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有道】《墨子》（原文兼译文）

秋月迟迟

墨子思想的根本精神是自苦利人。他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以利人为义，亏人自利为不义，以是否利于人民作为衡量是非的重要标准。他的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同时他要求人们学习大禹治水，自苦为极的精神，在个人物质生活方面，只取最低的标准。所以孟子说他是“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鲁迅的《故事新编》中有一篇《非攻》，是根据《墨子》中《公输》一篇改写的，写墨子劝止楚王攻宋的事，生动地反映了墨子的精神，可以参读。

政治上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尚贤是主张突破贵族世袭制度，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反映了小生产者对政治上平等权利的要求。尚同则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统一全国思想，要求百姓逐级与上级官长保持一致，最后上同于天子，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表现出专制主义的倾向。ARTX.CN

墨子思想中保存有较多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他承认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以天志为其全部思想的最后依据，认为天和鬼神都赏善罚恶。这是他思想中落后和错误的方面。但他又反对天命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禽兽以羽毛为衣，水草为食，不必耕织，衣食已足；人则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突出强调了一切要依靠人自己的努力。他还提出衡量人们言行是非的三个标准：上古圣王的经验，百姓耳目之实和符合国家人民之利。这都是有价值的思想。

墨子思想包含有深刻的矛盾。他自苦利人，精神崇高，但带有若干空想成份，难于为多数人接受；他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却又有着专制主义倾向。这些都反映出小生产者思想的特点。从这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秋月迟迟

导言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宗法贵族制向官僚地主制过渡的大变动时代。作为这种社会大变动的表现和结果，在当时涌现出许多思想主张互不相同的学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二：一为孔子开创的儒家，一为墨子开创的墨家。它们在战国时期并称为当世的显学。《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墨子名翟，鲁国人。生卒年具体不详。但从历史文献来看，我们可以断定，墨家的产生当在儒家之后。据《淮南子·要略》之说，墨子原为儒门弟子，后因不满儒家学说而另创一对立的学派：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由此看来，墨家学说乃是墨子对儒家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墨子》一书确实不难看到，墨家学派对儒家从周代贵族社会继承下来的礼乐等文化形式进行了大量的攻击，如《墨子》书的《节葬》、《节用》、《非乐》、《非儒》等，都可以说是直接针对儒家学说而发。因此，《淮南子》的论断并非无稽之谈。当然，应当指出的是，《淮南子》的作者把墨家学说的兴起归之为夏政的复活，则有失于简单。诚然，在《墨子》书中，夏禹被塑造成一位与儒家所宣传的礼乐文化背道而驰的古代圣王。但是，这个形象并不是古代历史的客观反映，而主要是墨家理想的象征。墨家要借助夏禹来压服儒家所声称的祖师爷文王、周公。事实上，在《墨子》书中，夏禹、商汤、文王都是被列为古代圣王的人物，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与《汉书·艺文志》的百家出于王官说一样，《淮南子》的墨家“用夏政”说也是一种想当然的皮相之见。

墨家作为一个与儒家对立的新生学术政治团体而出现在儒家声势浩大之时，它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得了与儒家平分秋色、甚至后来居上的地位，这用复古说恐怕是无法解释的。墨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所谓显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队伍壮观，声威显赫，一是仕途通达，君主信任。而要做到这两点，它就必须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以从它的学说中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和历史前进的方向达到一致。墨家之所以能够在战国前期异军突起，其原因即是它比儒家更能抓住战国初期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一些儒家所没有提出的社会学说和政治方案，从而引起了当时自君主到庶民等阶层的强烈兴趣。

儒家诞生的春秋时代，官僚地主制与宗法贵族制两种新旧社会制度的交替尚处于一种潜在的温和状态。宗法贵族集团仍处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因此，作为新生社会力量的代表，孔子的思想虽然已超越宗法贵族时代而进入到官僚地主时代，但孔子的新思想却依然披着贵族社会旧文化的外衣。他希望通过对贵族文化进行输血式的改造而促成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样一来，孔子的思想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温情主义和维新主义的色彩。一方面，孔子虽然主张贤人政治和平民参政，但他并不想冲击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仍希望“贵可以守其业”；另一方面，孔子虽然以新的社会理想对神、礼、德等贵族文化的核心内容进行了超越和改造，但他并没有提出一套全新的政治方案，他所追求的有道之世乃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而且，由于孔子把道德价值强调到独一无二的至高地位，将理想的实现寄希望于执政者的道德自律，这就使他的思想又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孔子去世以后，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潜在状态突然被打破。在先后左右着春秋时代的政治局势的齐、晋两个大国，代表新兴的官僚地主社会方向的田氏与韩、赵、魏三家分别取代原先由周天子所分封的齐、晋诸侯而建立了新的政权。在春秋时代尚处于统治地位的传统宗法贵族文化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孔子死后百余年间的这种历史剧变曾有一精彩。

自《左传》之终以至此（指周显王三十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集释》卷十三）

总之，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周代贵族社会的各种制度全部被破坏。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孔子那种以宗法贵族文化的旧瓶装官僚地主社会之新酒的维新做法，无疑是落后而跟不上形势了。因此，结合贵族社会行将灭亡这种新的历史环境而对儒家学说进行反思和改造，又成为智识阶层所面临的一项历史使命。墨家学说即由此应运而生。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就今天所见到的《墨子》而言，墨家学说比儒家更能符合战国时代社会发展的内容，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墨家学派明确提出了兼爱、尚贤的平民政治理论，把孔子提出的爱人和举贤思想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从而在理论上彻底打破了贵族阶级以亲亲为原则的血缘贵贱论。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了给平民阶级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在春秋末期提出了爱人（仁者爱人）和举贤的思想。这对于贵族阶级的血缘贵贱论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创举。但是，由于当时宗法贵族势力仍然处于统治地位，平民阶级大规模地向贵族阶级争取平等权力的运动刚刚形成气候，因此，在孔子所具有的政治思想中，还不可能产生彻底打破贵族特权的认识。他所做的只能是要求贵族阶级将其特权向平民开放。要求贵族统治集团将普通民众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看待的爱人思想与要求贵族阶级从普通民众中选拔贤能参政的举贤思想所体现的即是这样一种历史特点。在主张爱人和举贤的同时，孔子并不反对对贵族阶级的利益予以照顾，部分地保留其特权，讲究“故旧不遗”。而且，平民阶级要获得“举贤”的机会，在事实上还必须经过一个贵族化的过程，先掌握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贵族文化。

然而，在墨子的时代，平民阶级争取与贵族阶级平等的政治权力的斗争已经基本取得胜利，孔子所提出的爱人和举贤思想完全成为现实。因此，作为新时代的平民思想家，墨子必然要提出比孔子更为激进的平民革命思想。于是，孔子的爱人和举贤便被兼爱和尚贤所取代。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爱人之区别在于：爱人并不否定亲亲；而兼爱则实际上取消了亲亲，主张将他人与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墨子·兼爱下》云：

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

在墨子的认识中，兼与别相对而言。所谓别，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无疑指的是周代社会以血缘和种姓为依据而确立的各种等级关系，也即周公制定的那种礼乐制度，而兼则是要废除这种礼乐等级制度，消除这种嫡庶亲疏观念。应该说，这即是兼爱的历史本质。

血缘亲疏关系被彻底抛弃以后，贵族阶级凭藉出身而高处显贵地位的世官制度已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在墨子的思想中，一视同仁地从全体国民中选举贤能便成为唯一的仕官途径。只有贤能才是唯一有资格入仕为官和受人尊敬的人。而且，在墨家学派这里，贤能之士的入仕为官已不再需要经过贵族化的修养准备。如《墨子·尚贤上》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主张直接从农夫与工商小民中选贤任职，并举例云：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舜、益、伊尹、闳夭、泰颠等人本来都是从事各种卑贱职业的体力劳动者，但却被尧、禹、汤、文王等最高统治者分别拔举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这就是墨子所理解的尚贤。

与孔子那种学而优则仕的举贤思想相比，墨子这种从劳力者中选拔劳心者的观点无疑更为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

其次，墨家学派明确提出了尚同和如何成为天子的问题，把孔子“为东周”的梦想提到了改朝换代的高度，为建立一个取代周王朝的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提供了舆论基础。

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周王朝虽然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但周天子在名义上仍然是诸侯们所承认的天下共主。在激烈的争霸斗争中，尊王一直是霸主们争取霸主地位的手段。为了让其他诸侯国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霸主们总要做出一些维护周王朝和周天子之体面的行动。所以，孔子虽然认识到应当创立一套超越周代贵族文化的地主官僚文化，但却还没有形成建立新王朝的明确的革命思想。他在周游列国的时候，还没有和诸侯们讨论如何为王、为天子的问题。

到墨子时，随着周王朝地位的日趋下降，实力雄厚的诸候已不再满足于做诸侯之长，而是希望取代周天子而成为诸候之王。争夺霸主地位也不再成为他们的目标。以此为背景，墨家学派便提出了王、天子这样一些孔子尚未提出的时代主题。例如：《墨子·亲士》云：

