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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头上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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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17 11:4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新石头上的叶子于 2016-3-17 11:52 编辑

                                                               危险的写作者
                                                                        冉隆中
   即便在文学被所谓“边缘化”的今天，作家在许多人眼里，依然神圣而且清高。作家现在通常又被人称为“坐家”——坐在家里，在电脑上潇洒地敲敲键盘，就可以替代以往笨拙的“爬格子”，然后向一些熟悉或者陌生的邮箱发发“伊妹儿”，再然后，就可以在家坐收渔利了。多么惬意的日子!曾经被海德格尔反复引用的、诗人荷尔德林的那两句诗，“人充满劳绩，然而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样的境界，在如今部分“坐家”那里，或许已然率先实现?
   然而却没有一个作家会这样看。他们会强调写作的辛劳：即便“坐家”写作，也劳形伤神，颈椎、腰肌、坐骨神经劳损，是作家们的常见病；熬更守夜引发的失眠，久坐不动引起的体虚，在多数作家中更是司空见惯。一些作品写出后无处发表，发表后无人问津，一些著作要靠化缘甚至自费才得以出版，出版后也只能束之高阁或者又化为纸浆，也是常有的事。哪里有那样的诗意啊?即便一些不愁发表出版并能赚取多少不等稿酬版税的作家，他们也不承认“坐家”就等于“诗意”。他们甚至还说得更危言耸听：写作不仅辛劳，而且还十分危险!他们所说的风险，也就是当一个作家写作每况愈下时，可能会失去几根“粉丝”。而越是强调写作的痛苦和风险，就越能说明写作的神圣和作家的伟大。如果还顺便吓退几个涉世未深的初学写作者，让文学之路不要那么拥挤，少几个抢文学饭碗的初生犊子，也是好事呢——毕竟，我现在也正端着这只碗。
   也有说阅读相当于探险的，更有说批评才是真正危险的……类似说辞，不一而足。好像跟文学、跟作家沾上了边，就真的很危险似的。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文学写作并不真危险。因为这是一个凡事越有危险越能聚集人气的时代。当官危险，当越大的官肯定越危险，但是，谁阻止得了愿意当官者如过江之鲫?炒股危险，陷得越深的炒股者越危险，难道有谁不知道如此浅显的道理?但是不防碍股民队伍滚雪球般越来越庞大。因为所有人都懂得高风险高回报的常识。相形之下，对于大多数写作者而言，文学应该是低投入低产出的一个行当，写作也就是一个低风险低回报的事情。君不见，如果按人口比值来看，将写作当成职业和事业来对待的人，如今不是已经少而又少，并且老而又老了么?
   当然我不是说写作就真的没有一点危险。危险是一个规定性和指向性很明确的词，它如果要跟写作发生关联，那也应该是很明确的。比如，古往今来，也有过无数“写作危险”的例子：一个书生，如果生于秦，可能被活埋；在清朝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顺口溜，则可能陷于万劫不复的文字狱；当代曾经有“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如利剑高悬——这些都可以算作“写作危险论”的依据。而当下，跟写作相关的危险，最大和最多的方面，可能来自于市场：一本书畅销不畅销?获奖不获奖?有没有影视买家?说起来，这已经是有利无利或者利大利小的事情，算得了什么危险呢?如果硬要将写作与危险上扯，我或者算遇到过一两桩。几年前，我受邀写一部文学评论性质的表扬书稿，因为篇幅字数等原因，书稿后来被组织方做了大面积的压缩调整，书里一位被表扬者认为表扬不到位，因此大发雷霆，让我莫名其妙地尝了一回“写作危险”的滋味。从此我决心不再盲目写辱没评论的表扬稿，我的评论也因此而被一些人认为有了一点小起色。结果却招致同一个地盘上另一位评论家的背后攻击。我又诚惶诚恐，以为还是“写作危险”惹的祸。但是扪心细想，却又发现，辱骂我的作家或者评论家，公开也罢背后也罢，却都没拿我的具体文章说事，而是扯出一桩我很多年前的离婚隐私，俨然当事人般到处张扬，以此来推论：一个德行不完善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来的，更无权和不配做一个批评家。原来还是跟“写作危险论”没什么关系!但是所有的辱骂却给了我更进一步的警醒：不仅要认真谨慎为文，更要认真修身做人!
