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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哲学怪咖们06】西方的孔子——苏格拉底 文:公理力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西方世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被尊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与其追随者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但此公却是一个神秘人物,罗素称之为一个历史难题——对其知道的已够多还是太少,人们都不清楚!一个主要原因是,苏格拉底并无任何著作传世,主要通过他人的著作而闻名,特别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柏拉图的《对话录》是从古代留存下来的关于苏格拉底最全面的记述之一。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出生在伯里克利统治雅典的黄金时期。他出身于一个中产之家,父亲是雕刻师,母亲是一名助产士。苏格拉底的妻子叫赞西佩,育有3个儿子。传说中,赞西佩是一个脾气暴躁,又唠叨不休的泼妇。不过这也可能是色诺芬的夸大描述。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赞西佩对苏格拉底大吵大闹,并用垃圾和污水浇了苏格拉底一身,苏格拉底平静地说:“暴雷之后,必有阵雨”。
苏格拉底有一些奇怪的习惯。他的长相挺丑——有一个扁鼻子(有人称之为狮子鼻)和大肚子,却又习惯于赤着脚,衣衫褴褛地生活。他常常会因为思考问题而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站上数小时,乃至一整天。苏格拉底有很强的自制力,忍耐寒冷的毅力尤其惊人。在寒冷的冬天,可以赤脚走在冰面上。他酒量很大,但很少饮酒,也从未有人见他喝醉过。对待爱情,“哪怕是在最强烈的诱惑之下”,他也始终是“柏拉图式”的。对死亡很淡漠,他做到了灵魂对肉体的完全驾驭。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个大事件。他被控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腐化青年等罪名,而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们要求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而亡,终年70岁。
苏格拉底以其在伦理学和认识论领域的贡献而闻名,并强调追求知识的意义,对后世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总是说,自己一无所知。他之所以比别人聪明,就在于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他并不以为知识是不可以得到的。正相反,他认为追求知识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他表示,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使所有人德行完美所必须的就只是知识。
罗素评论道:“德行与知识密切相关,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存在于一切希腊思想之中,而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对立。在基督教的伦理中,内心的纯洁才是本质的东西,而且至少是在无知的人和有学问的人之间,同样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希腊伦理学与基督教伦理学之间的这一区别一直贯穿到今天。”
苏格拉底对艺术,文学和大众文化的描述,使他成为西方哲学经典中最广为人知的人物之一。苏格拉底被尊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新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苏格拉底一生都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至今没有哪位哲学家像他那样痴迷于践行一种正义的生活。他以身体力行和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不朽的榜样。
苏格拉底自比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知识。他的方法集中体现于惯用的“诘问式”对话——以提问的方式揭示对方命题、说法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其盲点。在诘问中,苏格拉底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他总是表示自己无知。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以谦和的态度发问,从对方的回答中导引出相关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自己无知,并发现真理。这种方式又称为“苏格拉底的讽刺”,是由爱利亚学派的逻辑推论和芝诺的反证法发展而来。将一般性从特殊事例归纳开来,认为一般先于和高于特殊,是一种独立自存的东西。在苏格拉底的诘问中存在着揭露矛盾的辩证思维的积极成果,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最早的辩证法的形式。
罗素指出,这种问答求知的方法仅适用于某些问题,如对经验科学就不行。准确地说,苏格拉底的方法仅适用于那些我们对之已有足够知识,可达正确结论的事物,只是由于思想不深或缺乏分析,而未能加以逻辑化使用。但罗素也认同,苏格拉底式的讨论对于逻辑性的事情是发现真理的一种好方法。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伦理和人的研究,苏格拉底是发生这一根本改变的关键推手。他要求作“心灵的转向”,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他认为对于自然真理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感觉世界常变,得来的知识也就不确定。苏格拉底追求一种不变的、确定的、永恒的真理。这就不能求诸自然外界,而要返求于己,研究自我。他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从苏格拉底开始,自我和自然明显地区别开来——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和自然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实体。
苏格拉底反对智者们的相对主义,认为“意见”可以各种各样,“真理”却只有一个;“意见”可以随各人以及其它条件而变化,“真理”却是永恒的,不变的。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认识“美自身”、“正义自身”,即美和正义的普遍定义,才是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美的理念”、“正义的理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理念论”的最初形式。苏格拉底还进一步阐明,自然界的因果系列无穷无尽,如果哲学只去寻求这种因果,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最终原因。他认为,事物的最终原因是“善”,这就是事物的目的性。他以目的论代替了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研究,为以后的哲学开辟了新道路。
而19世纪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尼采在其《快乐的科学》等著作中曾强烈抨击苏格拉底,把他称作“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的“始祖”。这里的所谓“科学精神”,是指“最早显现于苏格拉底人格之中的那种对于自然界之可以追根究底和知识之普遍造福能力的体现”。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的影响笼罩着世世代代,直至今日。自苏格拉底世代以来,人们相信科学至上,知识万能,思维能洞悉事物的本质。这种理念是“一种专横的、绝对的信念”,因而也就是信仰。所以,“即使科学也是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的,根本不存在'无前提的'科学”。
值得一提的是,罗素对苏格拉底两位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对自己敬仰的导师的记述提出了深深的质疑。
罗素首先谈到色诺芬。这是一位军人,头脑不大开明,他的观点大体上是因循保守的。色诺芬感到痛苦的是,苏格拉底的控罪竟然是不虔敬和败坏青年。而他认为,苏格拉底是非常虔敬的人,且对受他影响的青年人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伯奈特评价说:“色诺芬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那样,他是绝不会被处死刑的。”
曾有一种倾向,认为色诺芬所说的都是真实可信的,理由是他缺少想象任何不真实故事的那种聪明!罗素写道:“这是很靠不住的一种论证方法,一个蠢人复述一个聪明人说过的话,总是不会精确的,因为他会无意中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所能理解的语言。我就宁愿让一个我的哲学家死敌来复述我的话,而不愿意让一个不懂哲学的好朋友来复述我的话。因此色诺芬所说的话,若是在哲学上包含有任何困难之点,或者其目的只在于证明苏格拉底的受刑是不公正的这一论点,我们便不能接受他的话了。”
关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记述,罗素表示:“其困难就与色诺芬的情形全然不同了,那就是,我们很难判断:柏拉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想描绘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而他又在多大程度上,想把他《对话录》中的那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仅仅当做他自己意见的传声筒。柏拉图除了是哲学家外,还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与魅力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会设想——就连柏拉图本人也并不认真地认为,他的《对话录》里的那些(苏格拉底的)谈话是真像他所记录的那个样子进行的。但无论如何,在早期的对话里,谈话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人物也是十分令人信服的。正是由于作为小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人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图。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一以贯之而又极其有趣的人物,是一个远非大多数人所能创作出来的人物。但是我以为柏拉图却是能够创作出他来的。至于他究竟是否创作了苏格拉底,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令人想起中国的孔子。在他众多弟子的记述中,究竟有多少话真是孔子本人所说过的?又有多少只是弟子们借孔子之口说出的呢?
苏格拉底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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