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有期啊 于 2023-12-30 08:33 编辑
《菊与刀》,作者(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译者晏榕。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菊与刀,大约是对日本二战前深层文化一种比较全面的了解。成书于1946年。
作者鲁思是一位文化人类学者,菊与刀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人类学的著作。也可以说是历史文化著作。
写日本的历史文化和历史人性特征。
全书十三章,译者序言(这是商务印书馆序)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作为一本人类学著作,作者因为战争原因没有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没有在日本做过实地调研和考察,没有日本生活的实景描写。
这是本著作的一大憾点。
如果以作者简练的文笔,有日本实地考察和生活的场景的话,一定更好地还原日本彼时客观生态。包括日本的自然风光和社会实景,人物群像。
不过作者通过诸多的二手资料,包括小说,电影,历史,别人对日本亲历文稿,对亲历者的访谈等写就了这本书,比较系统地呈现和剖析了日本在二战之前的社会文化,社会伦理,社会心理和深层人性等。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涉及的相对较少。
这与她的课题内容相关: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剖析日本深层人性和文化习俗,洞悉日本的心理选择。预测二战末期日本会不会投降,日本投降后,要不要保留天皇制。
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鲁思用菊与刀作为书名,用于表达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文化。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
所以文化人类学视角尤为重要。
二战中的日本人相信精神战胜物质,“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较量,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认为日本的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在热兵器时代靠着精神战胜军备强大的对手,这不仅仅在热战争本身,这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一种封建等级时代精神的神性与自由时代人性的较量。
姑妄称之为蒙昧时代的交感神巫。虽然这样的说法不符合人类学的判定。
后来日本天皇在见麦克阿瑟将军的时候,被建议否认神格,天皇不认为他在日本是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最终还是被迫发表了否认神格的申明。
作者将这种神格化信仰看做是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信赖。
日本在二战中为的是建立等级秩序而战,这一等级秩序的主导必须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
所谓各得其所,就是在等级高低的阶位上做好份内的事。
大东亚应该驱逐不同血统的人,建立等级森严的统一世界。核心和顶级阶层是日本。
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以往的经济政治学家指出,在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年中,天皇一直有名无实,真正掌权的是幕府将军家族和治下大名。
但是在二战战场中,亲历的者都认为,用言辞侮辱天皇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士称: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是不能比的。后者只不过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前者则是对天皇的崇敬是狂热的。
日本当权者推崇精神优于物质,“镇定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冬天冷,老百姓在防空洞可以做御寒体操,军队行军可以昼夜不停。人根本不需要所谓五小时八小时休息,可以不眠不休。
在战争中,没有专业训练的救护班,没有救护所和医院,在计划撤退时,可以枪杀伤员。他们这种兵员消耗理论极端表现是不投降主义。
“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努力,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
日本人无法理解为何美国人不以投降为耻。
日本的战俘很少要求回家,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生命一般。
成为战俘,他们极容易成为敌方的同盟,愿意为敌方效劳,成为敌方忠诚的同盟。甚至自愿协同对方轰炸日本人的弹药库。
日本人各就其位的含义在于对秩序和等级制度的信赖。他们用等级制度的观念看待本国问题和国际问题。他们把自己描绘成金字塔的顶端。
但日本等级制度的输出让其他国家非常不满。日本官兵在占领国因此不受欢迎。他们感到非常吃惊:不是在等级制度下给他们一个低等的地位了吗?终究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嘛。
在作者看来,日本在七世纪八世纪对中国的高度文明眼花缭乱,采用了中国文字,从中国引进了宗教,但中国科举及第,日本依然世袭。日本因此永远无法企及中国官僚的公平性。他们无法习得中国复杂的官僚体系。
在日本,个体的人作为“负恩者”存活于世。恩作为伦理德性,是指“一个人尽力去承担一种负荷、一种债、一种担子。”对父母之恩报答叫孝,对天皇之恩报答叫忠。
忠孝是汉语,中国伦理被日本吸收,成了日本最基本的价值。但是中国伦理中忠孝之上有个条件叫仁,被排斥在日本的伦理之外。
日本人没有接受仁的前提条件,仁被排斥在了道德之外。没有仁的限制,忠孝就绝对化了。
日本也有“仁义”概念,但与中国仁者爱人的德性不同,更像是江湖意气。
负恩者的着重点是义务和情债的偿还。“正因为日本人高度尊重家庭,他们不大尊重家庭的个别成员或成员之间的纽带。”他们必须服从年长者的决定,就算怨恨也不能不服从,否则就是没有尽到义务。
在恩之外的伦理,还有情理,超越与忠孝的神恩和血缘,是姻亲等其他关系缔结下,各就其位的礼仪和德行。在受辱和有损清白的时候,常常采取极端的形式了结生命。
这种极度要求义务回报和严厉克己的道德准则下,将人的欲望污蔑成罪恶从心中根除的日本人,对五官享乐却极度纵容。他们将肉欲享乐当成纯艺术培养,在充分享乐品味以后,用义务的德性再将其牺牲。
热浴,睡眠,饮食即是礼仪也是娱乐。在性的享乐方面,他们将之看做是人情,人情没有什么罪恶,没有必要过多的道德说教。他们把属于妻子的领域和性爱享乐的领域区分开来。他们没有树立恋爱与结婚等同起来的理想。日本人不认为婚后丈夫被其他女人的肉体吸引是对妻子的背叛和侮辱。如果能支付的起,就可以养个情妇。这个情妇可以是艺妓,可以是姬女。这个女人生了孩子被带回来,指定的身份是用人。孩子母亲是法定妻子。
无论是去找艺妓还是妓女,妻子都会为男子打扮一番为其逍遥做准备。随时为其账单负责。同性恋也是人情满足之一。
日本的小说中充满浪漫的恋爱,双双殉情是阅读和谈话中令他们喜爱的主题。
书中对某一事件的现象、伦理德性、深层心理的表达,通过日本和美国的对比,中国和日本,日本和西方等对比,表现出日本的不同。
对于儿童的教育,作者将日本和美国做了对比,日本儿童幼时极尽溺爱,长时规矩严苛,到了老年又被放松要求。这与美国恰好相反,美国儿童在幼时规矩养成,成年反而宽舒,老年更加有礼律要求。
这也是日本性格养成的关键。
读这本书,如作者所愿,了解不少日本人性和德性。对一直困惑于心的日本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形象和行为,终于了解。艺妓和妓女在娱乐文化中有日本特有的地位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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