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飞梅弄晚 于 2020-12-17 21:24 编辑
一
不是拿来拍砖的，纯粹写写读后感。
很多年前，那时的红袖添香还在，我就四处遛达。
读贴很随机，在莺莺燕燕的文字浩海中，读到仨人的字，印象颇深，那种初入大观园的感觉，仿佛如昨。
一是桃花。桃花写了很多贴，有两处细节我仍记忆犹新，一个是拿屁股关冰箱门，一个是写四眼与他人的“负距离”结合——自黑自嘲到了一定境界。很多年后，一旦我转身欠起屁股以某个恰到好处的力道关冰箱门时，我就想起桃花。
二是秦川梦回。秦老师的字，是读书人的正经字，名门出身，有厚重，有繁复，有技巧，有浓郁的历史感，中国文字的正统风范尽在他笔下。秦老师让我对红袖产生敬畏，觉得个中藏龙卧虎。
还有一位是临窗独饮，因为他的《山冈周》。沈从文的湘西山水，陈重实、贾平凹等人的黄土地，及铁凝的伤痕文学，或者王安忆的上海风情，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叙事风格，跟着他们的笔触读一个时代长卷及小人物的命运沉浮，沉浸式阅读所带来的内心震撼难以形容。尽管诸多大家的珠玉在前，很难超越，但在读《山冈周》时，熟悉的震撼再次浮上心头。
当年，顺着一篇字关注某个ID，再顺藤摸出一片瓜地，在那里看星空、听蛙鸣，我自得其乐。
遗憾也是有的，就是没看红袖当年拍砖盛况。以至于提起砖神王二，我一脸懵BI。
《山冈周》十年前读过，十年后再读，隔着如此光阴，我对自己很期待，对《山冈周》很期待。
二
燕赵尚武，吴越尚文。五代十国以后，吴越国统治两浙地区，初步形东南沿海区域文化，即：吴越文化，覆盖如今的江浙两省，得天独候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大学问家、大藏书家、大文豪、大科学家、大商人，人才辈出。古有陶渊明、王羲之、王献之，后有冯梦龙、唐寅，近代有鲁迅、钱钟书等。
单说浙江吧，绍兴莲花落、杭州小热错、湖州三跳、湖州琴书、平湖钹子书、嘉善宣卷、金华道情、青田鼓词、宁波走书、四明南词、唱新闻、龙游道情、绍兴平湖调、临海词调、温州鼓词、温州莲花、翁洲走书，不论哪一个单独拎出，都是一部吴越风情史诗录。
但观当代，随着陕西作家占据文学界半壁江山，而历史上无法回避的江浙，却鲜有著作传世。这令人诧异，也令人扼腕。所以，《山冈周》的开篇就非常吸睛，在当代浙地文学空白的基础上，以浙南山地的芙蓉街为背景，米行、布行、中药店、糖果店，延伸出一个古村落格局，一个“路廊文化”的衍展，父亲的一生，或者说芙蓉街人的一生，及他们的子子孙孙，他们的悲喜、冷暖、浮沉，成就了这幅芙蓉上河图——每个人的人生走向，其实都在祖先流淌的血液里，埋下了伏笔。
父亲周友勉的一生，活成传奇。他的前半生，大愚若智；后半生，大智若愚。看那寥寥几笔：“别人说我荡，真真不懂！荡是神经错乱，癫是行事乖异出乎常理，比如济癫和尚。荡是荡，癫是癫，哪可混为一谈？”
柳永流连坊曲，以艳词悦妓，为癫；朱由校不爱江山，爱木工，为癫；李叔同中年抛妻，削发为僧，也为癫。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一个“癫”字，奠定整篇基础，无论此后行笔舒缓还是急促，无论爷爷、父亲、还是“我”，大珠小珠始终落入这个玉盘。
三
芙蓉街由刘赵两大家族把势，周氏姓族人丁稀少，唯有小心翼翼夹缝求生。
在中国乡村，最有权有势的并非县长、镇长和乡长，而是乡绅。自周朝起，开始实行“保甲制”，利用乡土和宗族观念维护乡村秩序。乡绅文化这一政治生态从来是“皇权不下县、县以下自治'模式。清末以后，绅权的乡村根基转为国家授权，民国中期以后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乡绅，加之新中国建立后的土改，乡绅惨遭镇压和批斗，延续千年维系生态的乡绅文化彻底断层，但乡村几千年的自治形式仍以惯性存在，取而代之的缺乏文化底蕴的乡村流氓，他们与旧日乡绅完全不是同一境界之人。
掌握芙蓉街话语权的正是一群乡村流氓。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周友勉与他人关于姓族之辩，难免不合时宜，最后以刘赵两姓群殴周友勉为结局。在姓族、祖上荣耀面前，所有人都在极力证明自己根红苗正血统高贵，周友勉也是血性男儿，但他实在势单力薄——以常人的眼光判断，这显然是”荡人“所为，明知骂不过打不过，仍然据理力争，这不是”荡“还能是什么？
周姓人何时何地何故在芙蓉街安顿下来？下冈周，是一场寻根之旅，也是解开周姓几代人饱受屈辱的一把钥匙。早在”我“之前，爷爷就已遍寻杜鹃花，移栽至太公太婆坟前。杜鹃花，“不如叫它柴爿花来得更实在。她是贫贱的，只要一丝罅隙，少许土壤，就会立地生枝。但她又是自强的，每当春风走过山野，马上漫山遍坡地迎春怒放，红焰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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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0-12-17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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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7 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