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淡淡一片云 于 2010-4-30 16:57 编辑
认真分析马三立的相声会发现，马三立相声在笑声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处世哲学体现了天津文化 的特点，是对天津市民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之后经过艺术加工高度浓缩而形成的。
众所周知，天津是一座移民城市，因此，天津地域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以老城为中心的居民区通常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思想，不过，这是一种市民化了的儒家思想，就像《吃元宵》中孔子这样的圣人，都有因贫穷而采取一些权宜之计的时候，作为一般市民，人们所信仰的儒家思想也是经过一番变通的，不是纯粹意义上文人所崇仰的儒家思想。
天津作为一个码头，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码头文化，这些人沿河而居，靠河吃饭，三教九流都跟他们打交道，因此，码头上的人就有一种独特的性格。这种独特的性格的形成跟他们的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码头文化是吸取了儒释道及游侠思想的杂取旁收式的文化，码头上的人要强自信，泼辣大胆，崇尚“强人绝技”[1]以适应残酷的生存的环境，同时，码头的人好戏谑，最寻常的话语间都含有丰富的幽默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码头上的人跟城里的小市民也难以截然分成两个群体，马三立相声在暴露人性弱点时是针对更广泛的市民阶层的，只是表现混横凶恶的人性的时候，更多地表现出码头文化的特质。比如《练气功》中的张二伯，依稀可以看出旧天津“混混儿”的性格特点。
天津“五大道”地区开风气之先，华洋杂处，是西方舶来思想最早进入的区域，因此，这里的文化便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点。同时，“五大道”的文化气息也吹拂到天津老城和周边地带，这样一来，天津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便是其他任何城市也无法比拟的。有意思的是，马三立有一个相声《苏三不要哭》，其中流露了出一种对三十年代流行歌曲的揶揄，由此，可以看出天津人对时髦的、西洋化的事物是怀着复杂心情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冯骥才在《文学记录文化》一文中指出地域文化的特征除了地域风貌、建筑特色、人文景观和饮食装束之外，还包括生活风习、民间文化和民俗、方言等因素，全面地观察了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才能发现这个地区的人的集体性格。艺术作品就是以塑造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性格为宗旨的。马三立的相声最大的特点就是塑造了大量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张二伯、龚大个儿等。
文化塑造性格，有着独特风格的天津地域文化为马三立相声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塑造出许多具有天津“集体性格”的艺术人物，下面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一下马三立相声中所塑造的人物的艺术形象以及透过这些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
一、对儒家文化加以变通并且渗透到天津市民的行为准则中，体现了天津文化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天津的老市民多是由农村而来，在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与天津的码头文化、租界内的殖民文化相互交叉融合，形成了一套特殊处世哲学。
一般来说，天津市民的主流文化是恪守三纲五常，讲究仁义礼智信的，本份务实，知耻自省，对于诸神都常怀敬畏之心。《赊面》（又名《包饺子》）中马三立用一人物“我”来讲述了一个贫穷的艺人过年的经历。大年初五，是天津民俗中“捏小人嘴”的日子，大杂院的百姓在初五这天一边准备包饺子，一边要将包饺子的含义喊出来，因此，大杂院中的刘婶和董奶奶互相问答，询问对方是否开始“捏小人嘴”了。其实深入到市民心理去看，这种春节民俗渗透着市民们祈求生活平安的良好愿望，只不过，变雅为俗，具有一种风趣甚至犀利的民间色彩。“我”去赊面时，自言自语地说来晚了，又说，初五也不晚，这些反复陈说初五拜年的话，并且前后矛盾，一会说来晚了，一会又说并不晚，就是掩饰其尴尬的心理，因为向人告贷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不过，天津人善于用自嘲和自我开解的方式将这种难堪降到最低的程度。这种“集体性格”的形成与天津文化的融合性、复杂性有密切关系。天津作为一个屯兵、商业与居住等诸种功能并存的城市，容易将市民锻炼成处世练达的性格。