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中国古籍全录

从王道的高度来研究政治，是《墨子》一书的特点。又如《墨子·尚贤中》云：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夫无德义，将何以哉？其说将必挟震威强。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挟震威强哉？倾者民之死也！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有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后世，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此圣人之厚行也。如此明目张胆地用王天下、正诸侯来游说当世王公大人，恐怕是春秋时代的孔子所不敢做的。

从《墨子》全书来看，墨家学派所提出的王天下、正诸侯的途径主要包括兼爱、尚贤、非攻、尚同等等。这基本都是从广大被统治者的利益着眼的。对当时的君主来说，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显然是无法付之实践的。但是，对当时这些纷纷自称为王的君主们来说，墨家的这种王天下、正诸侯的说法无疑比儒家的尊王、复礼之论悦耳动听得多。

第三，墨家学派明确提出一种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比儒家的道德政治更为符合统治者选拔人才的心理和任用人才的原则。例如，《墨子·亲士》篇云：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处而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墨子说国君不会喜欢无功之臣，慈父不会喜欢无益之子，其目的固然在于攻击贵族集团的尸位素餐，但与此同时，他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才思想。

如前所述，在周代贵族社会，贵族阶级步入仕途依靠的是自己的出身地位。孔子为了为平民阶级的入仕创造理论条件，便提出了以道德为标准来选择人才的思想。这在当时无疑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到墨子的时代，新一代的君主已基本接受从各阶层中选拔人才的观念，但是，在当时激烈的竞争斗争中，君主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孔子所推崇的道德君子，而是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谋臣策士。因此，墨子以功代替孔子的德来评价人才，自然更符合最高统治者的口味。

与这种功利主义的人才观相应，墨家学派的思想也普遍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墨家在论述其各种观点的时候，往往要从功利的角度论证其必要性。他们认为人民的本性无常，只对于他们有利的人、事感兴趣。《墨子·七患》云：

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

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既然民性随生活环境而变迁，没有恒性，那么，孔子所主张的道德教化政治也就无从附丽了。墨子还明确指出，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从属于物质力量。《七患》云：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即是备、兵、城等物质基础：

故备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

此三者，国之具也。与儒家的那种重义轻利的道德高调相比，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战国初期的君主对政治的认识自然一致得多。

在墨家的政治思想中，以这种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认识为基础，他们还提出了两个在战国时代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术语——“法”和“术”。在《尚贤中》一篇，墨子指出，治理国家必须讲究法术，说：“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法指的是治理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而术则是贯彻这种原则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本篇中，法和术实际上具体指应当任用贤才和如何使用贤才二者。他认为若能做到这二者，统治者即可收到“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的效果。这种重法明术、尊君卑臣的政治观点，无疑直接开启了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先河。

第四，墨家还具体提出了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政治主张，对当时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掠夺战争和穷奢极侈的享乐生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这无疑喊出了处身于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并担负无穷无尽的租赋徭役的人们的心声。

总而言之，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墨家学说可以说是从战国时代的政治形势出发，站在普通民众利益上提出的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进一步看到，由于墨家学派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出身下层阶级的“贱民”，他们本身并不具备多少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当他们通过游说当时君主来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借助于一些超人间社会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由此出发，他们对上天和鬼神进行了大量宣传，把自己的主张说成是上天、鬼神的愿望。这就使墨家学说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从散文艺术的角度而言，《墨子》在先秦哲理散文中以质朴无文著称，这一特点极为显著。墨家主张尚质，反对尚文。因此，他们著书立说所采用的是当时的口语，而不是儒家那种经过修辞的“文言”或“雅言”。这使他们的文章有一种平易近人、娓娓道来的风格特色，但因此也给后人的阅读和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在对《墨子》进行白话翻译的时候，对这一种困难感触尤深。特别是《墨子》中《备城门》以下诸篇，有许多当时的战略术语，古来注者向无确解，我们虽勉强为之转译，但恐怕未必符合作者的原意。至于《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乃是墨子及其弟子对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等专门知识的研究成果的总结，文字记录具有隐微难懂、言此意彼之特点，若强为之翻译，只能弄巧反拙，因此，我们只录了原文。读者若对这部分有兴趣，可参考谭戒甫的《墨辨发微》与《墨经分类译注》。

秋月迟迟

入国而不存其士(2) ，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3) ；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4) ，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5) ，上必有詻詻之下(6) ，分议者延延(7) ，而支苟者詻詻(8) ，焉可以长生保国。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暗，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9) ，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已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

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 埆者其地不育(10) 。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秋月迟迟

治国而不优待贤士，国家就会灭亡。见到贤士而不急于任用，他们就会怠慢君主。没有比用贤更急迫的了，若没有贤士，就没有人和自己谋划国事。怠慢遗弃贤士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还不曾有过。

从前，晋文公被迫逃亡在外，后为天下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后来称霸诸侯；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受辱，终成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这三君所以能成功扬名于天下，是因为他们都能忍辱负耻，以图复仇。最上的是不遭失败，其次是失败而有办法成功，这才叫善于使用士民。

我曾听说：“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所以君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一般人则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君子仕进顺利时不改变他的素志，不得志时心情也一样；即使杂处于庸众之中，也终究没有怨尤之心。他们是有着自信的人。所以说，凡事能从难处做起，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但却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而能免于所厌恶之后果的。所以倖臣与谗佞之辈往往伤害君主。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臣僚，上面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分辩议事的人争论锋起，互相责难的人互不退让，这才可以长养民生，保卫国土。

如果臣下只以爵禄为重，不对国事发表意见，近臣缄默不言，远臣闭口暗叹，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好的建议被他们阻障难进，那国家就危险了。桀、纣不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天下之士吗？结果身被杀而失天下。所以说：赠送国宝，不如推荐贤士。

      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一把最锋利，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有五把刀，一把磨得最快，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所以甜的水井最易用干，高的树木最易被伐，灵验的宝龟最先被火灼占卦，神异的蛇最先被曝晒求雨。所以，比干之死，是因为他抗直；孟贲被杀，是因为他逞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长得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大功。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所以说：太盛了就难以持久。

因此，即使有贤君，他也不爱无功之臣；即使有慈父，他也不爱无益之子。所以，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这一位置的，他就不应居于此位；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这一俸禄的，他就不当享有此禄。良弓不容易张开，但可以射得高没得深；良马不容易乘坐，但可以载得重行得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但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所以，长江黄河不嫌小溪灌注它里面，才能让水量增大。圣人勇于任事，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所以长江黄河里的水，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集成的。哪里有与自己相同的意见才采纳，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采纳的道理呢？这不是统一天下之道。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

象箭一样直，象磨刀石一样平，那就不能覆盖万物了。所以狭隘的溪流干得快，平浅的川泽枯得早，坚薄的土地不长五谷。做王的人深恩厚泽不出宫中，就不能流遍全国。

秋月迟迟

君子战虽有陈(2) ，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3) ，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4) ，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惰。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5) ，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6) 。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秋月迟迟

君子作战虽用阵势，但必以勇敢为本；办丧事虽讲礼仪，但必以哀痛为本；做官虽讲才识，但必以德行为本。所以立本不牢的，就不必讲究枝节的繁盛；身边的人不能亲近，就不必讲究招徕远方之民；亲戚不能使之归附，就不必讲究结纳外人；做一件事情有始无终，就不必谈起从事多种事业；举一件事物尚且弄不明白，就不必追求广见博闻。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明察左右而招徕远人。君子能明察左右，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君子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受人诋毁，那就应当自我反省，因而怨少而品德日修。谗害诽谤之言不入于耳，攻击他人之语不出于口，伤害人的念头不存于心，这样，即使遇有好诋毁、攻击的人，也就无从施展了。

所以君子本身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加强，志向一无比一天远大，庄敬的品行一天比一天完善。君子之道（应包括如下方面）：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凡是存在于内心的，是无穷的慈爱；举止于身体的，是无比的谦恭；谈说于嘴上的，是无比的雅驯。（让上述四种品行）畅达于四肢和肌肤，直到白发秃顶之时仍不肯舍弃，大概只有圣人吧！

意志不坚强的，智慧一定不高；说话不讲信用的，行动一定不果敢；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不值得和他交友；守道不坚定，阅历事物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不值得和他交游。根本不牢的，枝节必危。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后必懒惰。源头浊的流不清，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声誉不会无故产生和自己增长。功成了必然名就，名誉不可虚假，必须反求诸己。专说而行动迟缓，虽然会说，但没人听信。出力多而自夸功劳，虽劳苦而不可取。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作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因此名誉扬于天下。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又懒惰，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名望不会由苟简而成，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君子是言行合一的。以图利为重，忽视立名，（这样）而可以成为天下贤士的人，还不曾有过。

秋月迟迟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下，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2) ，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智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3) 。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4) ”。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秋月迟迟

