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写过这个题目,是一篇单独的文章,他有本书也是以这个做书名,主要是写他自小求学的经历,求学的态度,以及他的人生观。
我们对历史上的梁启超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刻板的印象,其实,了解一个人的整体思想,还是要看他的书。
梁启超求学,那是一丝不苟的严谨,包括他后来对子女的培养,都带着书香门第的严格要求,这大概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在100年前,中国的读书人就很卷。
民国的所谓大师们,做学问的态度,估计都是顶流的。为什么我要在大师们前面加个所谓呢?我是想说,态度是顶流的,知识量和现代没办法比较,用现代的知识量去谈民国大师,我们得有这样的勇气,不能盲目崇拜大师。
现代人做学问的态度比民国的大师差吗?我看不光光不差,而且还极大的超越,皆因我们现代人全国式内卷的压力,民国的比例极少的学者是感受不到的。我们现在培养人才,从胎教就开始了,现在的小学生,从会说话开始就有了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然后像漏斗一样,筛出了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天才,送到一等的学府深造。相比民国的大师们,单纯在一个人文社会的思字下功夫,然后靠一支笔生花,就登上了台面,真的艰难多了。
真正做学问,并不在我们这些平头小百姓的身上,而是在各行各业的专家那里,顶尖的人才。我们民间的所谓爱好者,做的一丁半点兴趣学习和了解,谈不上太大的学问,也达不到那样的专注。
但就像艺术欣赏一样,我们在做这个份上不行,至少要懂得欣赏,自己在境界上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什么是玩票。谈到做学问,就不要太当自己是一回事。
梁启超说做人就是一个乐字,做什么事,讲求个快乐,不快乐的事情不要做。没看过梁启超的书,你就不会知道他的这个人生态度。梁启超的这个看法,我没有什么异议,但我显然也没他对乐趣那么深刻的感受。这事皆因是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然后真的因为命运的问题,每个人确实都不一样。我做人,让我回顾一下,责任总是摆在第一位的,这一点乐趣都没有,我常常苦了巴拉的去做一些自己认为责任重大的事情,我天生要承担的,或者我认为的背负着恩情的,或者我认为我所欠的,又或者我认为我应当的,无论是对个人的,或者是对集体的,我都总是要去做一个担当者。
这样的认知,就难以从取乐的角度去行事。但这并非非此则彼的关系。梁启超也是会承担责任的,而我,也是会寻找乐趣的,我们谈的,只是主旋律的问题。
所以大概而言,和我在一起,总该还是安全的,因为我习惯于做最后收摊的人,无论什么后果,我都能承担。我很小的时候,自己就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除了死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败我。我现在想想,我确实太早慧了。人到中年,我才在理性上真正明白,这个世界,只有死亡才是真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