《吃元宵》中对儒家先贤的嘲笑，有点接近道家思想，可是在善意的笑声中还是包含着对儒家思想的坚持，这说明善于机变的天津人具有独特的哲学观念：在对先贤达人的戏谑中保持着庄重豁达，在坚守信仰时又时常爆发出一些冷幽默。饿极了的孔圣人竟然不顾体统去“篡改”商家的广告牌子，将“一文钱一个”改成“一文钱十个”，而且将店里煮元宵的汤喝个一干二净。观众在笑声中获得一种心理满足，孔圣人都有落魄的时候，何况我们平头百姓呢？因此，天津人即使混到社会最底层也能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精神。
《三字经》中“称五代，皆有由”有意误读，说成是孔圣人抽烟袋，抽了五袋就出油了，通过强词夺理和巧妙圆谎等多种方式表现出一种对待儒家思想的亦庄亦谐的态度，将《三字经》的原文巧妙地嵌入胡侃的内容之间，使观众感到一种充满智慧的快乐。这种相声在天津最能赢得观众的人气，因为天津人眼界宽，心胸大，具有勇于打破偶像的心胸和气派。
如果要对这种文化的根底进行剖析的话，还要追溯到天津的历史。天津自明成祖设天津卫开始就是兵民杂处，百姓的性格亦方亦圆，既守儒家的规矩，也善于变通，否则便无法生存。近代以来，天津在历次社会变动中都曾受到重创，由此，形成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数次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生存下来的天津人其性格的韧性便不同于其他省市的居民了。
在行为上坚守儒家伦理原则，在话语上却保持圆滑放达的态度，给自己留有更多的精神自由空间，这样二元对立的人格使天津人能够游刃有余地对付生活中的各种难题。
二、马三立对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封建时代的中国官场留下一个好排场的恶习，这种恶习也影响了部分市民，同时，社会上的一些品质恶劣的人也常常以伪善的面目来掩饰丑恶的行为。这些都属于文化中的不良因素，都被马三立敏锐地发现，并且精心加工成脍炙人口的相声段子。
《买猴》中由马大哈主演的荒诞喜剧，就是对玩忽职守的恶习的抨击，同时，这段相声对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开粥场》马善人做的是白日梦，其精神根源就是人性中庸俗虚伪的弱点。其中令人回味不尽的就是放虱子的细节，当观众看到马三立眯缝着小眼向观众席上投去诡异的笑容时，观众心中对这种恶习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放虱子的细节虽属夸张，却让那些心口不一，以邻为壑的伪君子的丑恶灵魂彻底曝光了。当我们也因缺乏自省精神而做出违背良知的事情时，马善人就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能照见我们的灵魂，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品格并规范自己的行为。
抨击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如《训话》中的“大长脑袋”，颐指气使，空话连篇，就令人十分厌憎。
《摇煤球》中懒惰，虚荣，沾小便宜的夫妻俩，特别是那个女人，“卖单儿”的行为的嘲讽。一方是有意地虚错，一方是不知觉，事后的真话才让人发笑。从中，我们可以悟出做人的道理，诚实劳动，本分生活，不要投机取巧，也不要利用别人，这些道理都由听众自己悟出。
《相面》、《算卦》等相声也是对市民阶层人性弱点的不留情面的抨击。
三、天津崇尚“强人绝技”，却讨厌那种光说不练没有真本事的人。“吹大梨”虽然是天津风俗使然，却需要人们有节制地吹嘘。林希在《吹大梨》一文中写道：“天津城小人多，大家全抢一碗饭，你不吹着点，别人能让你多吃一口吗？”[2]若说是为了生存，吹嘘一下也就罢了，可是，吹得过分，就如同阿Q一般了。
马三立及时捕捉到这种社会弊病，在他的相声《开粥场》中吹嘘“只要是黄土地，就是我们家的。”而且越吹越狂，马善人家中请来唱戏的艺人，临走每人送给两条金条，而马善人自己却连双新鞋也买不起。这种强烈的反差，突出了马善人的荒谬可笑。最后对开粥场的开办极尽冷嘲热讽，将相声的讽刺力量发挥到极致：马善人家的粽子、月饼、螃蟹、蜜供都出奇地大，全散给穷人吃，最后将“包袱”抖开才告诉观众，马善人还没发财呢。这时，观众才彻底明白，马善人的“善”全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吹嘘。
《卖挂票》中的马洗澡，是一个将自己吹嘘成戏剧专家却连京剧中的人物和台词都弄不清楚的人，为了将他的可笑性充分暴露出来，马三立极力铺垫，反复渲染观众人数之多，热情之高，最后，马洗澡在一句京剧的唱腔后却唱出评剧的甩腔，实现了自我情境上的错认，这种自为悖谬的行为，烘托出十分强烈的喜剧效果。
《迎春曲》中吹牛的“音乐家”管“手风琴”叫“松紧琴”，唱出所谓的《迎春曲》居然是“有打灯笼的走出来哟，没打灯笼的抱小孩儿哟，金鱼拐子大花篮儿啊，一大一个灯，俩大一······”在前后对比中，展示了吹牛者空虚可笑的精神世界。
“我是一切植物动物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这是《相声的魅力》（也称《艺术的魅力》）中的一句台词，将吹牛人的狂妄无知的嘴脸描画得十分生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马三立通过这种自嘲的讽刺方法将吹牛者骂得十分透彻，提醒观众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将正确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在笑声中传递给我们，这就是寓教于乐的艺术魅力。
