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终结对张国荣离开的世俗质疑
现实往往如此,我们浑浑噩噩半生,直到遭遇挚爱至亲之死,才是我们第一次深吸一口气思考生之意义的机会,尽管大多数人思考之后依旧浑浑噩噩下去。
每一个选择了死亡的人,在关键的那一刹那想必都已超越了我们惯常的生死观,而与另一个世界的逻辑开始了第一次接触。这种接触必然刻骨铭心,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自杀未遂的人会像上瘾一样一次次试下去,直到成功为止,女诗人普拉斯,小说家太宰治,甚至明星张国荣,他们的最后一次都不是第一次。
当身边所有人都在用碌碌的生去尝试遗忘死亡、否定死亡强大的虚无感的时候,那些准备自杀的人已经在用死亡赋予其实更虚无的生以意义。加缪说: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他不是危言耸听,究其根底,死亡是人之存在路程上最强悍的可见物,它时刻窥伺着突然一跃而出把你存在的所有意义取消,在这么一个永恒终结者前面人类的所有努力、功业皆成笑话,谈何存在主义的挣扎进取? 但加缪让我们一同思考的是,有一种偶然,连死亡都会束手,那就是时间。时间是不可逆的,即使在科幻世界里时光旅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因为回到过去意味着你已经篡改了构成今天“果”的一系列“因”的亿万分之一,那么“今天”也就会跟着改变。
但是,时间可以中断,杀死自己就是这种人类尝试代替神的冒险。每个人都必须一死,你不能选择死亡与否,但你能选择在你的死亡之前随时提前死亡,这是加缪交给我们唯一关于自由的确认。 自杀成为哲学问题,正在于它是唯一可行的自由,尽管它貌似消极。西西弗斯不断推石头上山,为什么他不在中途把石头连同自己扔进山崖中呢?难道他真的以为石头会在一次一次的滚上滚下中消磨殆尽?等待死亡、暗暗盼望自己将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不死者,与承认并且抢先拥抱死亡,哪一个更消极? 自杀不应该有任何世俗期待混杂其中,否则它便不是纯粹的哲学行为。所以,川端康成的自杀要比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更有意义,因为后者带有政治和美学双重的诉求,而川端的自杀仅仅是自杀本身。由此看来,因为生理学上的“抑郁症”导致的自杀也属于这种纯粹的自杀,因为它不能从世俗意义上寻找出自杀的理由。
可笑的是,世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样一种自杀,这样一种死亡。张国荣的自杀就是如此,我看过一些电视节目探讨他的自杀,都是纠结于自杀原因而且百思不得其解。的确,四十出头的天王巨星张国荣一切都仍如日中天,与同性伴侣唐先生的关系也平稳发展,其他的如自导电影因故中止等等并不构成致命打击,唯一确证的就是遗书和朋友们披露的抑郁症,然后我们就像每一个抑郁症人士的朋友一样,幼稚地把死者的解脱视为对我们的背叛,反复质问为何。 也许我们潜意识感受到了死者对我们的藐视——他们已经超越生死荒诞的二元对立。因为某种先天的不同而来的抑郁,我不愿称之为病症,而更愿意视之为某种命运赐予的痛苦的礼物,它让“患者”体会到刘小枫所说的那种“形而上的无路可走”,它强迫相关人等去体验死亡,体验这完全外在于我们生命的一个大哉问。 现实往往如此,我们浑浑噩噩半生,直到遭遇挚爱至亲之死,才是我们第一次深吸一口气思考生之意义的机会,尽管大多数人思考之后依旧浑浑噩噩下去。
“我听人家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地飞呀飞,飞得累了便在风中睡觉,这种鸟儿一辈子只可以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王家卫借张国荣饰演的旭仔在《阿飞正传》里说的这段话,早已在传媒几十年的翻炒中变成令人厌烦的滥调。我倒愿意提醒大家回想一下,在电影接近结尾,旭仔弥留之际所说:“其实,这只雀仔从一出生就已经死了。” 我希望这不只是什么阿飞的自我否定。从死亡思考的角度来说,它让我想起存在主义滥觞阶段的一位大诗人的生死观,里尔克,他一辈子都在思考生与死,他认为生死相依,从一出生,就有一个“死亡”同时在你的生命中成长,人的一生不外乎是学习死亡。里尔克选取的思考对象是早夭者和敢于直面死亡的英雄,他在晚年巨著《杜伊诺哀歌》(本文依绿原译本)把这种思考发挥到极致:在第六哀歌,他歌唱无花果,是因为——“我们以开花为荣,却无可奈何地进入了我们最后的果实之被延宕的核心。” 无花果一样的英雄却不屑于延宕死亡果实的成熟,而直接把开花融汇于果实当中,让死亡成为一门艺术——“只是在英雄身上,以及那些注定夭亡的人们身上从事园艺的死亡才以不同方式扭曲了血管。” 在第九哀歌,里尔克直接把死亡称为“知心的死亡”,并且指出对死亡的熟稔使到“额外的生存/在我的心中发源”,额外的,是因为生恰恰因为知道死之后变得丰盈,所谓“获得新生”。 吁,关于死亡,关于自己选择的死亡,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是因为自从1989年第一次被海子的自杀震撼(震撼我的是他的遗诗和死法所展示的从容),到日后一些智慧的朋友选择离开,他们始终在质疑着我们习以为常的那句“未知生,焉知死”,他们呼唤着我们珍重生命的同时,也去尊重死亡,去接受在死亡世界里理应存在着的,与我们生之世界迥然有别的逻辑,那里绝非一片虚无。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本来并非一个祭祀死者的哀伤节日,相反古籍里与之相关的文字大多明朗愉悦,像《岁时百问》中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礼记·月令》更说:“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后来我们选择在清明与死者同游,是一种朴素自由的齐生死之观。这个时候,我们回想起那些勇敢死者,又有什么资格去八卦菲薄他们的痛苦或者洒脱呢?毕竟,我们常常自知世上有“偷生”,没有说“偷死”的。
【注】本文原标题为《未知死,焉知生——从那些令人“惋惜”的自杀者说起》廖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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