   就在我认为可以放心写字放胆为文时，一个人，以及他的写作个案的出现，再一次颠覆了我关于“写作并不危险”的已有看法。这个人，名叫朗生。
   最初我是在近两三年某一日的《南方周末》写作版上读到朗生作品的。《南方周末》是我近十年自费订阅报刊中淘汰到最后还保留的一报一刊之一(另一刊为《文学自由谈》，尽管该刊为我提供一份赠阅，我还是坚持自费订阅，以表达对该刊一直致力于建设“文坛民意”集散地的敬意)。在时间充裕时，我会对这一报一刊从头看到尾，这也算从小培养的“不浪费粮食”的习惯使然吧?《南方周末》写作版也许在该报各版中并不是最重要或者最吸引眼球的，但是却是跟该报思路和风格保持得最一致的。近十年里，《南方周末》好像经历了从批判现实到建设普世价值观的转变，而《南方周末》写作版的文风好像亦“与时俱进”。但是说实话，要想记住这个每期不足万字版面上的每篇文章每个作者，即便像我这样认真的读者，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朗生却被我记住了。记住他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当了一个月清洁工》，是写他在昆明某商业中心门前扫大街的琐事。那是一条我熟悉的大街，我知道那里每天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但是却从来没有以一个清洁工的眼光去打量过那条街道的任何细节。朗生却去了，而且，在那里，他跟一个普通清洁工一样，承包了相应的路段，起早贪黑地扫街，一扫就扫了一个月。清扫，保洁，检拾各种垃圾，成为朗生在那一个月里最基本的词汇。他清扫的路段，联系着他的荣誉，甚至500元的报酬。一个月后，当他脱下环卫工人服装时，他已经是一个扫街熟练工。当我读到他记录自己做清洁工的文章时，我感到新鲜而振奋，那里面的每一个词都是及物的，都能落到实处，而整篇文章干净利落得一如朗生刚刚清扫过的那段路面。我为云南又“冒”出一个有实力的写作者而感到高兴，同时也感到纳闷，朗生是谁?以他文笔的老道，绝非所谓文学新人。而朗生在自己生活工作的城市里扫街一月，要让熟悉和认识自己的人发生误解，要呼吸汽车尾气，要若无其事地捡拾肮脏的粪便，这一切，难道就为的是写下这一篇文章吗?
   很快我又在《南方周末》写作版接二连三读到朗生这种直接体验式的文章，有的甚至是整版篇幅。比如：《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农人》《擦鞋者歌》……在我的印象中，云南作家作品在《南方周末》见报较勤的是两个诗人：于坚和雷平阳。但是他们也没有在那张“热报”上整版见报的待遇。朗生除此外，更有一大堆发表于别处的同类文章：《书城经历》《失去的生活》《擦背》《讲课》《沦落街头》《与流浪者同行》《老夏的回归田园之路》等等。他的这些文章，全都是他坚持对社会底层引车卖浆者流直接体验的结果。他的直接体验短则一月，长则数月、半年，或者更长时间。    他“玩”的可都是真家伙!比如去当农人，他是真的白食其力地到一个山头，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守望山林的农人。除了偶尔有人来看他，多数时候，他要在山头上孤独地与森林为伍，防火防盗，栉风沐雨。闲极无聊时，他辨析长足花蚊的细腿，看划过夜空的流星……下雨了，他要赶紧收集雨水，用于煮饭之需；转山时，遇到一根枯树枝，他也绝不会放过。他已经按农人的习性在山里生活，劳作，思维，而不需要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特别去观察和体验。在他“沦落”昆明闹市街头数月做一个擦鞋者的日子里，他拜“资深”擦鞋者为师，每天要去抢地盘，要学会吆喝着招徕顾客，要分析显在和潜在的顾客的消费需求，要去盘算每一天的收入支出，一点一滴，都跟我们在城市街头见到的擦鞋者没有区别。这样的直接体验，以及后来写出的直接体验实录作品，在目前国内，我还没看到第二例。可以说，朗生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角色中去的一个孤例——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别于所有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有组织的“深入生活”，甚至，他也有别于曾经出现过的为写作目的而介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体验生活者。上世纪有过一部引起轰动的《丐帮流浪记》，该书作者为熟悉乞丐生活习性，曾经乔装打扮混入流浪人群相当一段时间。但是作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只在写作本身，乔装打扮混入丐帮只是为了获得观察体验的便利(当然，作者这样做，直到今天来看也很难得)。而朗生跟那些写作者的区别，一个只是为了“看”，一个却是真的“做”；前者在心理上是跟被“看”者有距离的，甚至是有高低之分的；后者在身份上已经接近或者等同于他所进入的人群，在感情上、心理上、甚至生活方式上，已经是和他们一样，或者已经相当于他们的最低地位。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在很短的时间里是不可能的，在过程中如果总是惦记着自己的“写作使命”，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先忘记自己的写作人身份，忘记自己的写作使命，才可能最终进入并认识和了解真实的人和社会。应该说，朗生的直接体验以及后来的写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可能。而这些经验，让我首先感到的，就是他的做法在当下是难以复制的，而且是真的充满危险的。
