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小说如何越写越通透 [复制链接]

罗柏林

主楼

发表于 2015-12-25 17:3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布面油画《少女·烛光·金鱼》

小说如何越写越通透

——2014年短篇小说读札

李昌鹏

把情节作为叙事结构核心，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叙事主流，而以人物为叙事结构核心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实现的一项叙事主流的转变。此后，人物被认作是小说成败的决定性要件——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却强调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这提醒我们，故事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并不逊于人物。
其实，在1928年，缪尔的《小说结构》中就将小说分为三类：情节小说、人物小说、戏剧小说。缪尔如此描绘戏剧小说：“人物与情节之间的脱节消失了。人物不是构成情节的一个部分；情节也不仅是围绕着人物的大致构思。相反，二者不可分地糅合在一起。”他还说，在戏剧小说中“一切就是人物，同时一切也就是情节”。
小说如何实现人物与故事的深度融合？如何才可以像缪尔所说的“一切就是人物，同时一切也就是情节”？盘点2014年的短篇小说佳作，发现不少作家的作品接近或者就是缪尔所说的“戏剧小说”，这些佳作最大的特点是通透。而以叙事沿革的大致主线考量，从情节小说到人物小说，再到戏剧小说，中国作家的小说有一脉是越写越通透。

通风透气的个体行为

行为是小说人物和小说情节的连通器，它不仅是人物形象的体现要素，也是故事情节的构成要件，始终伴随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
如果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是通风透气的，读者就不难读出行为产生的内在缘由：情绪、性格、潜意识、个人史、文化基因等。反过来看，作家应该深入笔下人物的潜意识、个人史、文化基因等，这样方能让人物的行为具有内核，这样方能够说，这篇小说把人物的行为写通透了。读者阅读小说时，可以考察一下人物的行为，看看行为中有没有潜在内涵。人物的行为和人物的外貌一样，只是一种表象，而人们常会说“相由心生”——“相”和“心”的联系显然没有“行为”和“心”的联系紧密，人们尚且如此来搭建二者之间的桥梁，所以，作家写作也好，读者阅读也罢，都该重视人物行为的潜在内涵和渊源。
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通过一个老司机的日常行为，传达了行为的惯性，自我身份的惯性，老司机退休后一直没有丢掉自己的司机身份，个人史深植于他的生命与生活。黄咏梅为中国小说人物的画廊贡献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卡车司机，这个人身后站着一个时代，他面前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展开，在时间的秩序中，这位司机的卡车从具体的逐渐变成了人生无形的卡车，他一直没有停止驾驶。从生活的角度看，老司机的行为表现为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行为的主要渊源是个人史。
毕飞宇的《虚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行为受人物思想支配。那位行将就木的老教师，他有一个问题：死的时候会收到多少个花圈？可是他儿子对老父的行为，正是和自己的个人史有关，也和父亲的个人史有关。老教师这一代人的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白求恩式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教好了学生，没有尽心辅导自己的儿子。老来“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蜡炬”的行为，和“泪”的意绪、意识紧密交织。中国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老教师死后渴望得到的花圈，并没有由他那些学生送来，还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家人。他以简约、干净的笔法，由教师及其子女的行为，引出社会现实中诸多庞杂的文化心理、价值判断问题。
石一枫的《放声大哭》为人物找到了一个更好地认识自己、不断审察自己潜在愿望的机会。想弄清自己思想和潜意识中大量无比沉重的忧患和模糊的要求，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偶然，成就了这篇小说，如同喷泉将往低处流的水突然立了起来，没有偶发行为，这篇小说就没有意外和成立的空间。石一枫呈现了人物生命意识中的冰山一角，令人思考那潜伏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的冰山基座。这篇小说显示了人物行为之“微小”和行为背后的意蕴之“深宏”。作品中“我”的所谓偶发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行为，其渊源就是庞杂的潜意识。
王芫的《父亲的毒药》，写作中有某种直觉成分，触及人类情感中最深奥的部分及他们生活中最微妙之处，直觉有时犹如大树的根须，在幽暗、深厚土壤中伸展。女儿的经历、行为似乎和父亲的“谶语”有关，父亲的“谶语”成为了一种心理暗示，成为女儿的爱情魔咒。女儿等待着父亲的“道歉”，她的行为种种，具有撒娇的意味在里面，也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女儿的性格。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经历过许多，这些经历逐渐和主体意识内化于一体，构成了性格，作品中女儿的行为主要受性格控制。
不有的《人面鱼》非常注重在行为中呈现人物的心绪和潜意识，甚至也呈现人性弱点。这篇小说是以一人称叙事的，“我”的许多决定都是潜意识的反映，作品写一次出游，“我”的紧张、猜疑等负面情绪，皆为心像，与外物他人无关。而“我”的性格，内心不断变幻的意识，正是促成旅游也是错过景观的缘由。一人称叙事的代入感，很好地隐蔽了“我”人性的弱点，读者会觉得和“我”一样，那是因为人物行为所潜藏的是人的普遍的人性弱点。《人面鱼》把读者震了一下，给读者以震惊的回响和余味。这篇小说将旅途故事放在国外，主要意图是在对比中显现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的形象，所以，《人面鱼》中“我”的行为渊源在文化基因。
行为应该是人物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行为的产生必有缘由。人物的行为受着种种内在机制的控制，即便是失去控制的行为也有其根源。古今中外，有许多“细节大师”：兰陵笑笑生、曹雪芹、鲁迅、张爱玲、莫言、王安忆、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塞林格、福特……他们不厌其烦描摹细节，注重人物个体行为在小说中的价值，那些细节证明了故事的文学真实，容纳独特的生命体验，把人物与情节写得水乳交融。

