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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王、李,都是辽北兴隆镇的大户望族。
张家是诗书传家。张雨轩的爷爷是前清秀才,一张口就是之乎者也,写得一笔好隶书,兴隆镇上各商号的名字牌扁也大都出自他的手。雨轩父亲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留在省城奉天东北大学当教授。到了张雨轩这辈算有些衰落。雨轩师范毕业回到兴隆镇先是做了小学老师,现在是校长,在镇上也颇有声望。
王家算得上军旅世家。王贺勋的爷爷做过大清朝的管带,还带兵去朝鲜打过日本兵。贺勋父亲在东北军当团长,回来探亲时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还有4个腰挎镜面匣子的护兵,威风凛凛。贺勋因为是独苗一棵,虽然读了两年讲武堂,家里人却不放心去当兵,回到镇上做了警察所长,也斜挎了枪人五人六地在街上走。
李家是商人,李运昌爷爷的买卖就已经做到了奉天,据说曾是当年盛京将军的座上宾。运昌的父亲至今手上还有奉天几家货栈、当铺、饭馆的股份,乡下也有上千亩好地。运昌经营着镇上最大的货栈和药铺。
雨轩、贺勋、运昌,三个人都是独苗,虽然运昌还有一个姐姐风芹,但在镇上的人看来,女儿嘛,早晚是人家的人,算不得数的。
三个人也经常来往,过年过节相互给长辈拜年,偶而也聚在一起小酌几杯。毕竟,兴隆镇不大,见过世面又能谈得来的人不多。但骨子里,又都互相不服气。当然是雨轩最清高。在他眼中,警察与商人自然不能与自己的诗书传家相提并论。次之是王家,虽然那时不提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这些年虽然兵荒马乱,但一提到爷爷、父亲的名号,还真没有人不给面子。运昌最为低调,好在为人大方仗义,遇事肯出钱出力,虽然比雨轩、贺勋操心,但也能支撑起门面,生意也打理得不错。
1945年光复后,王家着实光鲜了几年。贺勋父亲随国军坐美国人的军舰回了东北,已是少将师长。回来探亲时跨下也不再是高头大马,而是屁股冒烟的美式吉普。市长、专员、镇长等地方官员唯唯诺诺地跟在身后,看着贺勋父亲的脸色赔着小心说话。贺勋走路也开始横着膀子了,身后的枪穗子一下一下子跟着晃。
1949年,共产党坐了天下。雨轩父亲和雨轩成了地下党,从幕后来到了前台。雨轩做了兴隆镇的镇长,走到哪里身前身后也是跟满了人,雨轩说话的口气也大了起来,常在街上训斥手下,做指点江山状。
贺勋一下子没了底气,父亲生死不明,自己也成了专政对象。每天早、晚拖了大扫帚哗啦哗拉地低着头扫街。
运昌这些年过得也不易。国军、共军轮番前来,筹钱筹粮总也落不下他,虽然脸上挂着笑容一口一个长官同志地叫着,心里还是很痛的。生意先是公私合营,后来彻底充了公。运昌自己也戴了布套袖站柜台卖货。
1957年,反右开始。雨轩父亲成了右派,捱不过批斗,自己吊死了。雨轩虽然声明和父亲划清了界线,镇长也做不下去了,成了镇政 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贺勋还在扫街。
运昌仍在站柜台。
1966年,文革开始。雨轩又被批斗,终于丢了公职和贺勋一起扫街。天色未亮时两人偶而斗嘴,说起以前各家各人的辉煌,喟然长叹处,禁不住热泪纵横。只有运昌时不时的给两人送点炖肉、饺子,也不言语,只是用力地握下手就走了。
1978年,拨乱反正。雨轩评反重新做了镇长,这回不再张扬,言语间沉稳了许多。1990年,台湾开放大陆老兵探亲,贺勋父亲也有了消息,只是年事已高不能回乡。贺勋也成了统战对象,做了县政协的委员。贺勋却不去县里 住,只是开会时去上几天。
运昌辞去公职,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个体经营户。起步时就是一小商店,十几年下来陆续开了酒店、商行和运输公司,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后来,退下来的三个老哥儿们偶而会在运昌的家里喝上几杯,酒至半酣之际,三人常端了茶杯站在运昌家的二搂阳台上,望着古城城门扁额上“兴隆镇”三个石刻大字,半晌也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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