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说勃兰兑斯
丹麦作家勃兰兑斯一生有件重要的经历就是结识了前辈作家丹纳,就是写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一书的文艺大腕,并几乎全盘接受了他治学的理论观点,就是从种族、环境、时代这三方面来全面考察描述一位思想家文学家或艺术家,而不是孤立地去看待其人及其作品。有句歇后语叫“三个指头捏田螺——稳拿”,我戏称这为“三指大法”,种族、环境和时代此三者便如三根手指,一位作家其独特思想的形成到作品的创作,都不可避免受到种族、家庭、教育环境、宗教信仰、文化氛围,时代背景这些小气候大气候的影响而打上鲜明的烙印。而他们的经历及作品又是整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譬如静物画中的静物,貌似孤零零地,其实彼此都有内在联系,色调上都相互影响。勃兰兑斯的重要作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描绘了从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一系列思想家文学家的群像,便仿佛伦勃朗名画《夜巡》一样,将十几个人物各有侧重地描画,同时又整体地处在统一的色调之中,这个色调就是十九世纪。
欧洲历史中单论法国,从中世纪以来,经历笛卡尔理性主义崛起之后,继之以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大家引导的启蒙运动,撼动了基督教神权统治,其后辈以为沿着启蒙的方向,崇尚理性,追求自由平等,便可以逐步迈入一个文明的新世纪。不成想接下来的发展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想。随着三级会议召开,到后来路易十六人头落地,再到后来雅各宾血腥统治再到拿破仑上台,一系列变化太突兀太惨烈太诡异,十八世纪就仿佛一条河流顺势而下,人们便似撒满河面的浮萍,突然从天而降一块巨石,掀起巨浪,形成老大的一个漩涡,这些浮萍猝不及防,在激流中浮沉,命运多舛,在这个皇权已被推翻又重新树立,教权已被打倒又重新扶植的世界里,其中杰出人物昔日抱守的信念亦土崩瓦解,继续前行还是静观时变还是逃避远遁,莫衷一是,心中的困惑烦忧形诸文字,便形成不同流派,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一时蔚为大观(题外话: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并没有规定欧洲的范围,何以没有收录俄国十九世纪那个群星璀璨时代的文学家,这是个怪事)。
大凡世间英物,虽一生纵横捭阖,但毕竟生亦有涯,最终亦不过随时间而消失在历史的某个深邃角落。为古人做传记,都不可避免带上主观的色彩。何况为古人立传,绝非书斋里的文人心血来潮,大都是感时而发,有着观照现实的出发点。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记与莫洛亚的自然大异其趣,茨威格这位心灵猎手所做的传记自然也不可与勃兰兑斯的做单纯的比较。卡莱尔只因维多利亚时代经济发达之下,社会上人心不古,沉溺物质享乐,道德堕落,这才呼唤英雄崇拜。勃兰兑斯因感于丹麦君主制的封闭***,才全身心投入《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创作,仿佛沉船打捞一样,从历史的海底深处打捞出沉没的奇珍异宝,重新清洗擦拭其堆积的尘垢,《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记载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拥有强烈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他后来又创作了歌德、莎士比亚和雨果等人的传记,这一主题思想在勃兰兑斯后来的创作中一以贯之。
在中国受勃兰兑斯影响最深的我想是青年时的鲁迅了,他的《摩罗诗力说》中便以拜伦、莱蒙托夫这些文化英雄来作为中国的新民榜样,只是较之勃兰兑斯更进一步,将这些英雄(恶魔)提升到精神界战士的高度了,如其所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其实我以为勃兰兑斯的文化英雄并没有如此决绝的立场,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是那站在峭壁上遥望历史的沉船好整以暇的看客,他们也是混杂在历史的浊流之中,有困惑、有幻想、有钻营、有坚守,他们在种族、环境、时代的洪流中,有时抱持自由意志,态度决然,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但有时也因怀抱达则兼济天下的幻想不免甘于成为皇权的附庸,行苟且之事。夏多布里昂、斯达尔夫人、歌德等人的生平足以说明这一点。而鲁迅将他们闪光品质一个侧面过度拔高,及至把九十年代林贤治摩罗这些蠢材,将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度抛光打磨,发出耀眼的光华,他们的知识分子形象纯洁得无以复加,以此参照进行文革知识分子的批判,过去有理学杀人,现在到他们这里就是英雄杀人,这简直就是胡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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