墨子说，他曾见人染丝而感叹说：“ （丝）染了青颜料就变成青色，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经过五次之后，就变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这件事是不可不谨慎的。”

不仅染丝如此，国家也有“染”。舜被许由、伯阳所染，禹被皋陶、伯益所染，汤被伊尹、仲虺所染，武王被太公、周公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夏桀被干辛、推哆所染，殷纣被崇侯、恶来所染，周厉王被厉公长父、荣夷终所染，周幽王被傅公夷、蔡公穀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结果身死国亡，遗羞于天下。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舅犯、高偃所染，楚庄王被孙叔敖、沈尹茎所染，吴王阖闾被伍员、文义所染，越王句践被范蠡、文种所染。这五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被长柳朔、王胜所染，中行寅被籍秦、高强所染，吴王夫差被王孙雒、太宰嚭所染，知伯摇被知国、张武所染，中山尚被魏义、偃长所染，宋康王被唐鞅、佃不礼所染。这六位君主因为所染不当，所以国破家亡，身受刑戮，宗庙毁灭，子孙灭绝，君臣离散，百姓逃亡。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必定称这六君。

大凡人君之所以能够安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而行事合理源于所染得当。所以善于做国君的，用心致力于选拔人才。不善于做国君的，劳神伤身，用尽心思，然而国家更危险，自己更受屈辱。上述这六位国君，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国家、爱惜他们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国要领的缘故。所谓不知道治国要领，即是所染不得当。

不仅国家有染，士也有“染”。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都淳朴谨慎，慑于法纪，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兴盛，身体日益平安，名声日益光耀，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如段干木、禽子、傅说等人即属此类（朋友）。一个人所交的朋友若都不安分守己，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衰落，身体日益危险，名声日益降低，居官治政也不得其道，如子西、易牙、竖刀等人即属此类（朋友）。《诗》上说：“选好染料。”所谓选好染料，正是这个意思。

秋月迟迟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2) 。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3) ，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4)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羊(5) ，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秋月迟迟

墨子说：天底下办事的人，不能没有法则；没有法则而能把事情做好，是从来没有的事。即使士人作了将相，他也必须有法度。即使从事于各种行业的工匠，也都有法度。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用圆规划圆形，用绳墨划成直线，用悬锤定好偏正，（用水平器制好平面）。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要以这五者为法则。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样水平，但仿效五者去做，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都有法则可循。

现在大的如治天下，其次如治大国，却没有法则，这是不如工匠们能明辨事理。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假若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何如？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何如？天下做师长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何如？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最好是以天为法则。天的运行广大无私，它的恩施深厚而不自居，它的光耀永远不衰，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行动作事就必须依天而行。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应停止。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怎么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呢？这是因为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的缘故。怎么知道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呢？因为人类都为天所有，天全部供给他们吃的。

现在天下不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国家。人不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人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用来诚敬事天。这难道不是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天既然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为何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福；相互厌恶和残害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祸。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后果。为何说人若相互残杀，天就降祸于他呢？这是因为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

以前的圣王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带领他们崇敬上天，侍奉鬼神。他们给人带来的利益多，所以天降福给他们，使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服事他们。暴虐的君王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对于天下的百姓全部厌恶、憎恨，带领他们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残害的人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了国家，身死还要受辱于天下。后代子孙责骂他们，至今不休。所以做坏事而得祸的，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即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即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是有的，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也是有的！

秋月迟迟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2) ，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3) ，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

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4) ，五谷不收谓之饥。

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5) ，大夫彻县(6) ，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7) ；彻骖騑，涂不芸(8) ，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9) ，其毋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

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10) ，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11) ，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

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故曰：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12) ，上不厌其乐(13) ，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秋月迟迟

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内外城池壕沟不足守御而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兵压境，四面邻国都不愿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赏赐没有才能的人，（结果）民力因做无用的事情而耗尽，财宝因款待宾客而用空，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俸禄，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党类，国君修订法律以诛戮臣下，臣下畏惧而不敢违拂君命，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而不过问国事，自以为安稳而强盛，而不作防御准备，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而尚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实，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家畜和粮食不够吃，大臣对于国事不胜使令，赏赐不能使人欢喜，责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

治国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守城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国都必定倾毁。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有祸殃。

五谷是人民所仰赖以生活的东西，也是国君用以养活自己和民众的。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国君也就没有供养；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国君就可兼进五味。若不全都丰收，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一谷无收叫做馑，二谷无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匮，五谷不收叫做饥。

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匮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不听音乐，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制新的；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来时饮食都不丰盛，驷马撤掉左右两匹，道路不加修理，马不吃粮食，婢妾不穿丝绸，这都是告诉国家已十分困乏了。现在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现在遇到饥年，路上有饿死的人，这种惨痛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能忽视这种局面吗？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慈驯良；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凶恶；民众的性情哪有一定呢！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年。

所以说：财用不足就注重农时，粮食不足就注意节约。因此，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搞好农业基础，节省开支，财用自然就充足。所以，即使前世的圣王，岂能使五谷永远丰收，水旱之灾不至呢！但（他们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这是为何呢？这时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夏书》说：“禹时有七年水灾。”《殷书》说：“汤时有五年旱灾。”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何故呢？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所以，粮仓中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兵库中没有武器，即使自己有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内外城池若不完备，不可以自行防守；心中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这就好像庆忌没有逐走要离之意，就不可轻出致死。

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因此被汤放逐；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因此被杀。桀和纣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这是为何呢？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宝物，兵器是国家爪牙，城郭是用来自我守卫的：这三者是维持国家的工具。

所以说：拿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中的贮藏，用以置备车马、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衣服。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修造坟墓。因此，老百姓在外受苦，内边的国库耗尽，上面的君主不满足其享受，下面的民众不堪忍受其苦难。所以，国家一遇敌寇就受损伤，人民一遭凶饥就死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再说，粮食也是圣人所宝贵的。《周书》说：“国家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国家就不可能成其为这一君主的国家了；家庭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子女就不能做这一家的子女了。”这就叫做“国备”（国家的根本贮备）。

卧云弄月

你这是送大餐呀

秋月迟迟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2) 。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3) ，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4) ，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欲实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棞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 足以为轻且暖； 夏则. 绤之中， 足以为轻且凊， 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煗(5) ，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6) ，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 夏则饰..(7) ，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不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雌雄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

秋月迟迟

墨子说：“上古的人民不知道作宫室之时，靠近山陵居住，住在洞穴里，地下潮湿，伤害人民，所以圣王开始营造宫室。营造宫室的法则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湿润，四边足以御风寒，屋顶足以防备霜雪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分隔内外，使男女有别——仅此而已。凡属劳民伤财而不增加益处的事，是不会做的。（照常规）分派劳役，修治城郭，那么民众就虽劳苦而不至伤害；照常规征收租税，那么民众虽破费而不至困苦。因为民众所疾苦并不是这些，而是苦于对老百姓横征暴敛。所以圣王开始制造宫室，只为方便生活，并不是为了观赏之乐；开始创制衣服带履，只为便利身体，而不是为了奇怪的装束。所以，（圣王）自身节俭，（以身作则地）教导百姓，因而天下的民众得以治理，财用得以充足。

现在的君主，修造宫室却与此不同：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营造宫室，（在宫室上）修造台榭曲折的景观，讲究颜色雕刻的装饰。营造宫室如此（铺张），身边的人都效法这种做法，因此财用（被浪费）而不能应付凶年饥馑，振恤孤寡之人，所以国家穷困而人民无法治理。国君若是真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愿其混乱，那么，营造宫室就不可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穿着兽皮，围着草索，冬天不轻便又不温暖，夏天不轻便又不凉爽。圣王认为这样不符合人情，所以开始教女子治丝麻、织布匹，以它作人的衣服。制造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生丝麻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温暖，夏天穿葛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肌肤舒适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当这时候，坚车良马没有人知道贵重，雕刻文采没有人知道欣赏，为什么呢？这是（君主）教导的结果。所以民众的衣服之财，家家都足以防患水旱凶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自我供养的情实，不被外界所诱惑，所以民众俭朴而容易治理，国君用财有节制而容易富足。国库充实，足以应付非常的变故：兵甲不坏，士民不劳，足以证伐不顺之臣，所以可实现霸王事业于天下。

