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两面性：绝对正确的荒谬与幽暗真相的悲情

归隐宋朝

文/归隐宋朝

      前几天，泌水的一篇《和牛山峰版友谈<资治通鉴>》，以及牛山峰《迎合一下泌水先生》的回帖，让我想起了曾经的六星视点的讨论氛围与深度，那时这样的讨论很多。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史，其地位与《史记》并举，文学价值甚至在其上,尤其是司马光自己的百余篇史论，充分阐述了他的历史观和理论观，这几乎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绝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治通鉴》的诞生得益于王安石变法。1070年，官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的司马光成了变法的最大阻碍力量，被宋神宗撵出京师，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15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可以说，贬居洛阳这段时间，反倒是成就了这部典籍。

       应该说，《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不容置疑，包括司马光的人品似乎也尽可称道，然而，我对于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以及最终废除新法复辟所对宋王朝命运走向的影响，还是有很大的微词与轻蔑。尽管后世多以其才学胆识和宗法观念而尊崇他，可我认为，他才是导致宋庭衰亡的重要代表人物，没有之一。理由有三：

       首先，说清这件事就不能回避王安石变法，以及他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新法？据史料记载，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欲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北宋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尽管王安石变法终因保守派的疯狂反击而失败，但却使宋庭在熙宁年间的财政收入，达到了其后元明清三朝所从未有过的峰值。可以说，这是大宋的鼎盛时期。

       后世直到二十世纪，由于梁启超的《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而在此前上溯800年间，包括大宋本朝在内的历朝历代，都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学术理论给予严厉否定，重要代表人物首推司马光、赵构和朱熹，他们在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王安石进行了无情攻击。司马光在恢复相位数月间尽数废除新法，遣散尽变法派；宋高宗赵构出于政治的需要，对王安石的全盘否定就差掘坟鞭尸了；而朱熹则站在维护儒家宗法的理学角度，把对王安石的批判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其实，南宋以后评议者与当年的反变法派所持的理论根据，都是传统儒家的经济教条“子罕言利”或“义主利从论”。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义利之争不仅在哲学思想方面贯彻始终，更重要的是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关乎着封建国家治国的主导思想，用人标准，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制订和推行，以及每个人立身行事的基本出发点等。王安石公开打出“理天下之财”的旗帜，不啻是对儒家传统经济思想的公开背叛。也就是说王安石所“触动的最根本原则就是‘王霸义利’准则，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系统，表现为‘以义为上’和‘公利可言’的有机统一。假如动摇了这个平衡，便是对整个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的破坏，必将被吞噬在一个无形的黑洞中”。南宋理学家们把孔孟经济教条在伦理化的道路上推向了极至，“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其后的思想家更是不敢越“义主利从论”的雷池一步，就连明清之际思想较为进步的王夫之在《宋论》一书中，对王安石的批判即延展到由义利之辨衍生出的“华夷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的层面。

       到了近现代，王安石才算是找到了知音和拥戴者，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这使得王安石首次以正面的形象面对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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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北宋相对宽和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局面。支持变法与反对变法的势力都很大，在朝中站队形成了两大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争”。其后历朝所谓的正史把“党争”归罪于王安石，认为他实行新法过于操切，没有取得大多数人的共识和赞同，由此形成“党争”。这不是扯淡吗？如果大多数人都赞同，就是今天所倡导的与时俱进，还需要变法吗？还会有那些个王朝的兴亡陵替吗？ 变法就是一个靠强权推动的少数派的政治活动，它的理论基础是穷则思变、弱则思变，甚至不变则死，变有可能生。而变法本身就是要破除旧法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这必然就会触官宦、地主及士大夫的利益，怎会有达成共识的大多数？