通彻透辟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有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小说中，人、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构成张力的因素，也是推动小说情节铺展开来的一种动力，社会关系在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于推动情节发展、产生情节跌宕等，同样具有毋庸置疑的功能。一篇小说如果呈现了通彻透辟的社会关系，便能在事件、事理以及人物的形象和内涵上显得更通透。
林筱聆的《关于田螺的梦》深入挖掘人与人之间显在、隐在的关系，作品书写了一群病着的丈夫和妻子，“我”找到并确立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女病人田螺出现在“我”的梦境，即是“敌人”也是“我”渴望成为的对象，梦境替代现实，让小说含蓄而又丰富。在这篇小说中，人物关系的开掘不仅传达了主题，甚至起到了收缩小说结构的作用，它让作品更紧致，使原本看上去松散的几个故事之间有了张力。同时，这群有着共同病态的人，他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故事。从《关于田螺的梦》可以看出，人物关系只要积极发掘，其功能也是很强大的。这篇小说由失去了身体交流的夫妻关系入手，表现家庭所受到的冲击、经受的危机，之后，又通过“我”和田螺的外在的医患关系，引申到敌友难分的女性关系，深致而独特。
邓一光的《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写一位母亲有两个漂泊在外儿子，可是这两个儿子都不能赡养母亲，以至于母亲死去也可能无人去料理。大儿子埋怨父母没有一碗水端平——小时候没有照顾好他；小儿子马上要出国工作，面对机遇，不能照料母亲。血亲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淡漠，而母亲的魂灵如同在他们不远的地方看着他们兄弟俩在那里为照料母亲的事情，讨价还价。天地君亲师，和中国人最密切的关系自然是亲——连母亲也不顾，是谓人伦丧尽。为追求种种人生的附加价值而人伦丧尽，这与人的初衷显然本末倒置。
王往的《奔走的少年》，在“我”和“少年”之间建立了一种群众之间的联系——广义的同盟体。“我”曾做协警，侮辱和殴打过一个少年，多年后，“我”因殴打侮辱“我”的老板入狱，万念俱灰，感到不能再相信这个世界，然而，当年的少年如今已成才，在主持正义。作品通过社会关系的展示，揭开了晦暗的一幕，传达了对“这世界”的看法，这回应了海明威。海明威曾说：“这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为之而奋斗。”其实，无论这世界美不美好，人们都应对生活充满信心，不因悲观失望而停止奋斗，这也正是王往这篇小说打动人的地方。其实，人物之间的关系，总是“染乎世情”的，通过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我们就不难看出社会的面貌。
吴君的《关外》，如果对应古代的小说，这个故事不难令人想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一个容貌姣好的富二代女，她要追求自己的爱情竟像杜十娘一样处于了劣势。作品隔空在当代女性黄倍倍和杜十娘之间建立了联系，实现时空对望。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主导思潮，财富不仅给穷人也同样给富人带来了诸多困扰，人际关系遭受扭曲，获取幸福生活的希望破灭。这篇小说写贫、富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财富像其中的照妖镜，一照遍地都是妖，富可能让人变成妖，穷也可能让人变成妖。在人的妖的交往中，人也变成了妖。这部作品站在富人的立场写了一个女性所受到的伤害，它告诉我们，要摆脱集体扭曲的价值观裹挟，平等、互爱、真诚的人际关系正遭受严峻考验。
徐铎的《“幸福”后半生》中的吴幸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一个很独特的喜剧人物。近期，不少作家不约而同书写养老问题带来的种种困扰，那些作品中，老人的境遇令人忧心。这篇小说中的吴幸福，中学毕业凭着父亲的关系进工厂，最好的技术工种车钳铆电焊他不干，他愿意守门房。因是捧铁饭碗的人，他娶了个好媳妇，但没有孩子。改制后，吴幸福下岗，离婚，前妻成了大老板，改革开放后吴幸福虽单身，倒也没有男人的寂寞。晚年他吃低保，卖掉父亲留下的房子，得到一百多万元，没有子女倒也衣食无忧。这是一个没有才华，没有心眼，一生没怎么操劳，晚年过得不错的人。这个人在家庭中失去了夫妻关系、长幼关系，在单位失去了工作关系，传统关系被消除殆尽，他不肩负社会责任和人生责任，所以，这个人是鲁迅所说的“没有价值”的喜剧人物。如果和吴君的《关外》比较，《“幸福”后半生》表明社会富裕，物质丰富，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到它的福利。
注重社会关系，将人以及人与人、人与群体写得通彻透辟，可能更容易回避小说创作的三种“常见病”：一、片面、孤立地看待人物；二、以情节为叙事结构的核心，轻慢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

