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飞梅弄晚 于 2024-10-28 22:18 编辑
2.1.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逾]矩。”
编撰者引用孔子语录，上来就提出大原则：“为政以德。”
钱穆解读成“为政者当以己之德性为本，所谓以人治人”，此解可谓古今注家共识。李零揶揄“孔子提倡以德治国，他希望，当政者都是道德模范，以身作则，为全民树榜样，‘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他对“德”字尤其刻薄，又借机践踏说“古人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其臭而已。”此狂妄论断，怎一个浅薄了得---可惜啊，两千年来竟未曾有人得其真意。
“道”，最早在甲骨文中以“人”在十字路口来表示，金文中以“首”代替“人”，遂成“道”字原型。“德”在甲骨文中是十字路口加“目”表示看路，再以一根竖直线表示沿循道路，金文演变后又加上“心”，更突显主观上的遵道而行。也就是说，“德”的本义就是遵道而行。《大戴礼记·主言》也正解为“德者，所以遵道也”。
孔子正是从这个本源意义上，提出“为政以德”以“遵道而行”来治理国家。若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按照客观规律来治理国家——这个放之四海皆真理的表述，与传统理解“用个人德行”来治国实乃风牛马不相及。
孔子认为，以“遵道而行”来治理国家的效果可比星云图：“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像北极星安居其位而群星环绕那样自然有致。遵其道而致自然，这是无为而治的最形象化比喻。
★传统将“德”解为道德楷模，故有如下新旧断句：
[旧断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新断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按旧断句逻辑，本体是“为政以德”这种人，喻体是“北辰”，因此译文：“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这里不得不添加“自己”，代表为政之人。新断句中的本体是“为政以德”这种行为，喻体是“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呈现的星象。
接着再引孔子语录，点评这种为政之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三百》是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的原名。孔子晚年专注于文化整理，从三千多首诗歌中选取合乎教化的三百零五首汇编成集，取其整数叫《诗三百》。因为当时是唯一诗集，所以更多时候简称《诗三百》为《诗》。
“一言”传统解为“一句话”，流于表面化了，其实这里指一个观点。“思无邪”引自《诗·鲁颂·駉》，“思”为无义发语助词，“无邪”为没有邪路，亦即正道。合起来：《诗三百》，用一个观点来概括，叫“正道”。
这是编撰者巧借孔子对《诗》的点评，给“为政以德”做点评：正道！从中可以看出编撰者的用心在论语中无处不在，只不过隐藏较深。
随即编撰者再次引用孔子曾经论政的语录，说明“为政以德”之正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以权柄之力领导国民，以刑罚之法整治国民，（国民如果犯错了）会逃避责任而不感到可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遵道之行领导国民，以礼教之法整治国民，（国民如果犯错了）有知耻之心并且能循规蹈矩。从两种后果看，“导之以德”与“导之以政”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荀子·哀公》里有个故事，讲颜渊曾经预测说，东野毕虽然驾车技术好，但他的马早晚逃跑。不久应验。鲁定公问颜渊是怎么料到的？颜渊说“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东野毕每每鞭马，马痛而奔，由此得知他的马早晚会逃跑。
正因如此，孔门主张强力管制不如遵循人性，通过道德教化使得国民自我管理。可以说，孔子这个教导至今仍具重要指导意义，可惜传统解“道之以政”为“用政治来领导人”，解“道之以德”为“用德行来领导人”---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首先，这里的“政”不是指政治而是指权力，如季氏篇“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用权力领导人，也就是以权压人，国民自然避之不及。其次，德行属于个人修养，可以用来影响他人，但怎么可以作为一种国家政策来领导人呢？正解为“以遵道之行”来领导人，体现顺应人道从而尊重人性，如此英明领导，自然得人心。