       之所以形成这种激烈对抗的局面，主要原因应归咎于北宋自建朝以来的宽和的政治制度。“陈桥兵变”赵匡胤兵不血刃地夺了天下，又以“杯酒释兵权”稳定政权，这就注定了大宋治国理政的宽和意志。宋太祖有句历史名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因此，官员即使犯有过错，多数是受到贬谪，鲜有祸及九族、满门抄斩的严酷惩罚。司马光、苏东坡及其学生秦观就是一个例子，照理说，他们反对皇权支撑的变法大政，搁到哪朝哪代也逃不过杀头、流放的命运，可唯有宋朝还能保留住你的饭碗，甚至还有重新启用你的一天，秦少游不就是死在“北归还朝”的路上吗？“党争”的确严重削弱了北宋的政治根基，而变法失败重又导致国力和军力的滑坡，终为北方大金政权有机可乘。

       假如，大宋也是大秦那般的严苛律法，王安石的变法会不会是另一种结果？当然，这个假设有些惊悚，后世之人是不愿冒着失去《资治通鉴》和大量优美宋词的风险去做这种假设，但却可以理所当然的把因变法失败而导致败亡的大宋贬为“弱宋”。当然，这仅仅是个假设，真相是这个假设被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一大批文化人断送了，而他们不必承受一点点历史责任，并可以在后世拥戴的光环里继续舞文弄墨，只是那个对他们宽和有加的宋廷，成了一堆被烙上耻辱印记的残砖断瓦，继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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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集权利益的驱策，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大秦帝国时期，审判商鞅的官吏以嘲弄的口吻问他：“大夫以为何刑？”潜台词是，这个你是专家。商鞅叹口气，道：“车轘。”于是，他被自己确定的车裂处决了。他是先秦以来首个真正意义变法殉道者，好在他的理想并没有随着他的肉体的消亡而消亡，秦帝国利用他的变法宏利迅速强大，并最终形成天下归一。而王安石则没那么幸运，变法失败后，清算王安石也从一个侧面激发了理学的发展壮大，作为变法大政基础的王安石的荆学被儒学家们批判了800年。

       儒家思想起源于先秦，正本于汉武，升华于赵宋，延展于明清，动摇于五四，平凡于当下。自唐宋以来开枝散叶至日本、朝鲜，后至东南亚。十八世纪中后期，日本开始了“倒幕运动”，其导火索就是“倒儒”，进而转向“弃儒教兴西学”，几十年间成为了世界列强之一。中国的反儒运动开始于“五•四”时期，以反封建为主题，但就如辜鸿铭所言：头上的辫子好剪，心里的辫子并不好剪。是啊，中国的儒学历史太漫长了，自从董仲舒振臂一呼，孔孟之道就成了统治这个国家2000多年指导思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这种思想物化的极致反映和经验教训，满纸的忠君报效，皇恩浩荡；满纸的王权得失，兴亡陵替。然而，仅就大宋的败亡，他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大宋终于因他而彻底错过强盛无敌的机会，“弱宋”的命运从那时起已经被注定了。

       这里，我们不妨再做个大胆的假设，王安石的变法能被贯彻始终，还会有被金人掳走二帝的“靖康之耻”吗？还会有后来的蒙古政权两次南征，最终被灭国的惨祸吗？也许，蒙古人会避开大宋的锋芒，以全部力量西征，那就不仅仅是横扫欧亚大陆了，恐怕会建立超过罗马帝国的蒙古帝国了。

       有人说，儒家思想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它比较适应集权利益的发展。即便如此，祖宗的宗法必须要一成不变的继承下去，也是历史的驱策吗？历史答案是明确的，不管二十四史多么光鲜耀目，也不过是这种变态的统治论的长吁短叹而已。自汉以后的诸多朝代的兴亡，或许有个自不同的原因，唯一相同的是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理论高地，覆巢之下无完卵，唯有孔孟之家不倒。兴焉？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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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历朝历代但凡遇到重大变故总是要找一个人来背黑锅，就像唐朝的杨贵妃那样，这个集万千宠爱与一身的女子，必须要来承担红颜祸水的罪名。王安石变法对于北宋政治、经济、文化都长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因变法始终成为众矢之的，且变法以失败告终，因此，到了宋高宗赵构时，出于政治的需要，选中王安石来背北宋灭亡这个黑锅也就不足为奇了。大宋两个最冤的人：文为王安石，过于操切；武为岳鹏举，不懂政治。

