了另一种饥渴。买书难,一时间买书似乎变得比读还重要,但希望却越来越大。《先秦文学史料》、《两汉文学史料》、《魏晋文学史料》、《莎士比亚戏剧选》、《恶之花》都是在那个时候买的。《辞源》四册,是出一本买一本的.有时,为了弄到一本好书,可谓废寝忘食.洋像出尽.当时书店进多少书都不够卖,店员都把好书藏起来,卖给熟人.一次听说新华书店进了《希腊神话故事上.下》我请一个与书店有关系的同学写个条子,中午没吃饭就赶了过去,陪尽了笑脸也没好使.只得回来另想门路.
那时,同学的年龄差是很大的, 我们系同学最小的年龄17岁,最大的39岁,但大家的学习是刻苦的.我们系有一本油印的文学刊物《新芽》,在第一期我发了一首长诗《一个画家的心愿》,那是我第一次拿起笔。
(十二)
1983年,在乡镇企业局工作了三年的我,为市乡镇企业协会写了篇论文《浅谈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参加省乡镇企业年会,文章提出:起步阶段的乡镇企业要以小为主,即:小项目,小投入,小规模,小产出……被《农业经济》杂志社选中,并刊登在当年的第三期增刊上,对我及我周围的圈子震动不小。我才知道,不经意间帮人写的论文竟会有这么高的水准,为我以后写文学评论奠定了信心。我办公室的有一个高姐,她的丈夫是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得知此事,力荐我去市委宣传部工作(当时能搞文字的人不多),而我选择了去市图书馆工作。1984年3月我去了新建成的市图书馆,原想那里会有资深的学者和丰厚的藏书,但到了那里才发现没有人读书,我去后半年,由我主建业务部,让我十分尴尬。藏书的体系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按《中图法》索驹,二十一大类竟没有一类是完整的。我想看一下闻一多先生两本诗集《红烛》《死水》,竟找不到。二十一大类也没有哪一类是收藏重点。于是调往市委宣传部已成定局。这期间,图书馆处理旧书,这样的好事让我赶上了,两毛钱一本,我买了一麻袋。虽然很旧,但对当时的我来说,拥有这么多的书已经是太奢侈了。1985年月2月我离开市图书馆,走时,我给馆长留下了一份《强化市图书馆馆藏建设的建议书》,建议:把二十一大类图书按历史年表制成二十一个表图,把每一阶段的名家、名著填进表里。表制成后,按表索书进书,用十年时间,完善馆藏书结构。老馆长看了真是很高兴。我人生的路有时真的很奇特,在我到市文化局办理调转手续时,新来的局长要找我谈话,这个人就是我第二位老师,我的恩师----孙世哲。他说:你的档案我看过了,你不要去宣传部了,在哪儿都一样工作,我是你父亲的老同事,跟我干吧。这样我便被扣在了市文化局,这一扣就是十年。
先是孙局长写了《鲁迅教育思想研究》《鲁迅的审美意识》两本书,我有幸为他誊写书稿,并成为第一个通读者和建议者;在八十年代,这样的官员是极其少见的,他提出:官员学者化,学者官员化;六书注我,我注六书。。。对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后,他组织成立辽阳市美学学会,我理所当然的成了副秘书长。然后,他又推存我做辽阳市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从此,他的引领下,我走进了一个更加广泛的读书领域。
(十三)
1980年—1990年中国出现了十年文化热,接着出现了十年美学热,这与中国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社会大的变改必然带来整个民族的文化反思,这种文化热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已影响到了社会的中下层
如果说以前的读书是积累,那么,从这时起读书就进入了认知。开始伴随着思索和写作。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为写作而读书;一种是为困惑而读书。如果说我是主动读书,不如说是被推动着读书。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都文化活动十分活跃,每年省内部分城市文学研讨会,孙局长都把我推荐出去。与市里的组织者说:我出一个人,一篇文章,一百元钱……连续多年,始终如此。根本也不征求你的意见。就这样我把空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读一批相关的书,写一篇论文。很长时间里,这竟成了我的写作模式。先后写过《中国人姓名中的文化象》、《佛教与文学样式》、《(红楼梦)家庭文化活动》等十几篇关于文学、文化方面的论文。
1987年,是我读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孙局长和我一起到北京大学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的学习,院长是汤一介,讲课的都是一流的学者,张岱年,鲍尊信……这是一种普及式的讲座式的学习。是中国高级知识阶层文化意识觉醒的责任使然的普及,是不记功名文化传承的薪火传递……几千人的礼堂里,餐厅里人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人在桌上,有人在窗台上,有老人,有孩子,有教授,有工人,有干部,有军人……静静的听着,如饥似渴的听着。生怕一时疏漏,没听着那句话……人们没有时间笔记……由于十年的文化传播的阻断,每一句都让你震撼,每一个人都让你激动,大家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无一不处在亢奋的状态里……书,成为滋养我心田的甘泉,再一次成为我人生路上的酒吧。
(十四)
当时,发的教材《比较史学》、《比较教育学》、《比较法学》、《比较伦理学》、《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方法论》、《印度文化概论》、《西方言化概论》、《中国文化概论》、《佛教与美学》、《道教与美学》、《法论基础》、《比较社会学》还有一些黑格尔《美学》、达尔文《物种起源》、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佛洛依德《梦的解析》等.这些书都不是在课堂上讲的,而是给学员自己读的,课堂讲的是另一套老师探索研究的课题:《共运一百五十年》、《现代西方戏剧史》、《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艺术心理学》等.后来,我还买齐了一套"蓦然回首"的丛书《凄壮的祭坛》、《变改中的文化心态》、《悲患与风》、《天神人》、《走向避难所》、《世俗的祭礼》……这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学习,让我从骨子里完成了学生式的知识分子(小人儒)向一个有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君子儒)的跨越.
