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从禾雀村到沙河镇有一条不大不小的路，我不知道它的确切距离，只知道大人们走会近些，大约一个小时就到了；孩子们走的话就远了，要半天才到。
这些天，我一直有种企图，希望从自己破碎的童年里面找到一个完整的记忆。
我首先想起了这条路。
小时候的我对这条路满心的恐惧，我恨它。
妈妈就是从这条路被人抬走又抬了回来，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妈妈了。
姐姐说，两年前爸爸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了爸爸。
那是1974年。那年我5岁，姐姐13岁，二姐10 岁。
那年，我们成了孤儿。
姐姐说，妈妈是累死的。爸爸是个英雄，他在修水库时为了救人牺牲的。
姐姐还说，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没有被评上英雄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好，他是冶金专家，说错了话被下放到农村。
二姐说，我们家只有我是农村人，因为我是在农村出生的。
妈妈走的时候下了大雪，好像很快就过年了。
我对过年的最初记忆就是这一次。三十那天，我们被一个远房堂叔叫去家里。吃团圆饭前，我和堂叔的儿子因为争抢小人书打起来了。小斌子被我推倒，额头撞到锅沿流血了。堂婶气疯了，拼命地打我，边打边骂：“你个没爹没妈的小杂种！给你们吃给你们喝，赶不上喂猪喂狗啦！”
我哭嚎起来，两个姐姐也哭了，最后拉起我就走。看着桌上白花花的猪肉，我是真的舍不得走。
那个年夜很冷，北风呼啸，吹得窗户嗖嗖直响，间或传来鞭炮声响，狗叫声……
我们三人挤成一团，把家里所有的棉被、大衣都盖在身上。
“姐，我饿，姐，我饿。”
我的小肚皮咕噜咕噜直响，俩姐姐肚子也在响。姐姐下炕翻腾了半天，找出了一颗萝卜。
“咱们吃萝卜！”
姐姐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把一颗大青皮萝卜举起来，笑着，那神情和妈妈像极了。
萝卜很甜。我趴在姐姐的怀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萝卜香味，还有妈妈的香味，慢慢地睡着了。
二姐说，那一夜姐姐没有睡，她抱着我和二姐坐到了天亮，她一直在唱歌，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她唱了一宿的歌，流了一宿的眼泪。她在替我们守岁。
这一年，我们没有吃到饺子，可是我们吃到了世界上最甜最好吃的萝卜。
过来几天，生产队长的老婆带来两个陌生人，一对夫妇。
他们说给我找到了新的爸妈，还说过几天给二姐也找个新家。
我不太记得当时的情景了。只记得那个男人长着大黄牙，还记得他们带来了糖块。
不知道怎么回事，姐姐把队长老婆骂了，还哭了，还拿起东西打人。
过一会儿村里几个大人来了，还有堂叔。他们说村里不养活我们，为我们好，明天就来领人。
第二天一早姐姐叫醒我，我们吃了好吃的疙瘩汤。然后，姐姐拿出一根长长的绳子，眼角带着泪，神色坚定地说：“别怕！谁都不能走，我答应了妈，姐管你们一辈子！”
姐姐把我们三个人每人一条腿用绳子绑起来，链成一串儿，插上门，拉着我们挤坐在炕角。
那些人真的来了。
咣咣咣，咣咣咣，敲门声，呼叫声，我惊恐地抱着姐姐，憋住哭，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房门被他们弄开了。一大帮人呼啦啦闯了进来。当中有队干部，堂叔堂婶，还有那个大黄牙伯伯。
姐姐一下子站了起来，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尖尖的剪子，比划着，哭喊着：“你们别过来！别想抢走我弟！我答应妈妈了！要死也死在一块！不用你们管！”
那伙人惊呆了。
从那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个外号叫“一串儿”，大约是三人绑腿的意思。村里的孩子们见到我们就会喊“一串儿一串儿拿去卖，卖了换钱买咸菜……”
也是从那以后，我们家里都不说“串儿”这个词了，这是我们的家庭语言禁忌。
我不太清楚在那个很冷很冷的冬天，姐姐们和我是怎么熬过去的，只记得姐姐每晚抱着我睡觉，唱北风吹，而屋外真的有北风在呼啦呼啦地吹着。
门窗在响，全世界都是黑的，仿佛在黑暗中还有一些影子在飘在动。每一个夜晚我们都害怕得要命，只要一有大一点的声响，我们就紧紧地彼此抱住，两个姐姐把我拥在中间，我至今还记得她们紧促的呼吸声，嘭嘭嘭的心跳声。
春天来了，我们终于不用怕冷，姐姐也不用发愁柴火了。
可是新的危机也来了，我们没有粮食了。
陆续有人来家，有时带来一袋高粱米，有时是一小袋玉米面，离开时抬走了妈妈的缝纫机，拿走了爸爸的手表……每当这个时候，望着这些心满意足离去人们的背影，姐姐会默默地流泪，我伸出小手替她擦眼泪，欣喜不已地说：“姐，咱们有吃的啦！”
姐姐摸着我的头，长长叹声气，“唉，傻孩子！”
这个时候，姐姐真的真的很像妈妈。
我想妈妈了。
播种的时候，姐姐和大人们一起出工了。队长说，姐姐还是个孩子，只能挣一半的工分。二姐放学后去捡柴火，挖野菜，在家里干活。我时常跑去地里玩儿，捉蚂蚱，陪姐干活。那里有个叫吴婶的，她稀罕我，经常掏出一根黄瓜啊半个玉米饼子啊什么的给我。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啊。
接下来的一个春节，我们吃上饺子啦！
过年的前一天，姐姐拎回来一块猪肉。姐说这是二指肉，就是有两个手指头厚，我比了比说：“是四指肉！”姐姐笑了，又好像是哭了。“傻孩子！”轻轻地拍了我一巴掌。
又过了几年，仿佛做梦一样，我们又变成了城里人。
爸爸落实了政策。这要感谢小学吴校长，是她找到我们，带姐姐去公社找到爸爸的档案，帮我们写信。姐姐到爸爸原单位做了工人，辍学两年的二姐又去上学了。如今她已经是美国一家著名医药研究所的科学家了。我也人五人六地混得不错。
去年，姐姐来我家过年，二姐视频里说来年夏天时再回来。
除夕夜，两家的孩子们玩在一块，热热闹闹。
姐姐悄悄地把我拉进房间，锁上房门，神色凝重，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用颤抖的手打开，原来是一张陈旧的一元纸币。
“希扬啊，还记得不？这是你的压岁钱。别怪姐没本事，没留住爸妈的东西，就留下这个了。小时候你年年问姐为什么一过初一就收走你的压岁钱，今年给你了，姐再不收了。”
我猛地把头埋进被子里，嚎啕哭了起来，这辈子我从没有这么伤心地哭过，仿佛把一生所有的伤悲、惊恐、屈辱，所有的苦难都哭了出来。
姐姐也默默地哭了。她抽泣着，俯身抱住我的肩头。
我多么希望姐姐也能像我这样肆意地大哭一场啊，可是她没有，她只是悄悄地抽泣。
也许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她无数次地哭过吧。
那个晚上，我梦到了禾雀村到沙河镇那条路，妈妈挽着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向我走来，我张开双臂，拼命地跑向他们，大喊：“姐，姐，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