       需要再次重申的是，司马光们不必背负这历史的沉重负荷，他们的正面形象经久不衰，《资治通鉴》不仅作为一部编年史光耀后世，甚至直到现在依然成为官场《圣经》，还被无数身在仕途上，身在体制内的人们顶礼膜拜。

       这就是历史的两面性，即便是在强调“与时俱进”的当下，我们的历史观大多还是会依从于前人的正统纲常，在这种“绝对正确的荒谬”面前，我们还是无力改变，甚至不愿深究其谬。然而，所谓的以史为鉴，并不包括那些掩藏于正史幽暗背面的真相，以及匍匐于真相之上的那些壮志未酬的悲情人物，他们差一点就改变了这个古老国度的历史走向。

       深深地遗憾吧！

归隐宋朝

      百度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看司马光代表的保守派与王安石代表的变法派是如何对抗的：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正月，登州少女阿云还在为母亲守孝，被其贪财的叔父以几石粮食的代价，卖给叫韦大的老光棍为妻。韦大容貌丑陋，阿云死活不愿意，又拗不过叔父。于是阿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杀死韦大。阿云晚上悄悄来到韦大的家，韦大正在熟睡，阿云拿起砍柴刀朝着韦大一阵乱砍，但她柔弱无力，除了砍掉韦大一个手指头外，并无太大伤害。韦大报官，说有人要杀他。知县接到报案，迅速破案，将阿云捉来。阿云也不抵赖，毫不隐瞒地将事情的整个由来说得清清楚楚。

       阿云招供后，知县以阿云谋杀亲夫的罪名判处阿云死刑。按宋朝刑律规定，地方官判处死刑，案件必须逐级上报，最后由朝廷的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和审刑院进行复核，经复核没有问题的，才准许地方官对人犯执行死刑。案子报到登州知府许遵那里，许遵觉得这个判决有问题，阿云被许配给韦大时尚处于为母亲守孝期间，按照宋律，守孝期间的婚约无效，再者阿云是被叔父逼婚，自己并不同意，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不合法的。既然婚约不合法，阿云就不是韦大的妻子，也就没有谋杀亲夫之罪。而韦大并无大碍，阿云罪不至死。于是许遵签署了自己的意见，将案子报送到大理寺和审刑院。

　　大理寺和审刑院审查案卷后认为，即便阿云不是韦大的妻子，但是其蓄意谋杀，按照律法一样要判处死刑。

　　得知这个消息，许遵坐不住了。他开始详细查阅宋朝律法，希望能找到推翻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法律依据。恰在此时，宋神宗下诏说，谋杀已经造成人身伤害，但罪犯有自首情节，依照谋杀罪行降低两个等级论罪。

　　这个诏书，简直就是为阿云量身定做的，按照诏书阿云最多只会被判有期徒刑，不会被判死刑。许遵以皇帝的诏书为依据，向刑部申诉。没想到皇帝的诏书在刑部不管用。刑部不接受许遵的申辩，依然维持死刑判决。这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许遵被调往大理寺任大理寺卿，这是大理寺的最高长官，这下许遵掌握了案件复核的主动权，阿云被改为有期徒刑。

　　但御史台又不干了。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专门负责督查政府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御史上书皇帝，弹劾许遵，说许遵利用职务之便徇私枉法。宋神宗把这个案子发到翰林院，让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当时最有名望的翰林学士来评判。司马光支持刑部的死刑判决，王安石支持许遵的有期徒刑判决，两个翰林学士为此在朝堂上吵的不亦乐乎，谁也无法说服谁。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阿云的判决是按大宋律法来，还是按皇帝的诏书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律敕之争”。其实，司马光和王安石争论的真正意图不在这里。王安石主张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

　　宋神宗见两人相持不下，又将案子交给其他翰林学士及朝廷官员审议，结果是支持王安石的意见，神宗御批“可”。原本这案子就可以结案了，没想到审刑院的官员在司马光的怂恿下不干了。审刑院的官员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给，联名上书，要求继续与王安石辩论。后来枢密院、中书省的官员也参与进来。一时间，一起普通的杀人案把大宋的朝堂搅得天翻地覆，互不相让。