如果说朗生扫大街，擦皮鞋，干这些苦活累活脏活，其危险性主要是可能危及个人健康的话，那么，他独守山林，或者       在都市与流浪者为伍，露宿街头或者桥洞，共享残羹剩饭，则可能存在另一些难以想象的更严重的危险。还有一类危险来自误解。比如他在昆明翠湖周围长时间地擦皮鞋，就曾经被单位(一家报社)的同事所撞见。他从他们鄙夷的表情里已经读出了那种误解：这个自命清高，在报社20年里从来不拿红包的编辑记者，终于有混不下去的一天!而他自救的方式竟然是去大街擦皮鞋!真是让他的同类斯文扫地!他开始还会意识到这种误解对他的伤害，但是他不能解释；到后来，他已经不觉得这里面会给他带来什么伤害，因为，他们彼此并不需要达成所谓的理解。在直接体验过程中，朗生对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危险采取了谨慎的避让；而对于来自内部世界的危险，他通过直接体验的收获——升华和净化自己的心灵，使之有效地得以化解。还有另一种误解却是来自作家同类，他们会对朗生直接体验以及写作方式发生误会。2009年12月6日，我与云南作家李霁宇、胡庭武小聚，在席间就“朗生模式”(姑且这样叫吧)展开讨论。胡庭武认为，所有优秀作品都是作家书写自己最熟悉的经验的结果，并进而认为，从童年开始的人生经验，对每个作家来说，已经是一座取之不竭挖之不尽的富矿，因此，朗生式的所谓直接体验，是不必要的，从写作的有效性角度说，也是无意义的。李霁宇却认为，朗生的直接体验，相当于演员里有本色演员和性格演员之分。朗生属于性格型的，他可以通过不同的体验方式，去接近不同类别的人群，因此，朗生的直接体验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他们的争论，我知道已经是在另外的层面上说事。或者说，至少对朗生的本意产生了新的误读。记得当时我没发表什么意见，而是从朗生身上，我再次想起了作家们关于“写作危险论”的阐释，现在我们知道，写作真的可能会很危险，但是，作家们通常所说的危险，跟朗生遭遇的危险，已经不是一回事情。
   那么，朗生为什么要坚持走这样一条既充满种种危险，又吃力不讨好的直接体验式的写作道路?他的参照系来自哪里?
我注意到，早在25年前的1984年，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朗生(那时他还没有朗生这个笔名，而是叫本名张字光)，主动选择了进藏，在《西藏文学》杂志社做了五年的文学编辑。西藏，曾经是那个时代文学青年的最神往的天堂。张宇光置身于西藏文学大本营中，却对身边那些文学青年动不动就寻找“魔幻”的五迷三道颇不以为然。他当时热衷的是往藏北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跑。五年后他选择离开西藏，回到生他养他的云南。他从西藏带回来的是三部作品：《山神之地——藏北聂荣牧区民俗考》、长篇小说《拉萨的月亮》、短篇小说集《一道花边》，以及朗生这个带有西藏意味的笔名。注重民俗田野调查的工作方式，一直贯穿于朗生此后的工作和写作中，直到今天。而田野调查的近距离、细致入微的观察方式，不仅影响了他作为记者的工作作风，对他后来的直接体验写作也有很大的关联。在他的《拉萨的月亮》中，他用较大篇幅写到一个叫达维-耐尔的法国女探l硷家：“最早来西藏的西方人是传教士和探险家，不过他们的名声，已被接踵而来的间谍和武装侵略者搞得狼藉不堪了。……但是，在他们中间，尽管很少，却始终都有坚持个人立场的真正的学者和探险家存在。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拿更多地了解西藏当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什么政治或经济上的图谋，也不代表任何一种强权势力，而仅仅只是表现了一种真诚的想与陌生的他人交流沟通、彼此学习，以达成最终的相互理解的愿望。这种美好的西方理想主义者中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来自法兰西的杰出女性，她的名字叫达维·耐尔。达维·耐尔女士是著名的探险家、作家和东方学者，她一生曾三次进入西藏，甚至不惜装扮成乞丐沿路乞讨，横跨了整个雪域大地。”从这里我们知道，朗生在西藏时期，已经找到他人生和写作的第一个参照系，那就是达维-耐尔!他后来的许多直接体验程序的设计，与达维‘耐尔当年在西藏行走写作，何其相似!