三、情节推动乏力以及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回避“常见病”，小说更为健康。

通明透亮的交叉影响

事物是相互联系、变化、发展的，由此我们便不难想象，什么叫“影响”。人物和情节之间遍布着交汇点，小说中的人和事紧密不可分时，相互交叉影响，是有内因的，于是，小说的铺展就必定可以处在一种变化、发展的动态之中。优秀作家总是能把这种交叉影响写得通明透亮，从而塑造出圆形人物写出人物性格的变化轨迹，把故事写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乔叶的《黄金时间》以妻子的等待丈夫心脏病突发抢救的黄金时间消失为明线，暗线则是这对夫妻之前关系的持续恶化。妻子如此残忍地对待丈夫，是丈夫对待妻子的一种反弹。从情节中，我们既可以读出妻子的残忍和不贞，也可以读出丈夫的不堪和不洁，缪尔所谓的“一切就是人物，同时一切也就是情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丈夫和妻子之前并不是这样，这出悲剧是人物内心怨恨不断积聚后产生的，随着怨恨的聚集，人物的性格、心态不断变化，情节则表明，他们不断突破夫妻关系的底线，他们相互影响着对方，走向罪恶深处。
宋小词的《刺猬心脏》中，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小黑，如何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自己所不齿的那类人？在一个销售故事中，作品写的是小黑的被出卖史。低俗的同事，恶劣的生存环境，糟糕的个人处境，以财富衡量成功的社会背景，构成高压的态势，共同对小黑构成不良影响。她的行为在向丑恶妥协，而内心绷得越来越紧，内心的挣扎也越来越剧烈。当外部环境的灰暗面与一个人人性的幽暗面同谋（外因与内因共同施加影响），一个人就很容易堕落——在这样一团淤泥中，挣扎者浑身涂满黑泥，人本性中莲藕般的鲜洁，便会更为突出。这部作品的情节主线是小黑的堕落轨迹，外因影响着小黑，内因也做了外因的内应，小黑无法洗白自己在小说中的时代背景，但会使得这个背景更黑，这也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影响，而且关涉小说主题的传达。
周李立的《更衣》也是写环境对人的影响，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困局：主人公蒋小艾被困在了更衣室。蒋小艾成天面对的是一堆塑料模特，一堆没有生命的假体，这种工作和生活影响了她。对生活日渐钝感的都市女性蒋小艾，她也对运动和爱情热情不高，这其实是对生活的热情已被消磨。日常生活琐碎、重复，了无新意，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是麻木的。周李立创设特殊的情境，从微观上描述意外事件、陌生环境对蒋小艾感受能力的激活，传达了日常生活人道化的重要性。蒋小艾在更衣室一丝不挂，度过了孤立无援、无可奈何的一段时间，对自己的工作、处境，对爱情生活有过游丝般的新意识，作品容纳了非常独特的个体体验。小说中和困局有关的所有情节，也是人物的内心写照，她在困局中动弹不得，也被困局激活。情节在这篇小说中是人物心灵、情感的对应物，或者说人物的心灵、情感以情节的形式呈现。
曹军庆的《请你去钓鱼》，捉住了那些最能体现人物精神面貌的行为，当然，也就是捉住了精妙的小说情节，人物和情节彼此依托，相互影响，深入骨髓。一个“二奶”，获取了“老公”的宠爱，即将获得更多的宠爱，可她不辞而别。“我”无意间往她“家”的地上扔一个烟头，遭到她的强烈反对——这一行为所产生的故事情节，在小说中扩散为弥天影响。这个“二奶”的精神特征在这一情节中也得到表现，她渴望尊重和尊严——这个“家”不是真正的家，因为即便在高档宾馆人也不会往地上扔烟头。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点，曹军庆才写出了人的可贵，写出了人的精神活力。紧接着，作家另辟蹊径，写钓鱼，让另一个人物以及一条狗，进一步诠释“二奶”的不辞而别，以拓展故事的内涵。作品中的一个烟头，对人物和情节所产生的均是蝴蝶效应。
小说应该是一个有秩序的活体，人物、情节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人的脑袋和躯干，就像人的肉体与灵魂，不可剥离。要把小说写通透远不仅仅笔者所谈论的这些“做法”可行，因为一篇小说的关涉面很多，本文不过谈到了一篇小说中内容的若干部分，至于小说形式的问题则没有涉笔。能否选择与内容匹配的形式来表述，这也是一篇小说能否通透至关重要的因素。另外，本文所谈论的小说，不过是狭隘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产生的“新小说”，则是一种“反小说”，弱化人物、弱化情节后的“新小说”对传统文学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存在。“新小说”与现代派，以及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之间颇有渊源。