　　宋神宗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犯人自首的界定和量刑做出详细解释，命令翰林院按自己的解释拟写诏书，发往中书省，要中书省遵照执行。没想到中书省直接给驳回，说皇上的诏书违背法律，不能执行。这下可把皇帝给惹火了，要是由着你们的性子，不知道这事还要闹多久，于是神宗直接下诏，免除阿云的死刑，改判有期徒刑。没过多久，朝廷大赦天下，阿云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的阿云又重新嫁人生子，案子似乎真的结束了。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司马光任宰相，得势的司马光重新审理此案，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将阿云逮捕并斩首示众。在司马光的操纵下，祖制纲常最终胜了。司马光的刀不仅是挥向那个苦命的女子，更是挥向了新法和王安石们。

井冈

好文，精辟！

井冈

北宋，从经济发展角度，是封建社会的顶峰。

轻言

深刻大气地学习了，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就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

大尾巴鹰

原想说点什么，由于对历史的知识不够资深也就放弃。这有点像李白的那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浩有诗在前头”的意思。当然我是不能和古人相提并论哈哈！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4 21:07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愚以为，王安石变法失败非败于举措实败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 ...

孔布兄说的没错，王安石确有识人不淑之过，变法派鱼龙混杂，甚至后为蔡京集团所乘，但这并不足以掩盖变法之重举。
这些诟病只是保守派所利用的攻击手段而已，不是有人还拿着一幅画来说事吗？关键是变法触及了保守派们的切身利益，再有就是变法本身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整体构架，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当然，变法本身也并不完善，但保守派是不会给王安石修正的机会的，反而成了攻击他的佐证。
我这篇字主要想阐述的是，仅就变法而言，我们逆推历史来看，王安石非但不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相反若是变法成功，大宋的历史极有可能是另一种走向，甚至对后世都会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由此看，司马光才是促使北宋败亡的始作俑者。
尽管宋高宗赵构发起的对王安石变法的清算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他对于王的盖棺定论却是南宋至清对变法否定论的最高定调，由此产生出极大的政治转向与混乱，这也是后来贾似道集团弄权乱政的祸因。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不仅是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人背后的利益与传统。

归隐宋朝

大尾巴鹰 发表于 2017-9-4 17:55
原想说点什么，由于对历史的知识不够资深也就放弃。这有点像李白的那句“眼前 ...

王兄过谦了！ 在很多坛你可是愿意参加讨论甚至是辩论的。。。

归隐宋朝

轻言 发表于 2017-9-4 16:39
深刻大气地学习了，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就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

是个悲剧，而且是个大悲剧，被人黑了800多年。

归隐宋朝

井冈 发表于 2017-9-4 16:35
北宋，从经济发展角度，是封建社会的顶峰。

所以，如果有可能，我会归隐宋朝。。。

井冈

归隐宋朝 发表于 2017-9-4 22:10
所以，如果有可能，我会归隐宋朝。。。

哈哈

井冈

孔布 发表于 2017-9-4 21:07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愚以为，王安石变法失败非败于举措实败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 ...

这个有道理！

井冈

孔布 发表于 2017-9-4 22:09
偶觉得，宋朝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文人称道，不只是因为重文轻武的文人政治，而且也由于国家拿出大 ...

宋徽宗的绘画和书法堪称高手，玩治国大大的不行！！

井冈

孔布 发表于 2017-9-4 23:01

呵呵，好！

井冈

孔布 发表于 2017-9-4 23:02

井冈

其实，在历朝中，北宋好皇帝还是比较多的。

井冈

大唐和清朝也行。明朝，昏皇帝较多，呵呵。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4 22:09
偶觉得，宋朝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文人称道，不只是因为重文轻武的文人政治，而且也由于国家拿出大 ...