   但是，朗生的直接体验写作，真正开始的时间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直到2005年，他才走上街头，选择的第一个职业，就是擦鞋。擦鞋从一开始并非主动，而是被动的：朗生工作接近于失业，人也患上了比较重度的抑郁症。擦鞋，从一开始，只是为了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也为了摆脱梦魇般的抑郁。恰恰是他跨出的这一步，让他知道了直接体验可能蕴涵的更多意义。他意识到了那种对生命的直接体验，不同于单位或公司里的任何经验，更不同于虚幻、虚构或虚拟出来的网上经验。他突然明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普希金作品以及论述人民性的若干著作。他甚至认为，直接体验方式是当下知识分子达到人民性最可靠的途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该问题曾这样说：“当然，坐在办公室里很难发现什么，哪怕学问再渊博也没有用。应该让环境迫使我们和人民哪怕是短暂地生活一段时间，直接地，实实在在地而不是居高临下地生活一段时间，不仅仅在思想上赞同他们的利益。……不直接投身俄国人民并跟他们共同生活，那是很难了解他们的，倘若与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他们的性格就会在你们心中留下十分强烈的、你们简直可以触摸得到的印象，今后你们将永远不会对他们失去信任。”从达维·耐尔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可以看到，朗生的直接体验式写作的精神来源和理论依据。
   他的直接体验式写作，其效果又是如何呢?因为我们这里毕竟不是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而是在讨论一个文学写作与生活关系问题。从写作意义上说，如果直接体验式写作是有效的，那么它就该最终反映到作品上来。朗生的直接体验式写作，从2005年起步，到现在，他还处在行动多写作少，写作多发表少。也就是说，他自己也知道还处于实验阶段，他必须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去做，在做中不断思考，包括从一些思想和文学大师那里去吸收营养。即便如此，我从他已经写作发表的作品中，仍然看到了他这种写作探索带来的新质，其中最突出的，是表现在他文字的简单精确，与“物”的对应关系具体而实在。我们且看一段他对自己当清洁工的描写：“中秋节那天虽说下起了小雨，但大观商业城人流不减。第一天我还默算过清扫的次数，十四趟，就是在三百多米的街道上来回清扫了十四趟。简单地说，就是清扫了一条宽阔的近五公里长的马路，并倒了垃圾。然而，这是一条多么肮脏的‘马路’啊!我敢说，只要我和同事停止工作一小时，这条‘马路’将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垃圾场!最要命的是国庆长假，我面前人流如织，垃圾如雪，唾痰似雨，这是一个置身于社会底层的清洁工，才能看到的‘奇景’。在给朋友发的手机短信中，我提到过垃圾的种类：烟头、烟壳、纸巾、纸杯、纸盒、瓶子、塑料袋、小广告、脓痰、鼻涕、月饼、月饼盒、糕点、糖果、糖纸、盒饭、凉米线、烧饵块、炸洋芋、火腿肠、羊肉串、冰糖葫芦、竹签、牙签、冰棍、木棍、吸管、鸡骨、猪骨、死老鼠、呕吐物、大便、雨水、污汁、碎玻璃、钉子、沙灰、石子、泡沫塑料、树叶、草叶、菜叶、鲜花、水果、果皮……甚至包括人民币，简直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尽有啦。”他的呈现式的描写，看上去像中医在开处方一样简单明了，而其中蕴涵的对劳动者悲悯体恤，对人毫无节制的消费破坏，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情感倾向。“乱扔垃圾者什么样的都有。我仔细观察考虑过，这甚至与我们的公德水准关系不大。因为聚集在路边采血车旁的众多青年，可以毫不犹疑地挽起袖子无偿献血，却依旧改不了乱扔垃圾的习惯——包括那些身穿白大褂从事公益活动的医务工作者——这是一种源于农村生活方式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他的这些绝不凌空高蹈的文字表达，既区别于那些看似身处现场却满纸空话的新闻记者，更有别于在书斋里依靠想象写作的职业作家。朗生有个性有质感的文字，却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文坛认为这样的文字没有“文采”，他所从业的报纸认为这样的文字“啰嗦”。尽管也有人欣赏和推崇，但是，朗生在费尽千辛万苦甚至还要冒着种种危险去体验写作出来的东西，依然很少有地方发表，更无出版社愿意出版。理由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这个在文学和新闻圈里从业25年整的写作人，现在还只拿一份菲薄的薪水，因为他从来不拿红包，也很少有稿费，远比不上刚入行的小记者。除了早年写作西藏的几部书得以出版，后来他写作_的60多个短篇小说，以及直接体验写下的大量文稿，目前都还束之高阁。就连十年前著名批评家钱理群先生为他当时的一部新作写的序，如今也还只能挂在网上，无处安身。
   与朗生的文体不大受文坛欢迎相比，在今天，讨论他的直接体验式“写作模式”或许更有意义。比如，话题之一：他充满危险的直接体验式写作道路，与现行的“深入生活”观念和模式有何差异?