现在的君主，他们制造衣服却与此不同：冬天（的衣服）轻便而暖和，夏天（的衣服）轻便而凉爽，这都已经具备了，他们还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做锦绣文彩华丽的衣服，拿黄金作成衣带钩，拿珠玉作成佩饰，女工作文采，男工作雕刻，用来穿在身上。这并非真的为了温暖。耗尽钱财费了民力，都是为了无用之事，由此看来，他们作衣服，不是为身体，而是为好看。因此民众邪僻而难以治理，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统治邪僻的民众，希望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作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时，只吃素食而各自分居，所以圣人起来教勇子耕稼栽种，以供人作粮食。作饮食的原则是，只求补气益虚、强身饱腹就够了。所以他们用财节省，自养俭朴，（因而）民众富足，国家安定。现在却不是这样，向老百姓厚敛钱财，用来享受美味牛羊，蒸烤鱼鳖，大国之君集有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也有上十样的菜，摆在前面一丈见方，眼不能全看到，手不能全捡取到，嘴也不能全尝到，冬天结冻，夏天臭烂，国君这样讲究饮食，左右大臣都效法他。因此富贵的人奢侈，孤寡的人冻饿。这样一来，即使不希望国家混乱，也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饮食就不可不节省。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造舟车时，重的东西搬不动，远的地方去不了，所以圣王开始制造舟车，用以便利民事。他们作舟车只求坚固轻便，可以运重物、行远路，费用花的少，而利益很大，所以民众乐于使用。所以法令不用催促而可行使，民众不用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民众归顺他了。现在的君主制造舟车则与此不同。舟车已经坚固轻利了，他们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装饰舟车。在车上画以文彩，在舟上加以雕刻。女子废弃纺织而去描绘文彩，所以民众受寒；男子脱离耕稼而去从事雕刻，所以民众挨饿。国君这样制造舟车，左右大臣跟着仿效，所以民众饥寒交迫，不得已而作奸邪之事。奸邪之事一多，刑罚必然繁重。刑罚一繁重，国家就乱了。国君如果真的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制造舟车就不可不节省。凡周回于天地之间，包裹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之情，阴阳之和，一切都具备了，即使至圣也不能更动。何以知道这样呢？圣人传下的书说：天地称作上下，四时称作阴阳，人类分为男女，禽兽分为牝牡雌雄。这是真正的天地之情，即使有先世贤王也不能更动。即使上代至圣，一定都养有私人侍妾，但不伤害品行，所以民众无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鳏夫。内无拘禁之妇，外无鳏夫，因而天下人民众多。现在的国君养侍妾，大国拘禁女子数千，小国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遭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婚姻失时，所以百姓减少。国君如果真想人民增多而厌恶减少，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

以上所说的五者，都是圣人所节俭而小人所奢侈淫佚的。节俭的就昌盛，淫佚的就灭亡，这五者不可不节制。夫妇之事有节制，天地就和顺；风雨调节，五谷就丰收；衣服有节制，身体肌肤就安适。

秋月迟迟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2) 。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護》，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秋月迟迟

程繁问墨子说：“先生曾经说过：‘圣王不作音乐。’以前的诸侯治国太劳累了，就以听钟鼓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士大夫工作太累了，就以听竽瑟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农夫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也要借听瓦盆土缶之乐的方式休息，现在先生说：‘圣王不作音乐。’这好比马套上车后就不再卸下，弓拉开后不再放松，这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吧！”

墨子说：“以前尧舜只有茅草盖的屋子，所谓礼乐不过如此。后来汤把桀放逐到大水，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就承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取各为《護》，又修《九招》之乐。周武王战胜殷朝，杀死纣王，统一天下，自立为王，没有了大的后患，于是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取名为《驺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周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音乐逾繁杂的国王，他的治绩就逾少。由此看来，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

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但这些就是音乐，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的教令：凡是太盛的东西就减损它。饮食于人有利，若因知道饥而吃的就算是智慧，也就无所谓智慧了。现在圣王虽然有乐，但却很少，这也等于没有音乐。”

秋月迟迟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2) ，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3) 、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4)， 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5) ，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6) ，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7)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8) ，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秋月迟迟

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然而结果却国家不得富强而得贫困，人口不得众多而得减少，刑政不得治理而得混乱，完全失去所希望的，而得到所厌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不能做到尊贤使能。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贤良之士多，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大；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小。所以王公大人的急务，将是如何使贤人增多。那么，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墨子说：譬如要使一个国家的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善于射御的人就可以增多了。何况还有贤良之士，德行醇厚，言谈辩给，道术宏博的人呢！他们确实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良佐呀！也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的良士也就可以增多了。所以古时圣王为政，说道：“不义的人不使富裕，不义的人不使显贵，不义的人不使相亲，不义的人不使接近。”所以国中富贵的人听到了，都退下来商议说：“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贫贱，那我不可不为义。”有亲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有亲，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疏远，那我不可不为义。”相近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相近，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人，那我不可不为义。”远处的人听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以为与上面太疏远而无所倚仗，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那我不可不为义。”一直到边鄙郊外的臣僚，宫庭宿卫人员。国都的民众，四野的农民听到，都争先为义，这是什么原故呢？这是因为君上用来支使臣下的是一件事，臣下用来侍奉君上的也是同一条道。这好比富人有高墙深宫，墙已经立好了，仅只在上面开一个门，有强盗进来了，关掉他进入的那张门来捉拿，强盗就无从出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在上面的得其要领。

所以古时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或手工、经商的人，有能力的就选拔他，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任务，给他权力。即是说，如果爵位不高，民众对他就不会敬重；俸禄不厚，民众对他就不信任；如果权力不大，民众对他就不畏惧。拿这三种东西给贤人，并不是对贤人予以赏赐，而是要把事情办成。所以在这时，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各人功劳而分予禄位，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的就举用他，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举公义，避私怨，说的即这个意思。

所以古时尧把舜从服泽之阳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大治；禹把益从阴方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统一；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计谋得行；文王把闳夭、泰颠从狩猎者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西土大服。在这些时候，即使处在厚禄尊位的大臣，没有不敬惧而不邪的，即使处在农业与手工、经商地位的，没有不争相勉励而崇尚道德的。所以贤士是用来作为辅佐和接替的人选的。因此，得到了士，计谋就不会困乏，身体也不会劳苦，名立而功成，美的更加彰著，恶的不会产生。这都是因为得到贤士。所以墨子说道：“得意之时不可不举用贤士，不得意之时也不可不举用贤士。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不尚贤。尚贤是政治的根本所在。”

秋月迟迟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1) 。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2) ，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3) ，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三本。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4) ，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实爱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将岂能亲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事则不与，禄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王公大人尊此(5) ，以为政乎国家，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6) 。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7) 。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

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与其爱。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处若官者，爵高而禄厚，故爱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则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将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则此治一而弃其九矣。虽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犹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则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谓也；以下贤为政而乱者，若吾言之谓也；以下贤为政而乱者，若吾言之谓也。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

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8) 。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贱卒而贵，始贫卒而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圣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也。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贼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贼傲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世。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

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

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9) 。德威维威，德明维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10) 。”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乡其德(11) ；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窕，小用则不困，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

《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下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则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夫无德义，将何以哉？其说将必挟震威强。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挟震威强哉？倾者民之死也！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有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后世，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12) ？此圣人之厚行也。

秋月迟迟

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统治人民，主持社稷，治理国家，希望永久保持而不失，却怎么看不到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呢！从何知道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呢？答道：由高贵而聪明的人去治理愚蠢而低贱的人，那么，国家便能治理好；由愚蠢而低贱的人去治理高贵而聪明的人，那么，国家就会混乱。因此知道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

所以古时的圣王很尊崇贤人而任用能人，不偏党父兄，不偏护富贵，不爱宠美色。凡是贤人便选拔上来使其处于高位，给他富贵，让他做官长；凡是不肖之人便免去职位，使之贫贱，让他做奴仆。于是人民相互劝赏而畏罚，争相做贤人，所以贤人多而不肖的人少，这便叫进贤。之后圣人听贤人的言语，考察他的行为，察看他的能力而谨慎地给他官职，这便叫事能。因此，可以让他治国的，就让他治国；可以让他居官的，就让他居官；可以让他治县的，就让他治县。凡是派去治理国家、官府、邑里的，都是国家的贤人。贤人治理国家，早上朝而晚退朝，审听刑狱，处理政务，所以国家有治而刑法严正；贤人长官，晚寝早起，征收关、市、山林、川泽的税利，以充实官家府库，所以国库充实而财用不散；贤人治理都邑，早出晚归，翻耕种植，多聚豆粟，所以粮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国家有治而刑法严正，官府充实而万民富足。上能洁治酒食，去祭祀上帝鬼神，外能制造皮币，与四邻诸侯交往，内可以使饥者得食，劳者得息，外可以招徕天下的贤人。所以上则天帝鬼神给他赐富，外则诸侯与他结交，内则万民亲附，外则贤人归顺。因此谋事有得，做事能成，自守坚固，出征强大。所以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用以统一天下，出长诸侯的法则，即在于此。