对学艺不精、名不副实的人的批判就是褒扬那些真正有“绝活儿”的人，因此，从马三立的这些相声中我们懂得：做人要做有真才实学的人，这是基本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天津虽然是一个码头，但是，以天津老城为中心的文化圈还是坚持正统儒家思想的，因此，人们世世代代以安时守分、勤劳刻苦为美德，而将吹牛空谈等行为作为笑柄。
四、用戏谑的方式面对人生的艰难和失误，“逗你玩儿”是天津人性格特质的主要因素之一。马老去世之后，有的网友就说：“马老先生去了，谁来‘逗你玩儿’？” 冯骥才先生在《亦洋亦土说天津》一文中这样写道：“天津人说话喜欢戏谑，有浓厚的自嘲成分，但并非黑色幽默，天津人的自嘲是语言的笑料和生活的调料。它使生活更加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文化。”也就是，看来是浅近的笑话，其实不仅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而且还能化解生活中的种种难事尴尬事。
庄子提出“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4]的思想，李贽提出“神通游戏”[5]的观念，这些都成为天津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在天津人通脱率性的性格表层下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天津人见面很少一本正经地谈事情，总是以说笑来营建气氛，天大的难事和矛盾都在笑声中化解了。细品天津话的内容，真有几分庄子“重言”、“卮言”、“寓言”的意味。而且，天津人爱戏谑，见面不分老小，必定要“找找乐儿”，将最平淡的日常生活点缀得格外风趣，这就跟李贽赞扬李逵大闹知县大堂是有趣味的行为一样，体现了一种独特有趣的处世风格。
《逗你玩儿》已成为天津文化中的经典作品，成为文化的灵魂。林希在《打镲》一文中说：“‘打镲’更带有‘打哈哈’的意思，天津人说‘逗你玩’，哈哈一笑，哪儿说哪儿了，没有任何目的，打个哈哈。······天津民风，历来把事情的成败，都看作是一场游戏，天津城满街不走运的人，真和自己过不去的，没有。”这段话实在是很精辟，苦中作乐确实是天津人最突出的性格特质。在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中，母亲问儿子谁偷东西，儿子答小偷叫“逗你玩”，母亲就以为儿子在跟自己开玩笑，就慈爱地威吓孩子，两种情境间的错认，互为悖谬，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将“逗你玩”的精神实质揭示出来。
不仅如此，马三立相声中对于死亡一事也采取了豁达的态度，《白事会》中对死亡进行一系列的命名：“无常了，亡故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儿了，嗝儿屁了，嗝儿屁着凉了，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典了，无常到了，万事休了，俩六一个幺——眼儿猴了”从“完事”到“完事大吉了”有一种巧妙的过渡，将情绪从婉曲的哀情过渡到对死亡的调侃，表现了天津人豁达开朗的性格特点。死亡是严肃的事情，写进相声，本就是为了使贯口活儿，表现民俗活动中的文化性，可是，马三立还是没有放弃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于是，他用一种很超脱的态度将死亡的戏谑说法一一陈述出来：“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儿了，嗝儿屁了，嗝儿屁着凉了，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典了，无常到了，万事休了，俩六一个幺——眼儿猴了”，让观众在笑声中能够参透生死，悟出人生的哲理。这种嘲谑是典型的天津文化风格。
五、在世情描写中，进行一种非道德范畴的自我完善。《请客》中拙嘴笨腮的人说出“该来的不来”、“不该走的倒走了”这样的话将朋友全得罪了，对不善应对的人进行了合理的嘲讽。《做美容》中实习大夫将“我”的表姐的眼睛由单眼皮做成了肚脐眼，对实个大夫和不懂审美的表姐进行了一番嘲讽。《十点钟开始》中“幻想狂”是一个没有实际行动只有空想的人，他的一句经典的话就是：“我不定哪天的十点半开始呢。”可见，马三立对生活的思考多么深入，对细节的揣摩多么精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三立视线所及都是相声，因为他是一位认真思索人生的艺术家，总是用一种敏锐的眼光去观察生活，挖掘日常生活的内在文化底蕴。
众所周知，马三立做人的风格就是谦逊、低调的，正是因为他老人家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断地完善自我，才使他的艺术作品日臻完美。就像老人家在告别舞台的演出上所说的：“我简直受宠若惊，小题大作了，我值吗？”这种内敛自省的处世风格为老先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当时全场观众都一齐大声说：“值。”是啊，马三立老先生是将人生态度融入相声，人生与艺术完美结合，为我们留下光辉的榜样。 | 
雷达卡
发表于 2010-4-30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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