集语编撰至此，本已说透“遵道为政”乃正道，但编撰者意犹未尽，为了进一步强调“遵道而行”，又引入一段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顾宪成《四书讲义》说是孔子“一生年谱”，程树德《论语集释》说是孔子“一生学历”，李零说“这等于孔子的简历”，以上全部以虚当实了。
应注意的是，孔子言及岁数时全部取整，请问谁的履历能如此步步凑整？再看内容，如果换个人说自己“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会不会认为他大言不惭？进一步说，难道孔子圣人，就可以如此大言不惭？当然不是。其实这是连续省略句，后面全部承前省略了首句的“志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志于]立，四十而[志于]不惑，五十而知[志于]天命，六十而[志于]耳顺，七十而[志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正因为立志，相当于做人生规划，所以言及岁数时取整，以五年或十年为期，一个年龄段接一个年龄段地推进。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朱熹注为“古者十五而入大学”（古代只有小学和大学），这是将“志于学”等同于“入大学”。如果联系《子张篇》的一个对话：卫公孙朝问子贡，孔子跟谁学的？子贡反问，“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由此推测出孔子或许没上过大学，那么“志于学”应是“志于学道”。
“三十而[志于]立”。前人解“立”为自立，但自立未必跟年龄关联，如孤儿多早立，而无能者一辈子难自立。也有人解为成家立业，更不符合孔子19岁已婚的史实。至于传统解读，联系“不知礼，无以立”，则认为知礼而立，然，知礼只是“立”的必要条件，不是“立”的本身。我以为当指“立志于立足社会”---孔子三十多岁开始办学收徒，从“志于学”转入办学教育，可作为“三十而志于立”之标志性事件。不久后，鲁国权臣孟僖子嘱其二子向孔子学礼，可见孔子在社会上已打响名号，立足社会初见成效。
“四十而[志于]不惑”。朱熹解为“不惑”为“皆无所疑”，今人译文“不再有疑惑”，以上均未达真意。世上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无论多大年纪，对于有些事物看不明白而有疑惑，不是很正常吗？这里之不惑，当指“犯糊涂”。试想，四十岁乃人到中年，经历人生大半还犯糊涂，那就不应该了。回想孔子从齐国受挫归鲁的那几年，或许正迷茫中，但当窃取鲁国朝政的阳虎诚邀他出仕时，他虽然碍于礼节表面上答应，但实际不从，绝不犯糊涂。
“五十而[志于]知天命”。天命，传统一般理解为天定命运，如李零解读说“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命中注定该干点什么。”但如此消极的天命观，绝非孔子本意。《说文解字》注“命者，天之令也”，所言甚是。所谓天命，古指上天意志，今谓自然法则。人到五十，也算历尽风雨，如果依然不知上天有意志，不知自然有法则，冲动莽撞如少年，前半辈子算白活。更重要的是，时人寿短，如五十岁还看不淡生死，就该忐忑后半生了。
“六十而[志于]耳顺”。杨伯峻说，“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觉牵强。”李零也说“比较费解”。有个成语叫喜闻乐见，意思是闻喜则耳顺、乐见则眼顺。无论眼顺还是耳顺，归根结底是心顺。眼顺不顺取决于所见现象，耳顺不顺取决于所闻言论。如果耳闻对己褒贬还能耳顺心顺，才符合孔子“耳顺”的真意，即：宠辱不惊。比如孔子师徒在郑国失散，有人笑孔子“累累如丧家之犬”，孔子听后，点头称是并欣欣然，正是宠辱不惊之境界。当时孔子六十多岁，这个年纪已经活赚了，如果还看不淡是非而起波澜，那就是越活越回去。
“七十而[志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传统两种解读：一解“从”为随从，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矩；另一解“从”通“纵”（放纵），纵心所欲而不逾规矩。我以为俩解都通达，但结合到一起更好：即使纵心所欲也不逾规则，即使不逾规则也能随心所欲。人生七十古来稀，若能如此，已臻化境。
综上，孔子自述立志历程，无疑是在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道，三十岁时立志于立足，四十岁时立志于不犯糊涂，五十岁时立志于明了自然法则，六十岁时立志于做到宠辱不惊，七十岁时立志于随心所欲又不逾规矩。如此根据每个年龄段的特性，不断立志推进，正是遵道而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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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28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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