既然有这样的法则，但如果不知道用以推行这一法则的方法，那么事情仍然没有办成。所以要立下三项根本（措施）。什么叫三个根本呢？答道：爵位不高，人民不尊敬他；俸禄不厚，人民不信服他；权力不大，人民不惧怕他。所以古代圣王给他高的爵位，厚的俸禄，实际的任务，决断的权力。这难道是给臣下以赏赐吗？为的是要把事情办成呀！《诗经》说：“告诉你忧人之忧，教给你安排爵位，谁能拿了火热的东西，而不用冷水洗手呢？”这是说古代的国君诸侯不可不亲善那些继承人和辅佐大臣，就如同拿了热的东西后要用冷水洗濯一样，以使自己的手得到休息。古时的圣王得到贤人而使用他，颁赐爵位使他显贵，分割土地作他封邑，终身都不厌弃。至于贤人得事奉明君，也必竭尽全力来担任国君的工作，终身不倦。如果有了美好的功德，就归之国君。所以功德归上而怨恨诽谤归于臣下；安宁喜乐归于国君，而忧愁归于臣下。古代圣王为政大概如此。

现在王公大人也想效法古人为政，尊敬贤者，任用能者，给他们高的爵位，但俸禄却不随着增加。爵位高而没有相应的俸禄，人民不会相信的，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我，不过是假借虚名来使用我罢了。”象这样既然被假借利用，人民怎能亲附君上呢？所以先王说：“贪于权位的，不能把政事分给别人；重视财货的，不能把俸禄分给别人。”政事既不让人参与，俸禄又不分给别人，请问天底下的贤人，怎么会到王公大人的旁边来呢？如果贤人不来到王公大人的旁边，那就有不肖的人在左右了。不肖的人在左右，则他们所称赞的不会是真贤，所惩罚的也不会是真暴。王公大人遵从这些人以治理国家，那么所赏的也一定不会是真贤，所罚的也一定不会是真暴。如果所赏非贤，所罚非暴，那么做贤人的得不到勉励，而作恶的人也得不到阻止了。所以在家不知道孝顺父母，出外不懂得敬重乡里。居处没有节制，出入没有限度，男女没有区别，使他治理官府就会偷窃，使他守城就会背叛，君上有难不肯献身，出亡不肯追随。使他判案则不当，分财则不均，和他谋事不得当，让他办事无所成，让他防守不坚固，让他征伐不坚强。所以象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等所以损失其国家，倾覆其社稷，就是这个原故。为什么呢？他们都只明了小事而不明了大事。

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件衣裳不能制作，必定要借助好的工匠，有一只牛羊不能宰杀，必定要借助好的屠夫，所以遇着上面这两种事情，王公大人也未尝不知道以尚贤使能为重，而一到国家丧乱，社稷倾危，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以治理它。凡是亲戚就任用他，凡是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面目生得美丽的就任用他。那些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面目生得美丽的就任用，难道这些人都很有智慧吗？如果使他们治理国家，那是使不聪明的人治理国家呀！国家的混乱也就可以知道的了。

再说王公大人因爱一个人的美貌而任用他，心中并不察知他的智慧而给他以宠爱，所以不能治理百人的，竟让他做一千个人的官；不能治理千人的，竟让他做一万个人的官。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做这种官的人，爵位高而俸禄厚，只因爱其美色而给他这个职位。不能治理一百人的，让他做一千人的官；不能治理一千人的，让他做一万人的官，这是授予的官职超过其能力的十倍了。治理国家的原则是，每天都必须去治理。一天的时间不能延长十倍，而其治事的智能也不能增加十倍，那么，这样一来，他就只能治理其中的一份而放弃其他九份了。即使日夜不停地治理官事，官事仍然治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王公大人不明白尚贤使能的缘故呀！所以，因尚贤使能为政而大治的，所说的就是上面这样的话。因下贤不使能为政而混乱的，就象我所说的一样。现在的王公大人，心中真正想治理国家，为什么不去体察尚贤为政这些根本呢？

再说以尚贤使能作为政治的根本，又岂止是墨子这样说的呢？这原是圣王的道理，先王的书，老年人的话。传记说：“求圣君和哲人，以辅助你身。”《汤誓》说：“求到大圣，和他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这些都说明圣人不放弃以尚贤使能治理国家。所以古时圣王只因能以尚贤使能治理政事，没有其他事情掺杂在内，因此天下都得其好处。古时舜在历山耕地，在河滨制陶器，在雷泽捕鱼，尧帝在服泽之阳找到他，选拔他作天子，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伊尹本是有莘氏的陪嫁私臣，身为厨子，汤得到他，任用他为宰相，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傅说身穿粗布衣，围着绳索，在傅岩受佣筑墙，武丁得到他，任用他为三公，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他们为什么始贱终贵，始贫终富呢？是因为王公大人懂得以尚贤使能治理国政。所以人民没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乱不得治的。

所以古时的圣王能审慎地以尚贤使能治理国政，而取法于天。只有天不分贫富贵贱，远近亲疏，凡贤人就选拔而重用他，不肖的人就抑制而废弃他。既然这样，那么，那些富贵而行仁政的人，又有哪些人得到上天的赏赐呢？回答说：象从前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都是。他们又怎样得到赏赐呢？回答说：他们治理天下，能够相爱互利，又率领天下万民崇尚尊天事鬼，爱利人民。所以天地鬼神赏赐他们，立他们为天子，做人民的父母，人民从而称赞他们为“圣王”，至今不息。这就是富贵事贤而得到赏赐的。那么富贵行暴而得到惩罚的又有哪些人呢？回答说：象从前三代的暴君桀、纣、幽、厉就是。怎么知道呢？回答说：他们统治天下，互相仇恨和残害，又率领天下的人民咒骂上天，侮慢鬼神，残害万民。所以上天鬼神给他们惩罚，使他们本身被刑戮，子孙离散，家室毁灭，没有后代，万民从而毁骂他们为“暴王”，至今不息。这就是富贵行暴得到惩罚的。

那么，亲近的人行为不善，而得到惩罚的又有谁呢？回答说：象从前的伯鳏，是帝颛顼的长子，败坏了帝的功德，不久就被诛杀于羽郊，那是日月所照不及之处，帝也不爱他。这就是亲近的人行为不善而得到惩罚的。那么，天所使用贤能的有谁呢？回答说：象从前禹、稷、皋陶就是。怎么知道这样呢？先王之书《吕刑》说过：“尧帝询问人民所患，人民都回答有苗为害。帝尧说：‘各位君主以及在下执事之人，凡是有德之人即可显用，鳏寡之人也没有关系。出于崇高品德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出于崇高品德的明察才是真正的明察。’于是命令伯夷、禹、稷三君，忧虑勤劳民事：伯益制定典礼，使人民效法哲人；禹平治水土，制定山川的名称；稷教民播种，让人民努力耕种粮食。这三君的成功，使人民大受其福。”这说的是三位圣人，谨言慎行，精心考虑，去求索天下没有被发现的事物和被遗忘的利益。以此上奉于天，天即享用其德；以此下施于万民，万民即蒙受其利，终身不止。所以先王的话说：“这种道，用到治天下这大处来说就不会缺损；用到小处来说，也不会困塞。长久用它，则万民受其利，终身不止。”《周颂》曾说过：“圣人的德行，象天一样高，象地一样广，光照于天下；象日一样光明，象月一样明朗，象天地一样长久。”这说的是圣人的德行彰明博大，坚牢而长久。所以圣人之德，总合天地之美德。

现在的王公大人要统治天下，为诸侯之长，没有德义，那依靠什么呢？他们说必用威力和强权。现在王公大人将会从使用威力强权中得到什么呢？它必然把人民引上倾毁死亡之路。人民对生都十分爱惜，对死都十分憎恨。他们得不到自己所希求的，而常常得到所厌恶的。从古到今，绝对没有以这种方式统一天下、称霸诸侯的。现在王公大人想统一天下，称霸诸侯，将要使自己得志于天下，成名于后世，为什么不看到尚贤这一为政之根本呢？这是圣人崇高的品行所在。

秋月迟迟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

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我赏因而诱之矣(1) ，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惧。今惟毋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使国为善者劝，为暴者沮(2) 。大以为政于天下，使天下之为善者劝，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3) ，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4) ，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槃盂，传以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於！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择人而敬为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则以尚贤及之。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晞夫圣武知人(5) ，以屏辅而耳。”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今王公夫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曰：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亲，躄喑聋暴为桀纣，不加失也。是故以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其所赏者，已无故矣；其所罚者，亦无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6) ，沮以为善；垂其股肱之力(7) ，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隐慝良道，而不相教诲也。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

推而上之以(8) ，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雨露之所渐，粒食之所养，得此莫不劝誉。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秋月迟迟

墨子说：天下的王公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政治安定。但却不知道以尚贤作为对国家百姓为政的原则。王公大人从来就不知道尚贤是政治的根本。如果王公大人从来不知道尚贤这一治理政事的根本，我们就不能举出事例来开导他吗？

现在假定这里有一个诸侯，在他的国家治理政事，说道：“凡是我国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呢？我认为必定是善于射箭驾车的人高兴，不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害怕。我曾顺着前一假设进一步申说：“凡是我国忠信之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忠不信的人，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呢？我认为必定是忠信的人高兴，不忠不信的人害怕。现在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采取尚贤政治，使一国为善的人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受到阻止，大之行使政治于天下，使天下为善的人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受到阻止。我以前所以看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可以受到阻止。这就是尚贤，它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相同的。