孔布兄认为宋徽宗应该负变法失败的责任，我没有理由不赞同，变法本身就是一个依靠极权运作的运动。

我之所以认为司马光们应该负责，是因为这篇字是从《资治通鉴》谈起，而司马光恢复相位之后，的确在数月间废除新法。

其实，就拿有些作为的宋神宗也是有些责任的，他一手推动和促成了王安石变法，把保守派人士尽量贬出京师，但最终也是由于他的犹豫不决和暧昧态度，使得保守派们积蓄力量，成功反扑。

王安石的悲剧既有其直而不曲之处，也有其认人不淑之处，以至于破绽百出，易受攻击。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变法本身就已经把自己置身于众矢之的，若再没有皇权坚定不移、自始至终的支持，结果可想而知。他能全身而退就已经不错了，因变法失败而产生的衰败与混乱只能由他承担，成王败寇嘛。

我们今天逆推历史，看变法对宋庭的最终影响，王安石与司马光孰功孰过立马分明。就连西方近现代所谓民主政治的某些框架都有王安石变法的影子，这也是他在清以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重要原因。如此看，对一个国家而言，谁的功绩更大一些哪？

理政思想决定了一个政权，一个朝代的走向与变迁。儒家思想有其优良也有其糟粕的一面，祖宗宗法伦理一成不变，泥沙俱下就不可取。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5 10:31
宋朝兄看错了，偶说的是北宋灭亡的责任应该由徽宗负，变法失败责无旁贷由王安石等人来负。

    古 ...

因王安石变法而导致的“党争”可不是简单的朝臣弄权，争名逐利（这方面的人有——蔡京集团，他是“鹬蚌相争”之外的渔翁，变不变法跟他没什么关系），他们争的是理论与利益的制高点。一方面，变法触及到了官宦、大地主和士绅的切身利益，这些人不能不争；另一方面，新法本身违背了儒家思想体系里的“子罕言利”和“义主利从论”，而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自然会遭至司马光等一大批深谙此道的人士反对，而其他利益集团也就不会撒手这杆大旗，这是另一必争之处。


自汉以来的历次变法，都不像王安石变法这样对儒学产生如此大的落差，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最特殊之处。西方人似乎更愿意把誉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非我们所谓的政治家。换句话说，王安石有些超前了，把宋神宗都整迷糊了。宋神宗的要求很简单，国富军强，百姓安居乐业。王安石给了他一个西方四百年后才开始出现的政改方案，这对于一个被儒教淫浸了上千年的国度，的确有点蚍蜉撼树的意思。


再说个事，在电视剧《雍正王朝》开播之前，有人对雍正帝感冒吗？恐怕对他的印象主要来自武侠小说，什么血滴子、吕四娘之类的，所谓的“康乾盛世”唯独跨过了他。可事实是，康熙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而他推行的“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仅仅有王安石变法的些许影子，就招致天下世子、官神的激烈反对，编排他的事多了，暴君、篡位、迫害文化人、被吕四娘割头……雍正贵为皇帝尚且如此，身处理学鼎盛时期的王安石又能如何？若没有雍正，哪来的“康乾盛世”？乾隆不过是靠着他爹变法宏利得来的盛世之名罢了，他的文字狱比他爹还狠哪，咋没有文化人骂他呢？道理很简单：他没变法，没触动儒学。再看看他的后世子孙又是个什么货色？一辈不如一辈，也是受用于儒学。即便是近代“戊戌变法”失败，也是有人动了老祖宗的蛋糕。就是现在的国人对法律缺少敬畏之心，热衷于人情世故、礼尚往来，“朝中有人好做官”、“烧香拜佛遇贵人”，“圈子文化”、“师生文化”、“站队文化”……就是不讲“法律文化”，不讲“公平竞争文化”，归根结底不也是起因于儒学思想？基于此，想要充分认识王安石800多年前的变法运动，及其有可能对于后世产生的影响，还是很难！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5 11:02
至于宋朝兄说到的民主，更是要法律来保证实施。

    回头看宋朝兄所举案例：先是皇帝诏书在刑部不 ...