记得,我们听到一位上海戏剧学院的女教授讲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她讲得是七个层次,不是现在讲得五个层次,最高层次为极致,然后讲了个故事:一个西方的女士,一天凌晨,被一只猫叫声弄醒,窗帘被晨风吹起……她起身,光着脚,穿着睡衣,沿着上山的小经缓步走到山坡上,在一块石头上坐上来,听着微风吹过,任薄雾吹拂...如同入了仙境……这一刻她进入了一个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体忘我境界……这就是极致.
我还与张岱年有一次近距离接触.一天吃过午餐后,我与另一同学到操场打球,一位七十多岁的长者,缓步走了过来看我们玩球,他有一米八左右的个儿,一头花白而直立的头发,上身着家织布对纽绊砍袖背心,下身一条黑色裤子,脚下一双黑布鞋,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我问:老先生,您贵姓?老人家说:张岱年……我们吓得只吐舌头……
这种文化反思是正确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由于否定文革的情绪漫长,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肯定西化的主张,大型文化反思散文《河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主要观点:蓝色文化一定战胜黄色文化,海洋文化一定战胜大陆文化,极端的情绪,极端的口号,忽视了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互补性,从而直接导致了1989年学潮.当时,我上的中级班已经结束,孙局长仍在北京大学上高级班,他目睹了学潮的全过程.回来后,被审查很长时间。人们再一次陷入痛苦的思考中。
这时期,我买到一本书《朦胧诗选》。
(十五)
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过十年的文化反思,“破”的力量在此减弱,“立”的力量在增强。1995--1996年,全国的文化事业处在上升阶段,我在市文化局任办公室主任。主要是三件事:一是文字工作,二是人事工作,三是事务性工作。那时有两句话:吃透上边的政策,吃透下边的情况。上边来的文件不单都要看,还要分道叉(分转给各分管局长),还要思索文件下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应对措施:下边的东西就要有两种方式把握,一是到基层走,一是要相关资料看。我把相关资料看得很重,当时,文化口有十六家单位: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评剧团、京剧团、二人转剧团、戏剧艺术研究所、群众艺术中心、新华书店、电影公司、演出公司、文物收购站、少儿图书馆等。要求基层十六个单位全年所订的相关资料按期送给我一份,同时还有相专业的书籍。所以,当时我能看到很多与文化相关的资料。《戏剧研究》、《大众电影》、《博物通讯》、《中国文化报》、《群众艺术》等,相关的书籍有《艺术语言》、《色彩与构图》、《舞台灯光》、《瓷器鉴别三百种方法》、《旋律史》、《图书馆学》、《图书发行学》、《群众艺术工作手册》、《发声学》、《书法五千问》。通过这些人、书与资料,让我与文化、艺术有了更直接更广泛的接触。
在这期间,我还知道了一些从辽阳走出的演艺界人士的情况。京剧演员童祥龄、严富华的情况,评书演员刘兰芳的情况,古典魔术师杨麻子的情况,评剧演员谷文月的情况,歌唱演员毛宁父母的情况,让我对从艺人员过去与现在的生存状态有了比他人更深层的感受。
我还参与接待过来辽阳演出的很多艺术团体,见到过许多大家。同时,只要外面有好的文艺团体演出,我都借职务之便去观看,香港现代舞团演出、小泽征尔音乐会等。
一次营口市评剧团长来辽阳搞外调。我在一个文化局定点的小饭店请他一行人吃饭:其间我一再要求他给唱一段评剧,他给唱一段《徐九经升官记》里的《当官难》,唱完后,整个饭店沸腾了,人们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评剧,叫半班戏---一般是男的给不上劲,没想到他唱得这么好,让我改变了对评剧的印象)那旋律至今还在我耳边旋绕。
辽阳市是曹雪芹的祖籍,在第一届曹雪芹艺术节期间,全国红学会在辽阳召开,我和斋主等一些朋友,听到冯其庸、李希凡、周思源等学者的报告,我感觉周先生的东西更好一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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