而今天下的士君子，平时言谈都知道尚贤，而一到他们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了。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懂得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怎么知道这样呢？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只牛羊不会杀，一定去找好的屠夫；有一件衣裳不会做，一定去找好的工匠。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虽然有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让他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王公大人有一匹病马不能治，一定要找好的兽医，有一张坏弓拉不开，一定要找好的工匠，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虽然有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使他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但一到他治理国家就不这样了。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就举用他。如此看来，则王公大人爱他自己的国家，还不如爱他的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裳、一只牛羊..？ 我因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看到小处，没有看到大处。这就好像一个哑巴去充当外交人员，一个聋子去充当乐师一样。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他所富所贵的，未必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和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

所以，从前舜在历山下耕田，在河滨制陶器，在雷泽捕鱼，在常阳烧制石灰。尧在服泽之地得到他，立他为天子，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伊尹是有莘氏女的私臣，让他作厨师，汤得到并举用他，立他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傅说住在北海之洲的牢狱之中，穿着粗布衣，围着绳索，像佣人一样在傅岩筑城，武丁得到并举用他，立他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由此看来，从前尧举用舜，汤举用伊尹，武丁举用傅说，难道是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吗？那只是仿照他们的话去做，采用他们的谋略，实行他们的主张，从而上可以有利于天，中可以有利于鬼，下可有利于人，所以把他们选拔上去。

古时的圣王既已明白了尚贤的道理，想以此为政，所以把它写在竹帛、雕在槃盂上，相传而遗留给后世子孙。在先王留下的书《吕刑》中这样记载：王说：“呵！来！有国家有领土的人，告诉你们用刑之道。在现今你们要安抚百姓，你们除了贤人，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了刑罚，还有什么可慎重的呢？还有什么考虑，不能达到呢？”能选择人而敬重叫作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就可以达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可以通过尚贤而达到。在先王之书、老人的话中这样说到：“寻求圣人、武人、智人，来辅佐你自身。”这是说先王治理天下，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人，做他的僚属辅佐。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试问，你怎么做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最好是做贤人。那做贤人的道理又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有力气的赶快助人，有钱财的努力分人，有道的人勉力教人。如此，饿的人就可以得到食，冷的人就可以得到衣，混乱的就可以得到治理。如果饿的人可以得到食，冷的人可以得到衣，混乱的可以得到治理，这就可以使人各安其生。

现在的王公大人，他所富的所贵的，都是王公大人们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这样的人怎能一定聪明呢？如果不聪明，让他治理国家，那么国家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可是你要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他们必定）说：最好是做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然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却并不是学得到的。假使不知分辨的话，即使德行醇厚如禹、汤、文、武，也不会得到任用；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即使是跛、哑、聋、瞎，乃至暴虐如桀纣，也不会加以抛弃。因此，赏的不会是贤人，罚的不会是暴人。他所赏的人是没有功的，所罚的也是没有罪的。所以使百姓人心涣散，阻止他们向善：怠惰他们的肢体，而不相互勉励帮助；使多余的财物腐臭变质，而不相互资助；隐藏自己好的学问，而不相互教导。如此，饥饿的人就不会得食，寒冷的人就不会得衣，混乱的状况就不会得到治理。所以从前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伊尹，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从而天下太平，人民富足。因此，近的人安于其居，远的人前来归附。凡是日月所照、舟车所至、雨露所滋润、谷食所养活的人们，得到这些贤人，无不相互劝勉和鼓励。假如现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及士君子，心中真想行仁义，求做上士，上则想适合圣王之道，下则想符合国家与百姓之利，那就不可不认真考虑尚贤这一说法了。（总之），尚贤是天帝、鬼神、百姓的利益所在，也是政事的根本。

秋月迟迟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2) ，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3) ，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4) 。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明察以审信。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5) 。譬若丝缕之有纪，网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秋月迟迟

墨子说：古时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刑法政治的时候，人们用言语表达的意见，也因人而异。所以一人就有一种意见，两人就有两种意见，十人就有十种意见。人越多，他们不同的意见也就越多。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意见对而别人的意见错，因而相互攻击。所以在家庭内父子兄弟常因意见不同而相互怨恨，使得家人离散而不能和睦相处。天下的百姓，都用水火毒药相互残害，以致有余力的人不能帮助别人；有余财者宁愿让它腐烂，也不分给别人；有好的道理也自己隐藏起来，不肯教给别人，以致天下混乱，有如禽兽一般。明白了天下所以大乱的原因，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所以（人们）就选择贤能的人，立之为天子。立了天子之后，认为他的力量还不够，因而又选择天下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三公。天子、三公已立，又认为天下地域广大，他们对于远方异邦的人民以及是非利害的辨别，还不能一一了解，所以又把天下划为万国，然后设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已立，又认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又在他们国内选择一些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已经设立之后，天子就向天下的百姓发布政令，说道：“你们听到善和不善，都要报告给上面。上面认为是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上面认为是错的，大家都必须认为错。上面有过失，就应该规谏，下面有好人好事，就应当广泛地推荐给国君。是非与上面一致，而不与下面勾结，这是上面所赞赏，下面所称誉的。假如听到善与不善，却不向上面报告；上面认为对的，也不认为对，上面认为错的，也不认为错；上面有过失不能规谏，下面有好人好事不能广泛地向上面推荐；与下面勾结而不与上面一致，这是上面所要惩罚，也是百姓所要非议的。”上面根据这些方面来行使赏罚，就必然十分审慎、可靠。

所以里长就是这一里内的仁人。里长发布政令于里中的百姓，说道：“听到善和不善，必须报告给乡长。乡长认为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乡长认为错的，大家都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乡长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好行为。”那么，乡里怎么会说混乱呢？我们考察这一乡得到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乡长能够统一全乡的意见，所以乡内就治理好了。”

乡长是这一乡的仁人。乡长发布政令于乡中百姓，说道：“听到善和不善，必须把它报告给国君。国君认为是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国君认为是错的，大家都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国君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国君的好行为。”那么，还怎么能说国内会混乱呢？我们考察一国得到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国君能统一国中的意见。所以国内就治理好了。国君是这一国的仁人。国君发布政令于国中百姓，说道：“听到善和不善，必须报告给天子。天子认为是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天子认为是错的，大家都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天子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天子的好行为。”那么，还怎么能说天下会乱呢？我们考察天下治理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天子能够统一天下的意见，所以天下就治理好了。

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与天子一致，而不知道与天一致，那么灾祸还不能彻底除去。现在假如天刮大风下久雨，频频而至，这就是上天对那些不与上天一致的百姓的惩罚。所以墨子说：“古时圣王制定五种刑法，确实用它来治理人民，就好比丝线有纪（丝头的总束）、网罟有纲一样，是用来收紧那些不与上面意见一致的老百姓的。”

秋月迟迟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1) ，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天子、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定矣，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

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2) ，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

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3) ，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举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

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4) ，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

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害(5)， 是以率天下之万民，齐戒沐浴(6) ，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7) ，牺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曰：其为正长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为正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强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万民之所便利而能强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其为政若此，是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固，出诛胜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为政者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时，天下之正长犹未废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乱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时之以正长，则本与古者异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8) ，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故遂以为五杀。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则此岂口不善哉？用口则不善也，故遂以为谗贼寇戎。”

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网罟之有纲也。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9) 。”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10) 。将此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

今王公大人之为刑政则反此：政以为便譬、宗於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

曰：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赏，吾将赏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曰人众与处，于众得非，则是虽使得上之赏，未足以劝乎！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罚，吾将罚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曰人众与处，于众得誉，则是虽使得上之罚，未足以沮乎！若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乎(11) ？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则此非所以治民一众之道。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正长，是故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己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

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辟王，聿求厥章。”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当此之时，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即此语也。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12) ，众其人民，治其刑狱，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秋月迟迟