   作家写作需要深入生活，这是常识，而且是老生常谈。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到今天，几乎每个时代，所有的意识形态官员，都会拿它说事。但是它却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很好地真正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所谓作家深入生活，从来都有两种方式，既：被动的方式(如反右，知识青年下乡等)，它可能有效，却肯定不幸，肯定跟苦难联系在一起。那样的有效，宁可不要。另一种是主动的方式，特别是体制内组织的“深入生活”，基本无效，却一直做得轰轰烈烈。我在2009年6月应邀参加了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北戴河会议，该会专门就当下作家“深入生活”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作协甚至还研究总结出当下作家深入生活三种模式，即：采风型，度假型，挂职型。我到会就是专门为后一类话题去提供情况的。从2006年至今，我参与了在云南峨山设立一个“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两三年后，基地出了一大批作品，也开了热热闹闹的研讨会议。它比之采风，度假等形式的写作(如果也可以称作写作的话)，显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我不得不说，城里的月光最终还是无法照亮乡间的土地。当体验和深入生活成为一种外部的组织安排时，作家的内心需求其实是很难得到真正满足的。但是这样的组织肯定还会在不同地方，以不同形式，继续热热闹闹地上演。因为它有各方的需求和利益遮蔽其中。比较起来，朗生的方式应该说于写作而言会更有效，但是肯定是无法复制的。它跟体制内组织的“深入生活”，可以说泾渭分明。一个凸显的是危险，一个强调的是舒适。趋利避害是几乎所有人的本能，普通的作家当然也不能例外。甚至，对于热爱生活也懂得生活的作家而言，谁会像朗生一样，傻傻地还要去自讨苦吃呢?
   显然知道上述道理的朗生依然做得无怨无悔。他还是只要有可能，就要寻找新的直接体验，写新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作品。我想，他好像醉翁之意不在酒，难道他是想要以自己的实验，来颠覆或者说重建某种关于深入生活的新理论、新经验吗?
   正说着危险呢，朗生的危险就真来了：从2009年7月开始，朗生被陷入了“裸女门”事件——那时在网上和各种纸媒中，被暴炒的“裸女寻母”事件。朗生一不小心就成了其中的主角，而且还被赠于了“禽兽记者”的称号。他一直坚持的“受难”式直接体验，在这一事件中果真变成了“难受”、惊惶。我无意于在对一个文学理论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夹进绯闻私货，更无意于藉此去引起人们对一篇文章主旨的题外关注。但是“裸女门事件”不仅影响到了做为主角的朗生，也影响到在这一时期作为正研究朗生“直接体验”价值意义的我。我的调查采访变得困难重重。我与朗生同居一城，其间仅隔着十分钟的车程距离，但是我却找不到他。他甚至不愿意接受我提出的任何形式的采访要求。网络上一边倒的口诛笔伐，语言暴力的铺天盖地，让朗生成了惊弓之鸟。我甚至只能依靠手机短信与他交谈。而很多问题，根本不是手机短信所能讲清楚的。但是他在非常时期，不愿意见任何人，包括我这个对他的直接体验和写作文本已经有长时间关注的研究者。我们之间居然在很长时间无法消除隔膜。因此，朗生成为我写作调查文本以来，碰到的第一个基本不合作者。到写作本文时，我依然没见到朗生本人。因为他提出，见面接受采访的最基本条件是：我必须证明我是我。好像我已经成了卡夫卡笔下那只变为甲壳虫的小公务员。我只好以他还算能接受的手机短信方式，继续讨论我们的问题。
   我感到现在朗生的写作情形，又像快回到他患抑郁症的某个时期。他又要为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在哪里，我是谁——而忙活一段时期了。他的写作，至少在目前可能还是没什么反响。他的探索，也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朗生却注定要以自己认定的方式，就这样走下去。
（转自《文学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