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继传统文学之我见 时下文坛光怪陆离,作家在创作上且不说是泊来还是自创,大凡有一点新手法便被大肆推崇,盖因传统文学标新立异不够,不易出名,便有了喧嚣一时的“颠覆论”之说。然而折腾了几十年,毕竟很少有思想上、艺术上能超过《子夜》的作品,鲁迅、茅盾、沈从文当时是大师,今天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大师,于是就有一些人站出来痛骂当下“文学杰作”实是垃圾、伪劣产品,呼吁铲除正在泛滥的文学错误思潮,希望大家回归到传统文学的麾下。基于此,笔者谈一点个人不为成熟的看法。 2000年流亡作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说其代表作《灵山》不过是道听途说、胡编乱造的东西。高的这部小说,沿用的还是两条线展开的传统写作手法,道听途说倒是有的,就比如他写文革武斗,“文化革命中,女人也跟着胡闹,有个十九岁的姑娘,曾经参加民兵训练,当过省里的特等射手,武斗中跟着一派上了山,把围剿的战士,一枪一个,一连撂倒了五个,连长急了,叫抓活的。后来她子弹打光了,被抓住剥个精光,叫一个战士一梭子冲锋枪从阴道里打过去,打个稀巴烂。”但要说高的作品是胡编乱造,就有故意贬低人家的水准与声望之嫌,——难道你写小说就光写你那点个人亲历?新中国成立60年了,有多少重大题材可以写,可大家都不愿触及,就比如空前滑稽的“大跃进”,荒诞在哪里?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有多少人祸的成分?十年浩劫出现了多少像重庆那样的红卫兵墓?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虽然在文学艺术性上不算上乘,仍被列入文学经典,成为伟大作品。现在我们的作家满足于小题材、小故事,而不能像《牛虻》那样给这个故事赋予一种大的精神和境界,也是我们的作家都走不远的重要原因。 好的作品的出现需要相当长一段文学稳定繁荣期的时间积淀,就比如诗歌,五六十年代大陆运动不断的时候,台湾诗坛在稳定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四五十年代还用日语写作的诗歌群体后来竟远远超越了内地的水准,当时就有中国诗歌不在大陆在台湾的普遍看法。现在我们相当多的一批作家,今天西欧,明天南美,浮糠似的顺水漂流,自己就缺那一根定海神针,虽然满足了短时的虚名,可因积淀不够、学养缺失,总也不见大手笔,而学来的鸡零狗碎,不过是猫狗学人,人家拉人屎,你也学着拉点类人屎而已,试看第三代诗运动之后,诗歌大都弄成了纯私人的玩意,各立山头还有经典吗? 蒋子龙认为“传统文学仍然代表着中国当今文学的品质和希望”,然而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再到新写实零度写作、新现实主义,中国作家的中长篇作品数十万计,经典并不多,作家自身在平庸的声誉中衰老,雄心未遂,人还活着。我想我们的作家除了自身的文学修养之外,还有一个写什么的问题。如果有人把“文革”时全国的造反派领袖采访一遍,那他就是对我们这个社会有功的人,因为他抢救了别人没有去抢救的资料,可这样的作家在今天已经很难有了,大家都处在自我阉割中,德国的汉学家顾彬就说,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反思文学是“说客文学”,因为反思都是指向了政治,都是标榜自己的无辜,而没有看到当时不去抗争就意味着同谋。西方有个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明白真相后悲愤地刺瞎了自己的眼睛。“无知犯罪者,无论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不是个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你干了没有?(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你干了,就该把双眼刺瞎。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过度的商业化使国家经济走上了现代化,但并不等同于社会现代化,在人世的喧闹海洋中,有相当一批不仅没有受益,反而遭到抛弃的民众,这就是底层。文学作品写得再极端,也没有生活更极端,2004年为底层代言的底层写作就已被正名,像刘庆邦的《神木》、曹征路的《那儿》。你不要说老舍《月牙儿》里的主人公、那个苦难的济南姑娘为什么不反抗,还有喜儿为什么不反抗黄世仁,那是扯淡,底层就是底层,失去土地不得不四处干零活的农民的疾苦你能回避吗?产业工人遭受的不公你能回避吗?今天过度个人化的写作,把自己封闭起来,意味着对社会责任的弃绝,有些作家受困于幻想,关注一只不幸的流浪猫,却忽略不少地区的高度贫困,指望这类作家写出伟大作品不是看走了眼吗? 说到传统就有必要提提先锋文学,我常常带着一种痛苦的钦佩看待先锋写作,觉得今天的先锋写作已经形式大于意义,你是什么先锋?是本土还是异域,是创新还是抄袭?我在这里并不是单纯为回归传统文学唱颂歌,因为还有一个回归到什么样的传统的问题,我推崇英雄主义,而那些“三突出”、“高大全”的作品则有损于传统;想来我们还是得以一颗平和的心看待生活,不去相信自己的直觉,而相信空泛的理论,甚至思想禁锢在为愚化小学生头脑而给他们读的历史课本上,这样的传统作家没有什么前途。我们一直在呼唤经典、呼唤伟大作品,一代又一代作家留下的经典之作,超越了不同时代、不同肤色的见解,就是每一个代际也都对应着一批作家的创作期,认认真真回归传统,“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作家的成就亦是如此,文学经典的出现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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