墨子说：从现在回头考察古代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他们的说法是：“天下各人的意见不一样。”所以一人有一种意见，十人有十种意见，百人有百种意见。人数越多，意见也就越多。所以每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对，而认为别人的意见错，因而相互攻击。在家内父子兄弟相互怨恨，都有离散之心，不能和睦相处。以致有余力的不愿意帮助别人；把好的道理隐藏起来，不愿意指教别人；让多余的财物腐烂，也不愿意分给别人，因此天下混乱，如同禽兽一般，没有君臣上下长幼的区别，没有父子兄弟之间的礼节，因此天下大乱。明白了没有行政长官来统一天下的意见，天下就会大乱，所以人们就选择天下贤良、聪明而口才好的人，推举他立为天子，使他从事于统一天下的意见。天子已立，认为仅仅依靠自己耳闻目见的情况，不能独自统一天下的意见，所以又选择考察天下贤良、聪明而口才好的人，推举他为三公，参与从事统一天下的意见。天子、三公已经立定了，又因天下地域太广，远方山野的人民，不可能统一，所以划分天下，设立了数以万计的诸侯国君，让他们从事于统一他们各国的意见。国君既已立定了，又因但靠他一人的耳目所及，尚不能统一一国的意见，所以又在他们国内选择一些贤人，立为国君左右的将军、大夫，以及远至乡里之长，让他们参加从事统一国内的意见。天子、诸侯国君、人民的行政长官既已立定，天子就发布政令，说：“凡听到或看到善，必须报告给上面；凡听到或看到不善，也必须报告给上面。上面认为是对的，必须也认为对；上面认为是错的，也必须认为错。自己有好的计谋，就广泛地献给上面；上面有过失，就加以规谏。与上面意见一致，而不要有与下面勾结的私心。这样，上面得知就会赏赐他，万民听见了就会赞美他。假如听到或看到善，而不报告给上面；凡听到或看到不善，也不报告给上面。上面认为对的，不肯说对，上面认为错的，不肯说错。自己有好的计谋，不能广泛地献给上面；上面有过失，也不能予以规谏。与下面勾结而非毁上面。凡此等人，上面得知就要诛罚他，万民听见了就要非议他。”所以古时圣王制定刑法赏誉，都非常明察、可靠。因此凡是天下的人民，都希望得到上面的赏赐赞扬，而害怕上面的非毁与惩罚。所以里长顺从天子的政令，使他这一里内意见一致。里内意见一致了，又率领里内的人民向上与乡长意见一致，说：“凡里内的人民，都应该上同于乡长，而不敢与下面勾结。乡长认为是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乡长认为错的，大家也都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乡长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好行为。”乡长本是乡内的贤人。如果全乡人都能效法乡长，还能说乡内会治不好吗？考察之所以能把乡内治好，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只因为他能使全乡意见一致，所以乡内就治理好了。乡长治理他的乡，而乡内已经治理好了，又率领他乡内的万民，以上同于国君，说：“凡是乡内的万民，都应上同于国君，而不可与下面勾结。国君认为是对的，大家也必须认为对；国君认为错的，大家也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国君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国君的好行为。”国君本是一国之中的贤人，如果国中所有的人都能效法国君，那么还能说这一国会治不好吗？考察国君所以能把国内治好，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只因为他能统一全国的意见，所以国内就治理好了。”

国君治理他本国，而国内已治理好了，又率领他国内的万民，以上同于天子，说：“凡是国内的万民，都应上同于天子，而不可与下面勾结。天子认为是对的，大家也必须认为对；天子认为错的，大家也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天子的好话； 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天子的好行为。”天子本是天下最仁爱的人，如果全天下的万民都能效法天子，那么还能说天下会治理不好吗？考察天子所以能把天下治理好，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只因为他能统一天下的意见，所以天下就治理好了。已经做到上同于天子，而还不能上同于天，那么天灾还会不止。假如遇到气候的寒热不调，雪霜雨露降得不是时候，五谷不熟，六畜不蕃，疾疫流行，暴风久雨等等，一再来临，这就是上天降下的惩罚，用以惩诫那些不愿上同于天的世人。

所以古时的圣王知道天帝鬼神喜欢什么，从而能避免天帝鬼神所憎恶的东西，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率领天下的万民，斋戒沐浴，预备了洁净而丰盛的酒饭，用来祭祀天帝鬼神。他们对鬼神的奉祀，酒饭不敢不洁净丰盛；牺牲不敢不肥壮硕大；珪璧币帛不敢不合乎大小标准；春秋二季的祭祀，不敢错过时间；审理狱讼，不敢不公正；分配财物，不敢不均匀；待人处事不敢怠慢礼节。这是说：他象这样当行政长官，在上的天帝鬼神优厚地看待他，在下的万民也便利他。天帝鬼神优厚地看待他，而他能努力办事，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天帝鬼神的福了；万民便利他，而他能努力办事，那么他就可以得到万民的爱戴了。他以此治理政事，所以谋事得计，作事成功，守御坚固，出战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只因为他在治理政事上能统一意见。所以古代圣王治理政事是这样的。

现在天下的人说：“在今天，存在于普天之下的各种行政长官并未废除，而造成天下混乱的原因在哪里呢？”墨子说：“现在天下的行政长官，根本就和古代不同，就好像有苗族制订五刑那样。古代的圣王制定五刑，用来治理天下；等到有苗族制定五刑，却用来扰乱天下。这难道就是刑法不好吗？是刑法使用得不好。所以先王的书《吕刑》上这样记载：‘苗民不服从政令，就加之以刑。他们作了五种意在杀戮的刑罚，也叫作法。’这说的是善于用刑罚可以治理人民，不善用刑罚就变成五杀了。这难道是刑法不好吗？是刑法使用得不好，所以就变成了五杀。所以先王的书《术令》（即《说命》）记载说：‘人之口，可以产生好事，也可以产生战争。’这说的就是善用口的，可以产生好事；不善用口的，就可以产生谗贼战争。这难道是口不好吗？是由于不善用口，所以就变成谗贼战争。”所以古时候设置行政长官，是用来治理人民的。就好像丝线有纪（线头）、网罟有纲一样，他们是用来收服天下淫暴之徒，并使之与上面协同一致的。所以先王的书、老年人的话说过：“建国设都，设立天子诸侯，不是让他骄奢淫佚的；而设卿大夫师长，也不是叫他们放纵逸乐的，乃是让他们分授职责，按公平之天道治理（人民）。”这说的就是古时天帝鬼神建设国都，设置官长，并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过富贵淫佚的生活，而是让他给万民兴利除害，使贫者富，使民少者众，使危者安，使乱者治。所以古代圣王的作为是这样的。

现在的王公大人行使政事却与此相反：将宠幸的弄臣、宗亲父兄或世交故旧，安置在左右，都置立为行政长官。于是人民知道天子设立行政长官并不是为了治理人民，所以大家都结党营私，隐瞒良道，不肯与上面意见一致。因此，上面与下面对于事理的看法发生偏差。假如上面与下面意见不一致，那么赞赏不能勉励人向善，而刑罚也不能阻止暴行。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回答说：假定处在上位、管理着国家、作为人民行政长官的人说：“这个人可以赏，我将赏他。”如果上面和下面意见不一致，上面所赏的人，正是大家所非议的人，说我们众人与他相处，众人都认为他不好。那么，这人即使得到上面的赏，也就不能起劝勉作用了！假定处在上位，管理着国家，作为人民行政长官的人说：“这个人可以罚，我将要罚他。”如果上面和下面意见不一致，上面所罚的人，正是大家所赞誉的人，说我们众人与他相处，众人都赞誉他好。那么，这人即使得到惩罚，也不能阻止不善了！假定处在上位、管理着国家、作为人民行政长官的人赞赏不能劝善，而刑罚又不能止暴，那不是与我前面说过的“人民刚产生，没有长官之时”的情况一样了吗？如果有行政长官与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一样，那么这就不是用来治理人民、统一民众的办法。所以古代的圣王，因为能够审慎地统一民众的意见，立为行政长官，所以上下之情就沟通了。上面若有尚被隐蔽而遗置的利益，下面的人能够随时开发他，使他得到好处；下面若有蓄积的怨和害，上面也能够随时除掉他。所以远在数千或数万里之外，如果有人做了好事，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道，他的乡人也未完全听到，天子就已知道并赏赐他；远在数千或数万里之外，如果有人做了坏事，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道，他的乡人也未完全听到，天子就已知道并惩罚了他。所以所有天下的人，十分害怕和震动战栗，不敢做淫暴的事。说：“天子的视听如神。”先王说过这样的话：“不是神，只是能够使他人的耳目帮助自己视听；使他人的唇吻帮助自己言谈，使他人的心帮助自己思考，使他人的四肢帮助自己动作。”帮助他视听的人多，那么他的所见所闻就广大了；帮助他言谈的人多，那么他的声音所安抚范围就广阔了；帮助他思考的人多，那么计划很快就能实行了；帮助他动作的人多，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很快就能成功了。所以古代的圣人能够把事情办成功、名垂后世，没有别的其他原因，只是能够以上同的原则来行使政事。

所以先王的书《周颂》上曾说过：“始来见君王，寻求（车服礼仪等）文章制度。”这说的是古代的诸侯国君在每年的春秋二季，到天子的朝廷来朝聘，接受天子严厉的教令，然后回去治理他们的国家，因此政令所到之处，没有人敢不服。当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敢变乱天子的教令，《诗经》上说：“我的马是黑色鬃毛的白马，六条马缰绳柔美光滑，在路上或快或慢地跑，在所到之处普遍地询访查问。”又说：“我的马是青黑色毛片的，六条马缰绳象丝一般光滑，在路上或快或慢地跑，在所到之处普遍地询问谋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古代的国君诸侯听见或看到好与坏的事情，都跑去报告天子。所以赏的正好是贤人，罚的正好是暴人，不杀害无辜，也不放过有罪，这就是上同带来的功效。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真想使他们的国家富有，人民众多，刑政治理，国家安定，就不可不考察上同，因为这是为政的根本。”

