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在世的时候，几次给我讲起她记忆中的一个画面：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天气已经有些奥热了，八岁的她被母亲从梦中叫醒，睡眼惺忪地跟在母亲身后，往村北头走。那时候母亲的身子已经很笨重，走路拖拖踏踏的。大姐知道，她就要有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夜已经深了，荆山庄静悄悄的，偶尔有谁家的狗无聊地叫上几声，空洞的声音滑过繁星点点的夜空，坠落在西山后面。村北头的空地上，一盏二百瓦的白炽灯被吊在竹竿上，照得一地雪白。几只飞蛾，忽扇着翅膀围着灯泡翩跹起舞，空气里弥漫着小麦灌浆时特有的清新味道。 “他爸，都半夜了怎么还不回家呀？明天你不是还要出工吗？”母亲望着正在搬石头的父亲的背影说。父亲瘦削的背是亮晶晶的，上面布满了汗珠。 “我趁着没人，把要用的石头都搬到架子下面，明天用起来就方便了。”父亲擦一把头上的汗说。“你来干什么？赶紧回家歇着去。我再干一会儿就走。” “盖房子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别把自己累坏了。”母亲说。 “我不是想尽快盖好，等孩子出生了，咱就不用挤在老房子里了吗？” “也是。”母亲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无奈地应了一声。 这年的夏季，一声响亮的男婴的啼哭，在尚未干透的新房子里响起，我的大哥---我父母亲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 父母亲对于这个头生儿子是十分疼爱的。又加上大哥从小体弱多病，母亲对他的疼爱又加了一层。相比于小学都没有念完就被叫回家干活的两个姐姐，大哥一直念书到高中毕业，就是很好的例证。我模糊的记忆里，冬天的早晨天还不亮，母亲就起床给大哥做饭，让他吃饱了走十多里路去城里上学。而大哥留给我最早的印象，就是他瘦高瘦高的，背着绣了“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的背影。 在我幼年的时候，大哥肯定是经常带着我的，只是十岁的年龄差，让我一有记忆，他便成了背着书包出门求学的翩翩少年。母亲曾经对我讲起，有一次她和父亲去城里有事，把不满三岁的我交给大哥看着。黄昏时还不见母亲的我哭闹起来，大哥只好背上我去迎接父母亲。哭闹累了的我，在大哥背上慢慢睡着了，晃来晃去的小手被寒风吹得生了冻疮。我还记得那年大哥带着二哥三姐和我去城里卖铜丝，特意绕到泉城路的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大哥戴着一顶黄军帽，二哥光着头，三姐的一根辫子有意地摆在胸前，我头顶上梳着朝天的小辫儿，很傻很天真地望着镜头。那一年，大哥十五岁，二哥十三岁，三姐十一岁，我，五岁。 中国男人，尤其是中国北方的男人，感情都是很含蓄的。我父亲年轻时就非常严肃，绝少流露感情。他内心里对自己孩子们肯定是很爱的，但表现出来的却是终年铁板一块的脸，和张嘴就来的训斥。所以大哥说，直到父亲去世，他在父亲面前都是战战兢兢的。 父亲患的是结肠癌，虽经过了手术治疗，最终还是恶化了。大哥和二哥不甘心就此放弃，又找了一家据说很神奇的私人医院继续治疗。父亲那时候已经很虚弱，身体也更加瘦弱。那天早晨要做穿刺检查，就是要从后腰的部位插一根钢丝进去，检测癌细胞扩散到什么程度了。年轻时像一块钢一样坚硬的父亲，此时无助地像个孩子。大哥抱起他送往手术室的时候，他紧紧抓着大哥的手不放，突然间失控地哭起来，大哥也抑制不住，父子二人就这样相拥而泣。我想，这应该是大哥长大后，父子俩最亲密的一次接触。 父亲去世前的那个晚上，自知时日无多的他吩咐大哥拿来纸笔，记下他去世后应该通知的那些亲友的名字，并告诉大哥应该怎样给他操办丧事。大哥后来说，父亲为荆山庄的村民操心了一辈子婚丧嫁娶的事，临走了，把自己的后事也安排得清清楚楚。父亲走后，大哥接了父亲的班，继续为乡亲们服务，并赢得了不错的声誉。 大哥跟父亲一样，也很少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我知道他是把兄弟姐妹们放在心里的。比如在大姐最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去看望她。虽然去了也很少说话，但他坐在椅子上喝茶的身影，就是对大姐最好的安慰。又比如对我，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张开嘴，大哥都会无条件地帮助我。每隔一段时间我若不去一次，大哥就会给我打电话，说大嫂包了饺子或者炖了羊肉，喊我回家去吃。 俗话说：长兄如父。父母去世后，大哥就成了我亲情上的依靠。每当想起大哥，我心里都觉得很踏实，仿佛他就是那根定海神针，只要有他在，我的心就是安定的。 大哥听说我在练书法以后非常高兴，前段时间让我写个“不忘初心”，说要挂在办公室。其实我自己的水平自己清楚，根本还不到能拿出手的层次。但是大哥吩咐了，我不能不遵从。于是硬着头皮写了幅隶书交差。大哥果然拿去裱了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那天我特意去看了看，感觉一般。大哥在一边不住地说：“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写得挺好！” 大哥，你觉得写得好，是因为它出自你的小妹妹之手，出自你最疼爱的小妹妹之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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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8-2-2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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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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