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7-1-15 19:39 编辑
文/归隐宋朝
如题。我以为,忧患意识与神秘情结是李熙小说创作的两个要素,至少在现阶段如此。其实,这两个领域都是难啃的骨头,前者需要深刻,后者需要渲染。如此一来,敏锐探究出矛盾的症结所在和冲突点、爆发点,以及铺垫与架构故事的主脉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李熙做了大量的探讨与实践。在他进入书房的数月间,已经创作了十余篇引起热议的小说,且各具特色,蔚然可观。
可以说,忧患意识成了李熙小说创作的主要动因,也因此使得他的创作风格趋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他的大量作品突出的反映了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幻灭与沉浮、悲情与无奈,他是在用小说语言来针砭时弊、宣泄愤懑和表达不公。
像《一个棒棒的中国梦》里的王伍、《旋梯》里的青年画家、《城市的背面》里的小A 、《王八》里的王副局长、《马路天使》里的姑娘,以及《少女与城市雕塑》、《危楼》、《大隧道》,还有这篇新近发的《血祭长江》,每一篇都反映出一个社会现象、一个特定群落和一个时代结点,而每一篇也都不同程度的成为一个个宣泄的出口。我们在此感受到了李熙的愤懑、悲悯与嘲讽意识,同时也领略到了他的敏锐、激情和无奈。他大量运用了隐喻及烘托的技巧,这无疑是加深了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有的作品甚至抒发了诗歌的元素,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与共鸣。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或给予无限的同情或给予辛辣的讽刺或陷入深深的悲哀;另一方面,他却无力改变无力深入,甚至无力言明无力批判。我想,这也许是李熙的真正的痛苦所在。
基于这一点,李熙的这类作品往往带有一个其自身似乎无法克服的硬伤——头重脚轻。没有让深刻更加入骨,没有让悲凉更加绝望,也没有让讽刺更加无情,更没有让幽默更加黑色。我想这与他的诗人一般的浪漫气质有关,悲悯与谅解有余,而冷峻和客观不足,这多少有些遗憾。
至于说到李熙的神秘情节,我十分愿意把它归结为是李熙的一种创作体验。这是我熟悉的一种情结,我自己也是一路走过来的,这的确很令人着迷。单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更加符合铺垫与渲染的写作技巧,是一种极好的训练。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与我早年的阅读有关,我曾经狂热的追捧爱伦.坡和波德莱尔早期的神秘主义作品,它们所强调的就是铺垫细节和渲染气氛。基于这一点,也算是我与李熙的共同之处吧。
自打数年前认识李熙,一直觉得他的个性是个多维的矛盾体。有时他很超然,甚至有些漂泊感,但更多时候他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很浓烈的批判意识。同时,又有很深的孤寂感与幻灭感。他很理想主义,但又对其所产生的憧憬的愉悦与寂灭的痛苦,明显准备不足。李熙一直给我这样一种印象:一个踯躅于西南古镇的雨巷里渐行渐远的长衫寒儒,正义无反顾地奔向他所认定的温暖之所。
对于李熙的文字,我斗胆做出这样的评价:诗歌为上(尽管我看到的作品不多,但很有时代感,最符合他的气质),小说次之(当然,我是指他较为完美的作品),游记、策论、杂文再次之。当然,这种比较注定是局限而又短暂的,因为每个人的写作方式与关注点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我更加看好和期待李熙的未来。呵呵,就用李郎的一句诗来结束这篇字吧:
那个南来北往的天涯孤客 此时不知栖身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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