秋月迟迟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1) 。”然计国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何以知其然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故赏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计得下之情，将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何以知尚同一义之可而为政于天下也？然胡不审稽古之治为政之说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2)，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说也(3) ，唯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则是上下相贼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若苟义不同者有党，上以若人为善，将赏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赏而辟百姓之毁(4) ；是以为善者必未可使劝，见有赏也。上以若人为暴，将罚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罚，而怀百姓之誉；是以为暴者必未可使沮，见有罚也。故计上之赏誉，不足以劝善，计其毁罚，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

然则欲同一天下之义，将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赏使家君，试用家君发宪布令其家？曰：“若见爱利家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家以告，亦犹爱利家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家不以告，亦犹恶贼家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辟其毁罚。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之赏，而暴人之罚，则家必治矣。然计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家既已治，国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国之为家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乱，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家君总其家之义，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曰：“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国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国以告者，亦犹爱利国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国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国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民见善者言之，见不善者言之；国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矣。然计若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国既已治矣，天下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国，而非人之国，是以厚者有战，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曰：“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以告。”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见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天下必治矣。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5) 。

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故当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6) ，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若道之谓也。故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独子墨子有此而先王无此？其有邪，则亦然也。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为之人，助之视听者众。故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光誉令闻，先人发之。唯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夫唯能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赏之。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乡里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罚之。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岂能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圣王不往而视也，不就而听也，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为政善也。

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7) ，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

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

秋月迟迟

墨子说道：“智者做事，必须考虑国家百姓所以治理的原因而行事，也必须考虑国家百姓所以混乱的根源而事先回避。”然而考虑国家百姓因之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居上位的人施政，能得到下面的实情则治理，不能得到下面的实情则混乱。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居上位的施政，得到了下边实情，这就对百姓的善否很清楚。假若清楚百姓的善否，那么得到善人就奖赏他，得到暴人就惩罚他。善人受赏而暴人受罚，那么国家就必然治理。如果居上位的施政，不能得知下面的实情，这就是对百姓的善否不清楚。假若不清楚百姓的善否，这就不能得到善人而赏赐他，不能得到暴人而惩罚他。善人得不到赏赐而暴人得不到惩罚，象这样施政，国家民众就必定混乱。所以赏（罚）若得不到下面的实情，是不可不考察其后果的。然而考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获知下情呢？所以墨子说：“只有能用向上统一意见施政，这以后就可以了。”怎么知道向上统一意见，就可以在天下施政呢？这为什么不审察古代施政时的情况呢？古代上天开始生育下民，还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百姓人各为主。如果百姓人各为主，这就一人有一个道理，十人有十个道理，百人有百个道理，千人有千人道理。及至人数多得不可胜数，那么他们所谓的道理也就多得不可胜数。这样人都认为自己的道理正确，而认为别人的道理不正确，因此严重的发生斗殴，轻微的发生争吵。所以上天希望统一天下的道理，因此就选择贤人立为天子。天子认为他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治理天下，所以选择次于他的贤人立为三公。三公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辅佐天子，所以分封建立诸侯；诸侯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治理他国家的四境之内，因此又选择次于他的贤人，立为卿与宰；卿、宰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以单独辅佐他的君主，因此选择次于他的贤人，立为乡长、家君。所以古时天子设立三公、诸侯、卿、宰、乡长，家君，不只是让他们富贵游乐而选择他们，而是将使他们协助自己治理刑政。所以古时建国立都，就设立了帝王君主，又辅佐以卿士师长，这不是想用来取悦自己喜欢的人，只是分授职责，使他们助天明治。

现在为什么居人之上的人不能治理他的下属，居人之下的人不能事奉他的上级？这就是上下相互残害。什么原因会这样？就是各人的道理不同。假若道理不同的人双方有所偏私，上面认为这人为善，将赏赐他。这人虽然得到了上面的赏赐，却免不了百姓的非议，因此，为善的人未必因此而得到勉励，虽然人们看到有赏赐。上面认为这人行暴，将惩罚他，此人虽得到了上司的惩罚，却怀有百姓的赞誉，因此，行暴的人未必可使停止，虽然人们看到了惩罚。所以计议上面的赏赐赞誉，不足以勉励向善，计议上面的非毁惩罚，不足以阻止暴行。这是什么原故使之如此呢？就是各人道理不同。既然如此，那么想统一天下各人的道理，将怎么办呢？所以墨子说道：为何不试着使家君对他的下属发布政令说：“你们见到爱护和有利于家族的，必须把它报告给我，你们见到憎恨和危害家族的也必须把它报告给我。你们见到爱护和有利于家族的报告给我，也和爱护和有利家族一样，上面得知了将赏赐他，大家听到了将赞誉他。你们见到了憎害家族不拿来报告，也和憎害家族的一样，上面得知了将惩罚他，大家听到了将非议他。”以此遍告这全家的人。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而避免非议惩罚。所以，见了好的来报告，见了不好的也来报告。家君得到善人而赏赐他，得到暴人而惩罚他。善人得赏而暴人得罚，那么家族就会治理好。然而计议这一家治理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之故。

家已经治好了，治国的办法全都在此了吗？那还没有。国家之中的家数很多，它们都认为自己的家对而别人的家不对，所以严重的就发生动乱，轻微的就发生争执。所以又使家君总其家族的道理，用以上同于国君。国君也对国中民众发布政令说：“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国家的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也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国家的把它上报了，也和爱护和有利国家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赏赐，大家听到了将予以赞誉。你们看到了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不拿来上报，也和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惩罚，大家听到了将予以非议。”以此遍告这一国的人。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避免他的非议惩罚，所以人民见到好的来报告，见到不好的也来报告。国君得到善人予以赏赐，得到暴人而予以惩罚。善人得赏而暴人得罚，那么国家必然治理好。然而计议这一国治理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之故。国家已经治理了，治理天下的办法尽在这里了吗？那还没有。天下国家为数很多，这些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对而别人的国家不对，所以严重的就发生动乱，轻微的就发生争执。因此又使国君总同各国的意见，用来上同于天子。天子也对天下民众发布政令说：“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天下的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憎恶和残害天下的也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天下而拿来报告的，也和爱护和有利于天下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赏赐，大家听到了将予以赞誉。你们看到了憎恶和残害天下的而不拿来上报的，也和憎恶和残害天下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惩罚，大家听到了将予以非毁。”以此遍告天下的人。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避免他的非毁惩罚，所以看到好的来报告，看到不好的也来报告。天子得到善人予以赏赐，得到暴人而予以惩罚。天下必定治理了。然而计议天下治理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的缘故。

天下已经治理了，天子又总同天下的道理，用来上同于天。所以尚同作为一种主张，它上而用之于天子，可以用来治理天下；中而用之于诸侯，可以用来治理他的国家；小而用之于家长，可以用来治理他的家族。所以大用之治理天下不会不足，小用之治理一国一家而不会横阻，说的就是（尚同）这个道理。所以说：治理天下之国，如治一家，使今天下之民如使一人。抑或只有墨子有这个主张，而先王没有这个呢？则先王也是这样的。圣王都用尚同的原则治政，所以天下治理。从何知道这样呢？在先王的书《大誓》这样说过：“小人看到奸巧之事，知而不言的，他的罪行与奸巧者均等。”这说的就是看到淫僻之事不拿来报告的，他的罪行也和淫僻者的一样。所以古时的圣王治理天下，他所选择作为自己左右辅佐的人，都是贤良。在外边做事的人，帮助他察看和听闻的人很多。所以（他）和大家一起谋划事情，要比别人先考虑周到；和大家一起办事，要比别人先成功，（他的）荣誉和美好的名声要比别人先传扬出去。唯其以诚信从事，所以有这样多的利益。古时有这样的话，说：“一只眼睛所看到的，不如两只眼睛所看到的；一只耳朵听到的，不如两只耳朵听到的；一只手操拿，不如两只手强。”惟其以诚信从事，所以如此有利。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千里之外的地方有个贤人，那一乡里的人还未全都听到或见到，圣王已经得悉而予以赏赐了。千里之外的地方有一个暴人，那一乡里的人还未全部听到或见到，圣王已经得悉而予以惩罚了。所以认为圣王是耳聪目明吧？难道张眼一望就到达千里之外吗？倾耳一听就到达千里之外吗？圣王不会亲自前去看，不会靠近去听。然而使天下从事寇乱盗贼的人走遍天下无处容足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以尚同原则治政的好处。所以墨子说：“凡是使百姓尚同的，如果爱民不深，百姓就不可使令。即是说：必须切实爱护他们，以诚信之心拥有他们。用富贵引导于前，用严明的惩罚督率于后。象这样施政，即使要想人民不与我一致，也将办不到。”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们，如果心中确实将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要符合圣王之道，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因此对尚同这一主张不可不予以审察。尚同是施政的根本和统治的关键。”

秋月迟迟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2) ？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3) ？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4) 。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