孔布兄，你这可有点偷换概念了，你把现在的法律意识跟当时的法律意识混淆了。
且不谈当时宋朝法律里，所谓的维护皇权父权夫权等儒学宗法伦理的构架，这场“律敕之争”的实质是维护旧法与实行新法之争，这是不同于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法制精神的。宗法制度下的法律要不要一成不变？这才是争论的焦点。


谁都知道，皇权大于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为数不多的传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皇权的确也要遵从与祖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但祖制一旦阻碍了国家的发展，甚至威胁到皇权本身，祖制要不要改变？这种道理在今天看来已经很平常，但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古代就成了大逆不道的事情。否则，司马光为何要和一个苦命的小女子过不去？他胆敢违抗神宗皇帝的诏令翻案，算不算以下犯上？不是他有多大胆，也不好说女人在他眼里有多低贱，而是他所维护的儒学体系胜了。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5 11:42
打个比方，你知道四百年后一个巨奖的号码，难道你要用这个号买四百年

那你明知道我们的住房买的只是居住产权，而且只有70年，那你为何还要买？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5 11:40
看的太远是个错误，在一个时期我们只能处理连接目标锁链上的一个环。
                          ...

所以，二战刚一结束英国大选，本来呼声很高的丘吉尔却败选了。
有记者问他：这算不算民众的背叛？
丘吉尔回答：不，他们成熟了。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5 12:08
别说70年，就是7年，你买不买

所以嘛，你已经回答了你的提问。

安居才能乐业，居安思危才能持久，王安石变法就是这个道理。难道宋神宗和王安石不知道变法有多难？但国家积贫积弱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谁吃饱了没事干整天冒天下之大不韪变法玩？但是，历次变法都是值得后人警醒才是，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何要提倡“与时俱进”的道理。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5 12:26
不是偶偷换概念，是宋朝兄没弄明白概念，律敕之争是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变法开始于熙宁 ...

这个说法欠妥，“律敕之争”是在熙宁元年不假，但在平治四年正月，宋神宗即位，他就已经立志革新，而这种思想也并非一朝一夕。熙宁元年四月就速召王安石入京，主持变法大政不是没有原因的，此前王安石的荆学思想早已甚嚣尘上，而神宗就是看上了他的这种“因势而变”的主张。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来也是惺惺相惜，互为欣赏其学识，但二人的观点出入太大，以至于成为对立的两派，即理学与荆学。这种争辩早在宋神宗之前就已开始，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一个特定的事件和时间上，“律敕之争”只是一个高潮而已。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5 12:29
目前这事跟丘吉尔落选无关。

       丘吉尔落选是英国知道需要什么人指挥战争和需要什么人来治 ...

我知道丘吉尔跟这事无关，我是针对你所引用的丘吉尔的那句话。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5 12:31
偶回答的不是一个问题，70年房产跟400年后雷同不是一个问题。

看啊，你有点乱，再捋一捋？

70年和400年在距离上或有不同，但对于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已不在了，对吗？
你实际想说的是，历史不能以今天的角度去看。我理解的对吗？
可我的这篇字恰恰是如何看待司马光这个人，没办法不对他所身处的朝代，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对那个朝代产生的影响，进行一次我认为合理的回望。

归隐宋朝

孔布 发表于 2017-9-5 13:14
不全是，不但历史不能以今天的角度去看，以后的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角度去看，正如站在河边的人不知道 ...

    不全是，不但历史不能以今天的角度去看，以后的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角度去看，正如站在河边的人不知道鱼是否快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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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句话应该这么理解：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你说的没错，时也事也嘛。就像有人说，当年不应付出重大牺牲去抗美援朝，以至于养了个今天的白眼狼。但是，抗美援朝仅仅是为了那个北朝鲜吗？它换来了中国建国初期最需要休养生息的三十年，同时也有了同世界列强叫板的勇气。若没有那场战争，谁能保证美国不会越过那条浅浅的鸭绿江？

然而，对于已经兴亡陵替的各个历史朝代，只要不是史学本身的课题研究，我们还是可以以史为鉴的，这与上面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新中国并没有成为历史，还屹立于世界东方。历史上的某些事件，比如王安石变法，如果宋神宗不那么优柔寡断，让反对的声音彻底闭嘴，给王安石时间和机会去修正变法中的失误之处，那么宋朝的历史走向可能会大大的不同。

郭沫若不也写过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吗？这就是所谓的历史辩证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