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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教”与“自然”
名教: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名、教”,名是名分,教是教化。名教不是一个新兴的“教派”,而是推行封建礼教、道德规范的方法论。以“正名分、定尊卑、重教化”为主要内容,仍然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具体内容是“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各安名分,以“仁义礼智信”为行为规范。
自然:主要指道家思想中的“天道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的,无需正名,也不用教化。
名教即儒,自然即道,名教与自然是先秦儒家、道家思想,在魏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场交战。
“名教”与“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的核心主题,“清谈”的主要内容。
早期的何晏、王弼、夏侯玄,主张名教与自然的融合。其实是在以道家的“自然”拯救儒家已经破产了的“名教”。 “何王论有无”, 相当于争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们认为,先有自然,后有名教,名教出于自然,强调自然为本,名教为用;自然是“内圣”,名教是“外王”。
曹魏正始十年,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发动“高平陵政变”,曹魏政权从此落入在司马氏手中,并公开宣称“喃们曹家的帝位怎么来的,就怎么交出来”,此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所以当司马氏推行“名教”,受到阮籍、嵇康等曹魏贵族知识分子的鄙视、排斥和反抗。他们认为司马氏的“名教”太特么虚伪了,一边标榜“正名分、定尊卑”一边篡党夺权。
魏晋玄学中期的嵇康与阮籍故意跟司马氏唱反调,倡导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把名教与自然彻底割裂,背道而驰。带有强烈的反儒倾向,而不再是融合,什么本什么末。阮籍嵇康因此成为以“竹林七贤”为核心的魏晋玄学新思潮的精神领袖。
阮籍嵇康,实在是生不逢时。阮籍嵇康的不正经,“七不堪二不可”,酗酒嗨药,都是被逼的,是以道家的消极手段对抗司马氏的强权政治。
后世的知识分子如陶渊明,苏轼,其思想根基都是儒家的家国天下,自强不息。当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时候,就不得不以道家遁世逍遥思想和佛教精神与外部世界和解,“外道内儒”,或曰进则儒退则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等到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晋朝,曹魏政权不复存在,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失去了意义。
于是向秀、郭象等第三代“玄学”领导人,提出“名教”即“自然”,“自然”就是特么“名教”,把名教和自然统一了。三分天下都归了一统,你们还吵吵啥?
郭象论证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事物现存的状态,即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仁义礼法,都是“天理自然”,“任名教”就是“任自然”,“外王”(名教)和“内圣”(自然)是一回事。
自此,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争,告一段落。
来个总结
魏晋玄学,从“何王”的儒道融合,到嵇康的儒道对立,再到郭象的儒道合一,致力于探究儒、道、佛的融合统一,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魏晋政权交替,社会动荡时期,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儒家思想出现信仰危机之际,一批精英知识分子跳出“修齐平治”的传统思维方式,对宇宙、社会、人生所做的形而上的哲学反思,为士大夫重新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魏晋玄学上承先秦诸子百家,汉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下启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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